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5月9日二十二时三十九分，王元化先生撒手人寰、永远离开了我们！王先生年近九旬，重病缠身，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一再嘱咐家人和医务人员，到了病情危急而他又陷入昏迷之际，一定不要作创伤性抢救，让他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王先生的这个嘱咐无疑是非常明智的，但熟知他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还是涌起一阵悲哀！
对被重病折磨的王先生个人来说，死亡不啻是一种解脱，但对我们这些如王先生所说“向着更有人性的目标走去”的人来说，却是深深的悲恸！这种悲恸的感情完全出于自然。不仅是对王先生，凡是对人类充满悲悯的情怀，以及对人类的民主进步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人，我们希望他们都能长寿。他们就是多活一年，对人类进步的贡献也是不可以道里计的。比如王先生，他殚精竭虑进行的是回首百年、重新启蒙这一承前启后的宏伟工程――以超越的立场，冷静而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戊戌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也可以说，反思启蒙是为了更好地启蒙。他鄙夷一切阻碍民主进步的愚蠢行为和落后文化，他鞭笞导致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人民陷入深重灾难的极左思潮。他有大海一样深沉的爱和悲悯的情怀，而在他心中鼓荡的，更是忧虑、痛苦、憎恶和希望。
当初我在电话里把我们这些感悟告诉王先生时，电话里传来王先生欣喜的声音，连连说：“你们看出来了？你们看出来了？”是的，我们看出来了。不仅看出来了，在后来阅读王先生的著作以及其他思想类的著作时，就常常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回首百年，重新启蒙；反思“五四”，超越“五四”。这一浩大工程在王先生这里，像涓涓细流汇成的大海。比如王先生对重新启蒙的切口很小，那就是他把“五四”精神归结为“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其核心就是“个人自由”。王先生认为，“五四”时期提出的个性解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压抑个性，对人、对人权的践踏和蹂躏。这是传统文化中最丑陋的一部分――专制制度的野蛮残酷与反理性，人民遭受的苦难与蒙昧，社会发展的停滞与落后，都与这有关。王先生说：“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名词由西方传入中国以来，人们都会说，可是却很少有深入的钻研，结果在人们头脑中只剩下一个朦胧的概念或几个口号。就以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来说，它的起源和发展流变，它在英美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的不同思潮中形成怎样不同的学说和流派，以及当它传入中国以后，我国思想家对它作过怎样的诠释与发挥……这些问题都是建立现代民主社会、民主体制所必须弄清楚的。”
王先生还说：“早在1919年杜亚泉就提出游民与游民文化问题，指出这就是中国专制制度的根源。所谓游民，是指过剩的劳动阶级，即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作不正规的劳动，其成分包括兵、地痞、流氓、盗贼、乞丐等。游民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相结合，就产生了游民文化。游民文化的破坏性非常大，一旦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以此性质治产必至于失败’。游民和游民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很少被人涉及。”而王先生从杜亚泉的论著中生发开来，道人所未道，给人以启迪。
当我在电话里和王先生探讨这个问题时，王先生说：“‘五四’时期参加东西方文化论战的诸家，特别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问题上。现在看来，所谓新旧之争，其实就是文明与野蛮之争。百年反思，我们应从保守派那里清理合理的部分，从激进派那里清理不足的部分。比如柏拉图赞成奴隶制，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他。杜亚泉作为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带有浓厚的民主色彩。他虽然服膺理学，但决不墨守。1918年，杜亚泉撰《劳动主义》一文，称许行之言深合孔子之旨，与子路迥别，是劳动主义者。