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按照孔子的这一说法，“达政”和“专对”乃是诵《诗》者的学习目的所在。换句话说，如果不能够达政专对，学习再多的《诗经》篇，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宋邢晶《疏》云：“此章言人之才学贵于适用，若多学而不能用，则如不学也。……《诗》有《国风》、《雅》、《颂》，凡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诸侯之政也。古者使适四方有会同之事，皆赋《诗》以见意，今有人能讽诵《诗》文三百篇之多，若授之以政，使居位治民而不能通达，使于四方不能独对，讽诵虽多，亦何以为言?无所益也。”据宋代大学者朱熹《论语精义》卷七上引范氏说：“学《诗》者为其可以施之政事言语也。授之以政，不达者不能行之也：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者不能言之也。既不能行之，又不能言之，虽多闻，不足贵也。”根据朱氏的这一番说法，“达政”是专就被“授之以政”者而言的，属于施政行为；而“专对”则是针对“使于四方”的外交使节而言的，属于外交言语行为。
如孔子所言，在先秦时代，《诗经》的学习与内政外交能力的培养关系密切。那么，孔子又为什么如此强调《诗经》的政教功能呢?细加分析，不外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于《诗》本身与政治伦理关系密切。《诗》三百当中，尤其是《雅》、《颂》当中的很多篇章，其最初的创作本就是出于政治目的，即如祭祀诗，在“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背景下，祭祀也是为了巩固统治，归根结底还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诗》三百篇中的很多内容，又与西周政治伦理思想密切相关。《孔丛子》中曾记载孔子有这样一番言论：“孔子读《诗》，及《小雅》，喟然叹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考�》，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也；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于《鸡鸣》，见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见贤者之先事后食也；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于《下泉》，见乱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见豳公之所以造周也；于《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于《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于《鹿鸣》，见君臣之有礼也；于《彤弓》，见有功之必报也；于《羔羊》，见善政之有应也；于《节南山》，见忠臣之忧世也；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于《楚茨》，见孝子之思祭也；于《裳裳者华》，见古之贤者世保其禄也；于《采菽》，见古之明王所以敬诸侯也。”在孔子看来，《诗》三百中，大多与德行、政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包含了诸如仁、礼、孝等道德伦理内涵的揭发与体认，这些东西在《诗》中并非只是抽象的逻辑事理，而是可以在现实社会当中借助“授之以政”的实践行为来实现的。而且，这些道德伦理内涵的东西，正是诵《诗》者从《诗》中体悟而来，并且也是他被“授之以政”的施政根本和保证，所以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谈到这一点时明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子路》篇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显然，他是把德治作为“为政”合法性的首要条件了。如果不具备伦理道德等修养，自然也就无法顺利“为政”，所以孔子在回答季子然“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乎”的问题时，明确申云：“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凡此种种，后世一些学者亦多有论及，如宋赵顺孙《论语纂疏》卷七中，注家首先援引朱熹《论语集注》之语曰：“《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风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下引辅氏之言注曰：“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谓正变《风》、《雅》或美或刺之类，故读之者必达于政。其言温厚和平，谓《诗》皆自平易之心发出；长于风谕，谓能感发于人，故读之者必能言而专对也。”又引胡氏之言曰：“《诗》之作也，虽有邪有正，皆原于人情及讽咏其所言，则事物之理莫不具载。故其情合于事理之正，则可以知风俗之盛，政治之得；其情背于事理之正，则可以知风俗之衰、政治之失，因是而通为政之方也。《诗》之言温厚，则不至于薄：和平，则不至于讦；能讽谕，则人皆易晓。因是，故能专对也。”另外，《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七又曰：“朱子曰：‘其中所载可见，如小夫贱隶闾巷之门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闻见者，其情状皆可因此而知之。而圣人所以修德于己、施于事业者，莫不悉备于其间。所载之美恶，读诵而讽咏之。如是而为善，如是而为恶，吾之所以自修于身者，如是合做底事，如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当赏，如是而当罚，莫不备见，如何于政不达?”辅氏等人的上述言论，在彰显了历代儒者对于《诗经》本身与政治伦理之间关系的认识，是极为准确到位的，其解释非常周密。
