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上一期邬华翔同志的文章，深深感到现代迷信不破除，几乎无法前进。 邬文说，“现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一点错误大肆渲染，妄图以此否定毛泽东同志毕生的功绩”；“针对这种倾向，李剑同志提出要大力歌颂毛主席，何罪之有！这怎么算是‘搞个人崇拜’、‘宣扬个人迷信’呢？”；“严秀同志为什么对歌颂毛主席如此反感呢？”看来，严秀同志大概是属于“别有用心的人”之群的了。
从严秀同志的《论“歌德派”》文中，不存偏见的人丝毫也看不出他对歌颂毛主席有什么反感。谁也没有反对要歌颂毛主席。问题是怎样歌颂，是实事求是的歌颂呢还是“搞个人崇拜”，“宣扬个人迷信”？严秀同志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确有很大的反感，但并没有反对歌颂毛主席。他明明指出，我国人民革命如果没有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他又着重指出：“但是决定的力量仍然是阶级和人民，不是个别杰出人物。”他只是不赞成“无止境地、集中力量地热衷于宣传个人决定历史，宣传‘大救星’，宣传一个人‘让’人民翻了身等”，认为“这样宣传不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以邬文的说法是强加于人，入人以罪。
《歌》文是热情的颂扬毛泽东同志而没有搞个人崇拜、没有宣扬个人迷信么？首先就要说到“大救星”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说来，“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承认什么人是“大救星”的。在人民中间，有那种“大救星”的朴素感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是要向这些人说服，咱们应当认识、相信自己的力量，不要唱那种“大救星”的赞美歌。我们的领袖也从来不想以“大救星”自居，总是说自己要忠于人民，自己不是救世主，自己是革命艰难道路上的幸存者。把我们的领袖说成是“大救星”，究竟是对领袖的“热情的歌颂”呢还是对领袖的歪曲？这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李剑的文章还说，“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姿容献给金色的太阳”。这话颇有诗意，也够热情的了。但“向阳的花木”究竟是否为了“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展开娉婷的姿容”呢？这却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能由诗人随意“美化”的。这句话，如果翻译成为社会科学的语句，那就是：“人民是为了领袖而存在的”。试问，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与领袖的关系的说法还是违背的呢？诗人的“热情”如果过了头，也是会出毛病的。
邬文说，“毛泽东同志是我们时代的伟人，他作为人，不能没有错误。”这话很好，可见邬同志已经初步从现代迷信的绳索中得到了一点解放。但是他接着又说，“但是，这(指错误。――尹)与他老人家伟大的功绩相比，只不过是泰山脚下的一座小土丘”。我们认为，这里邬同志很不够实事求是。我们谁也不想“别有用心”地妄图否定毛泽东同志毕生的功绩。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的确说得很对。的确是没有毛主席，恐怕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但是对领袖人物作历史评价，也要实事求是，不要“热情”过了头。
我们要歌颂领袖，这领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但我们的歌颂，不能受现代迷信的束缚，不要搞个人崇拜，不要宣扬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别有用心”地否定领袖的毕生功绩。邬文的指责是落了空的。
顺便还说说，《歌》文主张我们的文艺要歌颂领袖，要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树碑立传，要为四个现代化大声疾呼，并且说，“坚持四个原则，在创作上首先表现为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们撰写新篇”，只是它“对文艺创作歌颂光明、暴露黑暗之间的关系看法太片面”(见邬文)。我以为这也是现代迷信的绳索束缚住了他的缘故。正因为现代迷信那一套严重地纠缠着他，所以他陶醉于过去的成就，而不敢正视现实，提倡实际上是“瞒和骗的文艺”，口头上也提那么一下“去抨击形形色色的邪风浊气”，而不敢号召向阴暗面作顽强的、坚决的、韧性的斗争。他指责别人“诅咒”、“灰色”等等，却看不到没有“暴露”，那“歌颂”、“树碑立传”也往往容易失败。
一定要从现代迷信的束缚下解脱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