孟子则是分业（分工）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他所赞同的，不是孔孟，而是托尔斯泰在《我的忏悔》中所倡导的体脑结合‘四分法’。这不是理学家所做得到的。”王先生在电话里特别强调：“我们在谈到传统伦理道德时，必须注意将其根本精神或理念，与其由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严格地区别开来。不作这样的区分，任何道德继承都变成不必要的了。每一种道德伦理的根本精神，都是和当时由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混在一起。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伦理道德在历史过程中所表现的呆板僵硬和带给人们的黑暗冤抑。对此，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漠然视之，要有一颗深入幽微的同情心。但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发展的，与时俱新、不断运动着的。所以，对传统文化的冷静思考，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这里，王先生提到泰州学派。他说：梁漱溟最服膺泰州学派，认为“晚明心斋先生、东涯先生最合我意”。当年王艮二十岁了还不识字，在海边煮盐，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但在穷困的生活中他并未潦倒下去，而是发愤求学，师从王阳明，但又不墨守阳明之学，谨承“良知”之说，主张爱己爱人，认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提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最后父子二人从阳明门下发展成泰州学派，直到晚明李贽都是这种思想的延续。但起自泰州学派的反礼教反传统思潮，后期却“荡佚礼法，蔑视伦常”，发展到近代，愈益极端，成为小传统中最坏的一部分，给社会带来很大的破坏性。
除了“五四”启蒙精神、杜亚泉等提出的游民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之外，王先生几次嘱我注意的还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这可不是个简单问题。王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反思中，对自己过去所信仰、所崇奉、所迷恋的某些人物某些思想观点，作了再认识再评价，其中包括精读《社会契约论》所引起的思考。我在电话中说到卢梭是个“启蒙思想家”时，王先生说：“话是可以这样说，卢梭对人权、对国家学说有其完整的理论，特别是公意说是卢梭理论的核心。但是，卢梭把确认什么是公意什么不是公意的能力赋予一个立法者，说他像一个牧羊人对他的羊群那样具有予夺性，犹如神明，这确是一种危险的理论。卢梭的这些话当然不是鼓吹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他只是用浪漫的语言，对那些具有最高智慧却又超然物外的异邦立法人，情不自禁地发出赞美罢了。可是他没想到，他那立法者如果像神明一样掌握公意的理论，只要略加改动，那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卢梭身后的历史证明上述恐惧并非杞忧，因为后来果然出现了一些以牧羊人自命的领袖，他们的倒行逆施也都不一定是出于为恶的目的，但因为他们被权力冲昏了头脑，自以为掌握了人类的命运，所以才悍然不顾地干出了令千万人战栗的蠢事。”
回首百年，重新启蒙；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再认识；以及卢梭的公意说，这三点都通向中国现实的重大问题，也就是说，王先生高屋建瓴把几十年的问题归结到这三点上来。王先生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对过去的信念加以反省，以寻求真知。我问王先生：是不是可以把反思说成是一种忧患意识呢？王先生说：是的，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我们思想上受到了震动和冲击，才引起了痛定思痛的要求吧。我说：重新启蒙是一个浩大工程，如您所说，多一些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需要很多人特别是思想家的参与，效果才能逐步显现出来。王先生说：我一辈子不搞帮派，我赞赏“和而不同”与“群而不党”的古训，对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行为很反感。我说：不是拉帮结派，而是为着重新启蒙这个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事业，为着我们一步步奔向的那个理性社会，您的许多思想论点需要有人正确阐述。现在就有令人担心的情况发生――从您那里各取所需。比如有人苛求“五四”先驱，大骂鲁迅、胡适；有的大讲继承传统，夸赞“国粹”，从一个片面到另一个片面。电话那头王先生沉默良久。我说：姜弘兄是搞文艺理论的，非常关心重新启蒙这项事业，请他就您的思想论点进行阐述吧。稍停，王先生说：你先跟他谈谈吧，看他是个什么意见。这就是姜弘兄以信的形式写出的两篇力作――《关于百年启蒙问题致王元化先生》和《关于五四精神及游民文化问题致王元化先生》――的由来。
