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走路上学要穿过一条宛如龙腹的地下通道。通道的车流繁忙而嘈杂，入口的电线杆时常悬挂苦主的悲泣控诉，廉价木板写着怵目惊心的血红大字，要求目击证人出来指认某年某月某日将他们亲生孩子撞死此处却肇事逃逸的司机或车牌号码。接着，我穿过一家臭气冲天的加油站，沿着过了清晨六点就炎热不堪的柏油路，裹在一条闹哄哄的摩托车烟雾里，经过酒厂、化学工厂，来到铅笔工厂旁边的学校。
没有长胡须的百年榕树，没有打弹珠的孩童，没有充满喧闹蝉声的寂静午后，没有宁静的稻田和茶园。我长大的台湾社会并不是侯孝贤电影里那个安静带点甜美忧伤的世界。
那是一个急于工业化以达到现代化的时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苦苦追着各式经济指数，中小企业单打独斗的创业血液流窜于每个男女老幼的体内。一家子攒起来过日子，父亲早出晚归，始终见不到人，母亲上班工作兼做家庭代工，小孩背过重的书包去上公立学校，剪一头违反地表上所有美学标准的发型。男孩念理工和医科，女孩念商科或结婚，想要学舞蹈、拍电影、搞剧场、当总统，都会让父母伤心。周围的有钱人叫“暴发户”。所有人均是一夜致富。有了钱，他们把孩子和钱财送去美国，除了买房子，还是买房子。
那时的台湾，还没有日本偶像剧，“幸福”这类词句并不太流行。台湾的童年并不悲惨，但也称不上是普鲁斯特的孔布莱。我只记得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等待的情绪。就像黑夜即将结束前的一刻。似乎，每个人都相信，只要我们不怨天尤人，埋头工作，会有那么一天，该有的，我们都会有。如同树木刚刚种下的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虽然那些树木目前只有丑陋枝干，一片叶子也没有，我们满怀希望，期待有一天它会如同伦敦的海德公园或纽约的中央公园一般诗情画意。
有一天。总有那么一天。天佑台湾。
作为一个孩子，我也跟着默默等待。虽然放眼望去，一丁点美丽的东西也无。只有破碎的路面，过挤的校园，污染的天空，违章的建筑，防盗的铁窗，粗鲁的成人，八股的教育，贫乏的娱乐。但，我从大人的表情知道，这只是黎明前夕的过渡期。我只要懂得闭嘴，把自己准备好，台湾社会将会如同我所幻想的一样完美：我幻想一流的美术馆，只要我想要，我都能去晃荡、发呆；我幻想一流的剧场，每个星期五都会有令人惊喜的首演；我幻想一流的书店，周日下午我能去听著名诗人朗读他们的新作，索取他们的签名；我幻想一流的建筑，我能常常单独漫游，不做什么，花很长很长时间享受自己的城市；我幻想，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像海明威一样带个钝头的铅笔，坐在一家常去的咖啡馆，认真地写作，寻求出版的机会。
我安静地等待。寂寞地成长。大学时代，台湾“解严”，解除各种禁忌，陈明章的音乐、莎士比亚的剧本、特吕弗的电影、村上春树的小说、福柯的文化论述，随着我成长进入社会，塑造了我看待世界的眼光。同时，周围的台湾社会如同动画片画面般楼起楼落，道路延展，从半开发的混沌状态逐渐转为成熟开化的结构，我们有了大众捷运、美术馆、书店、咖啡馆、电影院、时装店，百花繁荣的传媒产业与出版工业和伟大的“民主选举”。在我人生二十到三十岁的黄金时光，我的台湾努力要成为一个自由的象征、文化的摇篮；最重要的，一个现代的社会。
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一度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很“酷”的台湾人。我有机会去印度旅行，阅读本雅明和马尔克斯，懂得如何喝铁观音，也会写书法。我的人生旅途上，不断遇见陌生的人们，看见陌生的景色，而我一点也不畏惧。我只是充满激情地向外张开我的双臂，等着拥抱世界给我的考验与惊喜。我是一位全程紧盯窗外飞驰画面的旅客，当列车快速疾驰，沿途的每道光影、每种气味、每处景色，都随着迎面而来的劲风吹入我皮肤的每个细胞，涨满它们，撑破它们。我是自由的。每个旅客都是一个自由的人。
