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必是打开衣柜,选择当日出门的行头。如果这一天的行程过多,更需要提前想好穿哪套备哪套。选好了衣服,还要冲澡洗头,整理容貌。女人化妆自不用说,就是男人,也会在浴室洗漱的时候,习惯性地对着镜子定格几秒,好像在打量另一个人。
男人照镜不都是自恋,特别对于头发渐稀、皮肤渐松、棱角渐少的中年男人来说。他们照镜子是为判断出门前自己的精神状态,以便及时调整出门的心境,并要想好这一天在哪儿与谁该报以什么表情。在社会分工细、群体划分严的多维社会,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扮演不同的角色,都要更换一套与之相应的言行模式。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演员,我们的演技,关系到我们的命运。
在传统社会,个体不需要对自己有太多设计,不必拥有太明显的个性,社会准则规矩重重,让人难越雷池半步。中国人讲德行讲礼义讲等级,西方人事事遵循《圣经》。中世纪的欧洲人毫无条件地敬畏上帝,服从特权;文艺复兴时期,典雅成了言行的风范;工业时代,个体要像机器上的螺母,机械地依从社会节奏。进入今日的消费文明,个体生活以个体利益为中轴快乐地自转,聪明与机巧嘲笑技能与智慧,社会性的言行准则变得既随机又实惠,利益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万金油,一切都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即使是对个体而言,所选择的准则也会按小时调整,哪怕前后相互矛盾。别的不说,让我们看看天主教明文惩治的“七重罪”吧,在今日消费的咒语下,摇身从“罪”变成了“德”。
一重罪――傲慢。在今天,铺天盖地的媒体广告,无不刺激着“本我”的膨胀。即便在商厦的厕所内,也能看到明星、模特那一张张充满物欲的脸,鼓励大家惟我独尊,“能否推销自己” 成了判断一个人能力的价值标准。谦逊的美德,沦为可悲的缺陷。
二重罪――吝啬。布达佩斯的玫瑰山丘,是别墅林立的富人区。谁能在那里置一套房,便等于加入了富人俱乐部。有一次,一位在玫瑰山丘购物中心里开餐馆的朋友跟我抱怨生意太差,还不如普通的居民区。我问:“这里不是富人区吗?”朋友反问:“富人怎么会成富人?还不是因为有钱不花?”我噗嗤乐了。玩笑是玩笑,但生活中确有不少“钱奴”,他们挣钱时欢天喜地,花钱时心痛如绞。吝啬至少是一部分富人的美德,账户里的数字增长是最大的快乐。
三重罪――性狂。性,不仅是性欲本身,还拥有直接的诱惑力和象征的征服力。记得有一届美国大选,在一份时尚杂志封面上,某候选人裤裆正中的阴影被故意夸大,以吸引崇尚性感的选民。在法国南部一条高速公路旁,有幅房地产广告格外惹眼:一位魔鬼身材的裸女在海滩横陈,车开近后,我才看清裸女的私处是一片热销中的小区住宅!消费时代,无耻和率真成了同义词。不少人理直气壮地问:“人有什么必要为快感而羞耻?”
四重罪――嫉妒。嫉妒有什么不好?嫉妒说明你看到了别人的长处,说明你有超过别人的愿望,说明你有了前行的目标和动力,说明你不愿随遇而安。生活中谁不想跟世界上最有名、最富裕、最幸运、最俊美的人一样有名、富裕、幸运和俊美?既然人人平等,他(她)有的为什么我不能有?“嫉妒”的词条在许多人那里可以改为:嫉妒是一种健康、积极、必需、有效的雄心。
五重罪――贪婪。在饭馆吃饭,耳朵里灌的都是类似的话题:哪里开了家新馆子,哪家推出了一道新菜,哪儿的菜牌最贵,哪儿的菜名最邪,哪儿能吃到蚂蚁的大脑喝到恐龙的脊髓。吃过的地方越多,说明越有见识;吃的东西越邪,说明越有胆魄;吃的饭局越贵,说明越有身价。在吃吃喝喝的关系网里,贪婪意味着有远大抱负,只是血糖血脂不认人,至少该适当注意点儿自己的体形。
六重罪――暴躁。或许这是“七重罪”里至今惟一还生效的一条。
七重罪――懒惰。如今什么人最有资格懒惰?要么有钱有势,要么有姿有色,总之,归属于消费社会的消费阶层。懒惰是要有钱做后盾的,因而懒惰成了富人的个性――“潇洒闲逸”。试问耽于酒吧的小资男女,哪个还会义正词严地谴责“不劳而获”?哪个不梦想当一辈子寄生虫?在一个视劳动为卑贱的社会里,懒惰成了众望所归的德行。
心理异化,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新的进化阶段。现代人的心理机制越来越复杂,传统的道德标准越来越尴尬,聪明人是能随机应变的灵活者,诸多理论要为我所用,诸多模式要见机更换,喜怒哀乐要跟衣服一样能穿能脱,或适当搭配。今晚刚流行,明晨就过时,不要说本来就复杂的审美了,就连原欲的“快感”,也衍生出了一大把定义。人,作为寻求快感的主体,自然准备了一堆面具。我们是重新定义“七重罪”的现代人,是拥有一副面孔多重面具的性格演员,我们快乐无忧,我们简单得无罪可赎。
【原载2010年3月14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
题图/人前人后/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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