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我的两个儿子分别在美国和澳洲读小学的时候,我就隐约感觉到,走进美国和澳洲的小学,出来后的儿子不再和我一样了。因为,我之所以是“我”,很多东西早在小学时候就已经被“灌输”进来了。所以,我曾经暗中决定,要和儿子一起读“小学”,看看他们是如何从小做起,培养公民的。我们都知道一句话:中国的问题在教育,那么,教育的问题在哪里呢?
教育的问题不在于有多少人受到教育,不在于教师有多牛――都是博士硕士,甚至不在于我们是否填鸭式地“灌输”孩子,而在于我们教给孩子一些什么知识和道理。简单地说,在于那本薄薄的课本上记载的是真实还是虚假,是真理还是谬误……
三年前在大陆陪伴病中的母亲时,我曾经请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把她所有的语文课本拿给我。后来,当我把这些课本选择了一些拿到海外给儿子讲,然后问他们学习后的心得时,他们茫然不知所云。例如,一篇课文讲改革的舵手邓老爷子到云南一所小学视察电脑教学,然后鼓励孩子们要为了祖国的将来学好电脑,孩子们激动万分。我反复给儿子讲解后,读小学的儿子还是不明白:国家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到学校去鼓励学生学习电脑?学习电脑难道不是老师或者卖电脑的商人们的责任?我当然没有告诉孩子,他们的长辈就世世代代受父母、祖父母或祖父母的祖父母关怀、爱护,所以我们的领导就像长辈那样关心他们。
在澳洲读小学的儿子写了一篇作文:《历史不断地重复自己》,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常听说‘历史是不断重复的’这句话,我倒希望一些历史还可以再来一次。例如十七世纪导致发现了澳大利亚的大探险。……但也有一些历史是我们不想再看到的。毫无疑问,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被偷的一代’(指澳洲白人把土著孩子强行抱走抚养),这是一个悲剧,也是我们的羞耻。但我们也有做对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分别于1988年和2008年,两次对‘被偷的一代’说了对不起。”这说的是澳洲政府总理两次就历史上的错误公开道歉,可儿子竟然用了“我们”,口气实在不小。我一开始准备翻译成“澳洲总理”或“澳洲政府”,又觉得这样篡改儿子的意思不太好,于是又改成了原文We――“我们”,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我找到机会问儿子:“不是澳洲总理道歉的吗?你这里为什么要用‘我们’?”
儿子甩给我一句话:“澳洲总理是代表所有澳洲人与国会发言的,当然是我们!”说完继续他那些乱七八糟的玩乐去了。我心里真是百味杂陈啊,原来,澳洲人也玩“代表”,竟然让儿子也自然乐意地接受了“被代表”。
而且,在这篇作文中,两个“我们”特别突出,而这两个“我们”强调的都是一件事:澳洲人对于历史上犯过的严重错误的认错精神,那种让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忍不住自豪地用“我们”――如此大的口气―― 来表达的,不是探险精神、奥运会等辉煌的成绩,而是“我们”做对的一件事:我们对过去的错误说了对不起啊!
这是儿子这篇作文在第一时间打动我的地方。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小学教育,能够靠“洗脑”,能够靠“灌输”,让一个十一岁的中国孩子如此自豪、自信地把“我们说过对不起”当成是这个国家历史上“做对的一件事”而写进作文呢?
中国有着辉煌的历史,如果我的儿子还在国内,他的作文会很长很长,他会为很多事情骄傲,希望历史不断重复,(如果有北京户口的话)他甚至还会为2008年的奥运会自豪,但他会不会在这篇作文中,也毫不犹豫地写上:历史上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但“我们”也有做对的时候,例如,“我们”向“文革”中的受害者说对不起了,“我们”向受毒奶粉伤害的孩子们说对不起了,“我们”向很多受难的矿工和弱势群体说对不起了……
【选自《凤凰博报》本刊有删节】
插图/问题的两端/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