自由，你会以为我要用这个字眼来形容后来的台湾社会。而我却不是要寻找这个字眼。复杂，是我真正要使用的字眼。是的，我之所以能觉得有点“酷”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社会容许我有一点迷人的复杂性。我不是一个单纯面向的人。我拥有多重身份。如诺贝尔奖得主的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说，“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意大利人，女人，女性主义者，素食者，小说家，经济保守主义，爵士乐迷和伦敦居民”。身份如阳光下的三棱镜，随着镜面的转动，将会反射出不同的光芒，端赖光线从哪个角度折射。我是我以为的自己，也是别人以为的自己；不是自己看到的自己，也不是别人看见的自己。
因为复杂所以精彩，花样，深沉，所以出乎意表。所以酷。我只要专心去活，生命本身就是我存在的目的。我以为，这种丰富的复杂性正是痛苦地经过工业污染的台湾社会一直等待的，是我的父母牺牲了他们整代人的优雅，执意要送给我这一代人的礼物：一种真正的现代性。
纯粹现代的存在并不仅仅指涉多样的选择或多重角色的跳接。那是现代性的结果，不是起因，虽然对选择自由的渴望确乎是个源头。现代性鼓励流动，容许拼贴、游移，接受各种不确定、不协调，甚至强烈的突兀。十九世纪英国画家透纳第一次明确将“现代”呈现在众人面前时，他用传统油画技法画出了绚烂温暖的落日，远远从落日里冲过来的却是一个丑陋无名的黑色怪物。那是一个火车头。他同时又画了海水波光粼粼的宁静港口，天空旋着飞翔觅食的点点鸥鸟，里面停泊的不是镶着希腊女神头像的优美帆船，却是一艘耸着巨无霸烟囱的钢铁轮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惊世骇俗的达达主义短命却影响深远，因为自此精准塑造了现代性的面目。一九一七年杜尚将瓷小便池当作艺术品展出，直接挑战了状似完整的传统美学定义。大众以为他们要掀起一场革命，其实艺术不过是本分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混乱现实，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前卫艺术所“描绘的对象乃是世界的崩溃”。二十世纪初，传统封建制度早已瓦解，欧洲刚刚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由主义面临窘境，共产主义革命横扫欧陆，战乱与国土重组造成人们自我认知的改变，流亡迁移打乱了原本为稳定环境所凝固的文化传统，让不同的生活散落、碰撞、融合或相互抵制。人们对自己角色的安排全部打散重来。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纪末的网络革命，已经没有一件事情是在个体的主观控制之下。一个人的环境持续在变化，等待重组，重新定义，不断诠释。
现代性的孩子继承了一个被彻底瓦解的世界。上一代负责挑战威权，发动、又反对战争，搞性革命，拆迁语言，毁坏传统，打垮道德。等到我们出生时，这个世界已是不可信赖，混乱无序，无法一眼辨读了。怀疑是正常的精神状态，颠覆是重复使用到几近滥用的字眼；我们不要依赖、不能相信、不想崇拜，因为四周只剩扯掉虚伪外表的政治语言和人类不复刻意掩饰的赤裸欲望。我们活在一个电子化的人造幻境，当影像、声音、味道都已是堪可操弄的物品，谁会相信自己易骗的感官所接受到的任何讯息。一旦你读过了福柯、德里达、本雅明、米兰・昆德拉、夏目漱石、张爱玲，你就回不去那个纯真的年代。那个真理品种非常单一的年代。
什么是真理？就是正确答案。可以练习诠释、试图分析、努力理解，但不能祈求一个终极答案。因为一是，人类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答案永远正确无误；再者，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已经复杂到无法用一个正确答案就叫所有人满足而快乐。世界经得起剖析，经不起膜拜。真理，是传说中的一只独角兽，你用你全部的浪漫与理想去相信它的存在；但世故的孩子不再浪费平安夜去等待圣诞老公公的出现。他并不是不相信真理，而是他也准备好相信世界存有一种以上不同的真理，或根本没有真理。