其次，春秋时代，统治者听取臣下意见，常常通过听取臣下诵诗，借以“观志”、“知志”。《国语・楚语上》：“左史倚相日：‘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而古代设采诗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也是出于同样的政治伦理目的，对于臣下来说，对于君主进言往往需要献诗言志，所献之诗，既可以歌功颂德，更可以婉转劝谏。在少数情况下，也有通过赋诗的方式，表达对于已故君王的颂歌。例如，公元前758年，卫武公去世，被谥为“武”。卫人感其德，赋《淇澳》歌颂其高风大德，诗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倜兮，赫兮喧兮!”、“充耳绣莹，会弁如星。瑟兮倜兮，赫兮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在《论语》中，孔子与其弟子曾几次引《诗》，尽管有别于君臣之间的赋诗言志，但其中也含有接近于“借诗言志”或“听诗观志”的情况。据统计，郭店楚简《缁衣》记孔子引诗25次(包括两《诗》篇名)，如第一章云：“夫子曰：好美如好《缁衣》，恶恶如恶《巷伯》，则民咸力而型不屯。《诗》云：‘仪型文王，万邦作孚。”《缁衣》为《郑风》之首篇，《巷伯》出自《小雅》，所引诗句出自《大雅・文王》篇。其用诗所在，既兼顾了原有的诗旨，同时也实现了为我所用的效果，可谓有“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之意味。
最后，春秋时代的贵族在朝聘会盟等外交活动及宾主宴饮时的酬酢周旋中，又常常需要赋诗以言志――以他人之诗言自家之志。赋诗所言之志，既可以关乎诸侯间的外交大事，又可以只表达个人好恶和意图，乞怜和恐吓，感激和憎恨，承诺和拒绝、逢迎和嘲讽，都可以通过温文尔雅的赋《诗》达到目的，以诗代言，既可以言之有文，又可以言者无罪。正如《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晋文公重耳逃亡到秦国时，得到秦穆公的帮助，在秦穆公要正式宴请重耳时，子犯推荐赵衰跟随，理由是：“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在宴会上，重耳赋《河水》，表达对秦的仰慕和归顺， 秦穆公赋《六月》，表达对重耳的支持。从子犯的话中可以推断，当时正式礼仪活动中需要赋诗，而赵衰之“文”，即是说赵衰善于赋诗言志，这也便是《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所谓“文辞以行礼也”。臣下的“献诗以陈志”，外交上的“赋诗以言志”等，都具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讽诵旧章”，指朗诵古人的成篇，主要是《诗》三百。《诗》三百在内政外交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就难怪孔子要教育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了。
献诗陈志与赋诗言志，都在于通过暗示使听“诗”者有所感梧、触类旁通，同时加上音乐对于情绪的感染。朱自清说：“《苟子・乐论》里说‘君子以钟鼓道志’。‘道志’就是‘言志’，也就是表示情意，自见怀抱。《礼记・仲尼燕居》篇记孔子的话：‘是故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这虽未必真是孔子说的，却也可见‘乐语’的传统是存在的。《汉书》二十二《礼乐志》论乐，也道‘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钟石筅弦’，‘乐语’的作用正在暗示上。”赋诗的根本方法是断章取义。有时只诵读某诗的某一章节，将自己的用意隐于其中；有时虽赋全诗，立意却仍在某一章节。由于赋诗是以他人之成诗，来言自己之志，以达到某种外交效果或者外交目的，因此赋诗所取的诗义，通常只能是比喻义或引申义。对方则需要凭借对《诗》三百的熟悉，参照彼此的外交情势与外交意图，来领会赋《诗》言志者的赋《诗》目的，这样双方才能达成彼此心照不宣的理解和交流。这便是“知”。“知”即是赋诗活动的完成。
“类”是赋诗言志的基本要求，要求所赋诗歌与交往场合、吟诵者的志向具有对应关系，关系错乱即是“不类”，赋诗“不类”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左传・襄公十六年》载：“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日：“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日：“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日：“同讨不庭。”高厚赋诗“不类”，竟然被人认为是有“异志”，乃至引起了战争危机。这说明在赋诗活动中，《诗》变成一套隐语，一套特殊的外交辞令，诗之“言”具有某种规定性，不掌握这套语言，不遵循这种规定性，就无法从事政治外交活动。如此，学《诗》者不仅要能够赋诵那些诗句，更需要掌握“诗”与“志”之间的对应关系，即懂得如何将己之“志”通过赋“诗”准确地表达出来，以及如何从他人所赋之“诗”当中体会出他人之“志”，而“引譬连类”之“兴”则是准确理解这一关系的关键。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孔安国注说：“兴，引譬连类。”朱熹《论语集注》说：“感发志意。…吲譬连类”从修辞角度说明了“兴”的工作机制，“感发志意”则从心理角度说明了“兴”的政教功能。将孔安国跟朱熹的注解合起来，孔子所说“兴”，就是用“引譬连类”的方法，达到“感发志意”的政教目的。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通过“引譬连类”的方法来说明或者理解抽象的政治、伦理思想，同时也是对于赋诗言志所需“引譬连类”方法的训练和熟悉。在《论语》中，我们看到孔子在具体教育活动中，很注意让弟子通过《诗》“兴”的“引譬连类”达到“感发意志”的训练，如《论语・八佾》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在这样的教学活动中，既通过诗句来理解政治、哲学思想，又通过这种理解方式把握赋诗言志的基本思维方式。
对于《诗》、《书》的掌握程度，还可以作为人君或者上层官僚挑选职官的标准。故班固说：“传日：‘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如果学习《诗》、《书》卓有成绩，就会被认为能够承担具有承担官职的能力。《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谋元帅。赵衰曰：‘�毅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国语・晋语》也记载了此事：“文公问元帅于赵衰，对日：‘�毅可，行年五十矣，守学弥敦。夫先王之法志，德义之府也。夫德义，生民之本也。能敦笃者，不忘百姓也。请使�毅。’公从之。”赵衰之所以推荐�毅为帅，理由是他喜欢礼乐(“说礼乐”)，熟读《诗》、《书》(“敦《诗》、《书》”)，《诗》、《书》中记载的为“先王之法志”，为“德义之府”，因此，一个能够熟练掌握礼乐制度和《诗》、《书》内容的人，被认为是一个有道德、有修养、有知识，能够心怀百姓的人，可以胜任为帅。同样的思想，在孔子“学而优则仕”当中，也有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