2017思想类图书关键词
人们总是会用黑格尔著名的论断———“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为思想的能为加上一个限定，而不去分辨黑格尔所追问的历史与思想并非二物。尽管今天的世界历史在资本的牵引下不断前行，但黑格尔式的关乎整全的追求却散落为不同角度的观察，虽然如此，所有试图回应历史的思想又在不同程度上关注着相同的问题。过去的2017年里，各种思想类图书或是应有关世界的不同观察而产生，或是作为经典文本，应新的历史语境需要而重新激发活力。一些经典的政治哲学文本回归的背后，实际上是政治现实的变动激发了有关政治的概念的重新讨论。而在资本世界中，马克思主义者仍在试图解释与改变世界，不同的应对与反抗策略被提出。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迈进带来机遇与危机，挑战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能力。中国思想界在应对一系列新进变动的同时，仍需要处理自身传统遗留的精神遗产。我们在此用四个关键词来捕捉这些思想类图书出版中产生的变化。
一、政治的概念与自由主义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美]列奥·施特劳斯：《哲人的自然与道德———尼采〈善恶的彼岸〉讲疏》，曹聪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美]塞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先萌奇、景伟明译，新华出版社，2017
[美]塞缪尔·亨廷顿：《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李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现代自由主义诞生自对政治的怀疑，并且在目之所及的当今世界不断展开对国家及一切现实政治的道德审判。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相对于政治社会的独立外观给予了人们极强的暗示：自由是人类的自然状态，政治则仅仅是必要之恶。相应的，道德也并非社会共同体由以维系自身延续的意识形态，更非某种超越之物，自由本身足以承当道德的位格。然而，现实的政治情境告诉我们，新的政治形态不断在斗争的事实中产生，政治不再是规范化、中立化的，屈居于市民社会及其意识形态之下的、技术化的死物，而是不可避免的常态。自由问题无法取代政治的现实性。在作为人类普遍境况的政治的概念上重新回归政治，而非设想任何非政治化、无矛盾性的伦理准则、政治理念取消政治，正是施米特（CarlSchmitt）在《政治的概念》中给予我们的思考。“政治的概念”所开辟的空间，使得一切现实政治的复杂性重新活跃在思想中，经典的政治哲学著作的翻译与引进因而具备了极强的现实意义。
《大地的法》（1950）是施米特思考的延续。进而言之，该书可视为施米特两部著作———《陆地与海洋》（1942）和《政治的概念》（1932）思想的集中体现。它所关注的不再是关乎政治统一体存亡的战争法权，而是一切法权的根源———“占取”。施米特认为，“大地之内蕴藏着对劳作的奖赏，大地之上展示特定的界限，大地自身负载着秩序的公开标志[1]”，所以法权与大地连成一体，而基于土地的“占取”则是“一切法权的根基[1]12”。施米特由此展开他对于“法（Nomos）”的讨论，源于“占取”的“法”来自于权威，而非“众意”，它是“将大地的地基和地面以特定方式加以划分和定位的标准，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秩序的基本架构”[1]37。换句话说，是权力而不是契约构成了“法”的现实性根基。“法”将随政治不断产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为不同的法权关系。
“占取”必定是具体的、历史的与政治性的。国际法历史就是占取行为及其划定的空间秩序的历史。同时，“占取”必然涉及占取主体之间的关系———向内，它指向所有制与分配关系；向外，它与其他试图“占取”的势力相对立。所以，换言之，敌友关系已经在这一“法”的表述中存在了。因此，贯彻全书始终的，是以欧洲公法从产生到终结的全部历史中，经由空间秩序的划分所产生的不同时期的敌友关系。如果说《政治的概念》为敌友关系勾勒了一个模糊的轮廓，那么《大地的法》则将施米特通过敌友关系定义政治概念的公法学背景清楚地呈现出来。施米特著名的论断———作为公敌，而非仇敌的“敌人”所带有的政治性色彩，即敌对关系中已然包含的共存关系，事实上来自被欧洲公法所承认的“正当敌人”问题。但是，施米特的思考没有在对欧洲公法秩序的保守中停止，他通过观察战争发生的空间场景的变化，比较了陆战、海战与空战对应的空间关系。他发现，空战所拓展的新的空间秩序为毁灭性战争提供了可能，因而政治性的敌友关系或许将被意识形态色彩的正义战争所取代，为国际秩序带来毁灭性后果。在当今世界中，假借自由之名的毁灭性战争此起彼伏，足以印证施米特的先见之明。
施米特潜在的论敌，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曾经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一文中指出，“不可忽略或遗忘尼采对现代理性主义或现代人的理性信仰的批判。这是自由民主制之危机的最深刻理由”。作为现代性和自由主义的批判者，施特劳斯认为，根据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人可以据此终结一切旧价值，作为行为的最高责任主体的人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最终造成了现代性第三次浪潮的产生。尽管施特劳斯多次谈论尼采，但我们仍无法整体把握施特劳斯解读尼采的方式，2017年1月出版的《哲人的自然与道德———尼采〈善恶的彼岸〉讲疏》则集中呈现了施特劳斯于1971年10月到1972年5月在圣约翰学院开设《善恶的彼岸》研读课的完整面貌。
施特劳斯指出，自然与历史的主题贯穿《善恶的彼岸》一书始终。自然在尼采看来，是混沌的、无意义的，这就是他所谓的“致命真理”。然而這样的洞见必然导致虚无主义，根本上将瓦解一切价值。施特劳斯强调，尼采《善恶的彼岸》一书的主旨恰恰在于回答这一问题，即洞见“致命真理”后如何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哲人必须在道德和政治上承担使命，这是一个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的命题。哲人通过权力意志对自然做出种种规定，这就是尼采意义上的哲学，它们都是历史的结果。超人扫荡一切旧价值是问题表面，真正的问题在于永恒复返学说“作为灵魂不朽信念的替代者，让个体对自己的行为有最高的责任感”———人真正开始创造价值。因而尼采对于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憎恶并非仅仅是他个人的时代之题，而是来自真正的人类生活中必然具有的自然等级秩序的权威性。真正的“自由精神”以及奠基于此的共同生活必须否定掉“民主品味及其现代观念的奴隶”，因为后者并非自然，而仅仅是历史与礼法的结果。施特劳斯欣赏尼采对于哲学与政治关系的判断，但是一如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一文中，施氏所说，“在使自己肩负起这一伟大的历史责任之后，尼采无法向其读者阐明一条通向政治责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