现代性的孩子患有资讯焦虑，自以为见多识广，必然难以轻易将自己抛出去，他总是先观察、监测，再决定是否信任。现代性不容许一个人毫不保留地信任，因为主观的情感判断随时会遭到背叛。现代社会机制已过度繁杂精密，无法仅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来运作。在一个乡民社会里，人人都大同小异，长久居住当地，很少迁移，彼此相知相惜，分享同一价值，遵守同一份道德默契。一切都纯净，和谐，安宁，稳定，脚踏实地。人们由社区族群定义自我，被动地参与世界。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将如此乡民社会定义为礼俗社会（Gemeinshaft），而把现代世界中形成的市民社会称为法理社会（Gesselschaft）。法理社会里，群体维系靠一纸契约，不是美德，不是岁月沉淀的默契，不是彼此的良心，不是赚人热泪的浪漫口号。例如纽约大都会，混杂了各色人种的文化及不同历史时期迁入的社群，人们群居一块儿，并不是因为有一只邪恶的魔戒需要大家同心协力去找出来并消灭它之类的共同任务，而是因为欲望，因为选择，因为随机碰撞；个体与个体之间不纯然拥有共识，结合的基础乃是最普世的价值观，譬如人权，譬如平等。每个人容许以自身为目的，由自己生命来定义自己，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著名句子，“我是我，我从自身出发，借由选择与行动，我塑造自己”。个人的生命状态不全然与社群生活有关，每个小宇宙都有他自己选择信仰的真理。
台湾社会目前所感受的撕痛感，不只是“政治民主”的阵痛期，也是一种对现代性的适应期。台湾不再是当年那个充满省城气息、好男好女的有机社会。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第一次看侯孝贤的电影时，我就知道，那个悠远恬淡的台湾社会只会留在寸寸胶片里。至少，那早已不是一个八十年代长大的孩子的世界。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一个台湾人不可能再对自己的历史、身份与社会保持天真的态度。如果以为台湾社会还是那个一点也不商业化、充满人情味、凡事都为了理想、不做任何短线操作的礼俗社会，不免显得逃避现实，迂腐造作。台湾早已依照法理社会模式在运作，社会上大部分的对话与观点却还停留在礼俗社会阶段，坚持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纯真，以为自己还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村落，村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村民都是善良而诚实；所有外来者均心存邪恶，意图不轨，应该立即驱逐。因为我们村子是“我们的”。声嘶力竭的悲愤之后，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的乡愿。
现代性的前提即是不确定性。凡事都不能百分之百地确然。环境总在前进，朋友总在来去，工作总在改变，身份总在流动。陌生人在乡民社会是入侵者，在现代社会是你天天一起生活的邻居。过去在台湾，所谓的外省人是本省同胞眼中的压迫者，而今所谓的本省人在外省同胞的眼中是一个新兴的压迫者，加缪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就是《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刽子手》（Ni victimes, ni bourreaux）。没有永恒的定义，只有当下的意义。世界由水组成，随着时空而流动无形，我们只能紧紧观察现实，时时需要调整。卢梭说，现代生活给人一个“破碎的灵魂”。每个现代人一辈子都需要跟自己的精神分裂症相处。无可逃避。
现代性一开始便承认这个世界之不可调和。现代性从来不曾寻找协调。它不否定任何一种存在，它承认本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事物能够并存于同一个地球，且没有任何意图去撮合结亲。对立与冲突，自古至今就一直存在于这个凡间。冲突并不可怕，不懂得或不愿意处理冲突才致命。我认为，分裂对立是现代性的正常表征。传统价值向来崇拜谐和，强调一致，不鼓励出格，避免正面冲突。表面的统一却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它只会造成压抑，阻断沟通，强化弱势的悲愤，给予极权机会。激烈的对话也许会让气氛紧张，激化情绪，破坏世界大同的假象，但，至少让所有人的想法都清楚而大声地表达出来，每个人都会知道彼此的底限。哲学家伯林说，真正的民主便在于认清不同意见绝无和解的可能。你只能习惯它，接受它在你生活中存在的真实，在你的余生，一直带着这个认知活下去。
在现代框架下，主附地位并不清晰，主流性并不等于重要性，精英文化有时反是边缘文化，道德的纯洁及理想的崇高都不能将世界带到你的面前。个人，在一个他其实完全无法掌控的环境里，奇异地成为他自己的救赎。科学越发达，所发现的世界越微小；社会越现代，个体的世界越被放大。台湾社会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所得到的现代性，让个体不再是被动的棋子，而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传达自己的意见，进而影响我们的社会环境。就像文学里，最轻巧的句子，往往更能说明真相，一个个体在这个社会环境中的处境与其所行使的权力其实才是决定社会集体前途的终端，而不是倒过来。群体的集体意志在现代社会不复存在。制度只是一个机制，容许一个丰富的市民社会各自发展，然后透过他们各自的生活样貌去呈现一个社会的总貌。救赎，说到底，毕竟是个人的事情，社会只是个体道路的汇流。只要每个人努力当一个好水电工，好厨师，好作家，好上司，好店员，那么，活在其中的每个成员都会得到拯救。国家事务的确要关心，但是国家事务不是生命的终极答案，那是一个学习共同长期生活下来的结果，把国家事务摆在个人生活秩序之前，就像看一场电影时只急于知晓故事结局，却忘了享受整部电影的过程。
现代性并不是遗忘了生命本身不可承受之重，无意于故意轻忽公众区域对个体造成的压迫，也不是意图羞辱所有仍旧想要严肃研究人类生命意义的灵魂。但，现代性确实选择“避重就轻”。正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愈加沉重，盘根错节，灰色不明，如果不懂得采取轻盈飞翔的策略，怕只会跟着整个世界沉沦下去。但，这并不是闪躲，不是不负责任，也不是狡诈取巧。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他著名的《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里谈论轻的价值时，举希腊神话英雄柏修斯为例。柏修斯穿着长有翅膀的凉鞋，借由青铜盾牌上的倒影，得以成功砍下蛇发女妖美杜莎的可怕头项；之后，柏修斯以近乎情人的温柔保存女妖的首级，随身携带，在未来战役中当作利器使用，击败敌人。卡尔维诺强调，虽然柏修斯的力量在于“拒绝直接观视”，但是“他并不是拒绝去观看他自己命定生活其中的‘现实’；他随身携带这个‘现实’，接受它，把它当做自己的独特负荷”。
身为一个台湾人，我们身上所扛负的政治符号与国族纠葛未免不是一个蛇发女妖的首级。即使她过时了那么久，随便让她炯如火炬的双眼看上一眼，都得当场石化，不得动弹。而我们每一个台湾人都在学习别过头去，不去直观。虽然，所有的包袱都是我们的，不会是别人的。但我以为，现代性会是我们的巨大翅膀，帮助我们飞高，看清楚整个世界的景色，而不只是从我们所站立的地面角度。
当我小时候穿过那条空气浑浊、人车混杂的地下道时，我那发型剪成西瓜皮的脑袋究竟在想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但，我记得我很需要大笑。一个能够不把世界看得那么严重的机会。当周围一切都显得那么严肃，神圣，缺乏幽默感，米兰・昆德拉小说《玩笑》中的角色为了取悦眼前的美丽情人，开了一个轻薄的玩笑，那一刻，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没有什么急欲要牺牲所有人幸福以达成的国家目标，没有什么不能挑战质疑的社会准则，没有一定要肃然起敬的理论学说，只有爱情的可能性，生命的愉悦，私密的甜蜜，真心的笑容；而，一个瘦小不起眼的中学生，可以歪个头，眯起眼睛，换个看待世界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