王先生对姜弘兄的这两篇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王先生说：“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踏踏实实的努力来改变事情的一小部分，那么，这些努力的全部将谱写我们当代的历史。读书人应该有使命感。这个使命感，今天就是精神启蒙。精神启蒙也就是道德救赎、良知救赎和精神救赎。而这个启蒙过程，只能由一代一代读书人，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经过不懈地努力才能完成。”
二
我和王先生在探讨这些学术思想的时候，也说些闲话、趣话和家常话。王先生长我二十四岁，我以长辈视之。但王先生不同意，他说：你大哥与我同为二十年代生人，又同罹胡风之难，所以，我们应以同辈相视。王先生的客气使我不安，在与王先生的联系中，我一直尊敬地称他为王先生。而王先生则在我的名字后加上“弟”的称呼，且从未直呼过我的姓名。巧的是，姜弘兄长我十二岁，我们三个人之间都隔着整整一轮，都属猴，我在电话里笑着对王先生说：“您是老猴子，姜弘是大猴子，我是小猴子。”王先生也笑了，但他纠正道：“我是大猴子，姜弘是中猴子，你是小猴子。”
因为我们家与殷海光先生家四代世交的关系，自然熟悉殷家世交熊十力先生。当我跟王先生谈到熊十力先生因参加反清革命组织“日知会”（当时十力先生叫熊子贞），受到清廷当局的通缉追捕而被迫流亡时，王先生惊诧地说：“是吗？熊先生还有这样的事？今天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在熊先生跟前问学多年，相知如此，老人却从没有对我谈起过。”感叹之余，王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此刻我想起熊先生说的‘做人做学问，都要昂首天外’这句话，让我们细细品味共勉吧！”而今王先生已逝，但他的告诫，让我终生难忘。
就在王先生和我探讨这些思想认识的时候，2006年夏天，姜弘兄缠上了一个无聊的官司――某已故著名作家的儿子说姜弘兄在一篇谈他父亲的文章中有不实之词，给他父亲的名誉造成不好的影响，于是上法院告了姜弘兄和两家杂志。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气愤，当年这著名作家在上海做下不光彩的事，本是铁板钉钉，现在他儿子却要否认，这不是丢人现眼吗？姜弘兄收到法院的传票后当然要应诉，他想到王先生当年是中共上海地下文委的负责人，可能知道事情的原委，就从我这里要去王先生的电话号码，想请王先生作证。当我在电话里把这件事告诉王先生时，王先生很生气地说：“这作家的儿子怎么这样无理取闹？这是当年中共上海市委文化系统都知道的事。虽然我没有亲自参与处理，但事情的经过、结论及处理，我是清楚的。”在姜弘兄就此事与王先生通电话后，王先生慨然写出书面证词，供姜弘兄应诉之用。但法院罔顾事实，竟判公理在手的姜弘兄败诉，王先生得知后，惊诧地说：“法院怎能这样不顾事实！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庐山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亲眼见到那著名作家在饭堂里训斥上菜稍慢了的服务员，人家一再道歉，他还不依不饶，激起众人反感，可见品质之差。现在他儿子到底要搞个什么名堂？请你转告姜弘先生，不要把这类别有用心的事放在心上。”
让我感到不安又很感动的是，2006年盛夏及其后一年多时间，王先生以衰病之身和满怀悲愤的感情，对我故去的长兄雷雯的遗著《雷雯诗文集》的推介。先兄雷雯与王先生同罹胡风之难，在他去世后，我整理编辑他的遗作，自费出版了六十五万字的《雷雯诗文集》，前后寄了几十本给王先生。王先生对《雷雯诗文集》的出版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说我做了一件极有意义且影响深远的事。他不仅在朋友故旧及学生中介绍这本书，甚至销售这类具体事务也都亲自联系。一位上海朋友在电话中对我说：“今天我在火车站旁边的书店里看到《雷雯诗文集》，心想你好大的本事，把《雷雯诗文集》都卖到上海来了。”我有什么本事啊，这都是王先生联系安排的。王先生说：“犹如《雷雯诗文集》的‘后记’中所说的，昂藏于这本诗文集之中的，是不屈的坚强意志，是不息的执著追求，是悲悯的情怀，是热情的关注，是深挚的爱，是沸腾的希望。读这本诗文集，我们尽可以将一些细枝末节撇开不谈，看看集中所要表现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否定的又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是有很大启示的，也是无须刻意回避的。”
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有一段时间我心情抑郁，对自己所处的工作环境心存抵牾，颇为烦恼。当王先生感觉到我心绪不宁时，忙关切地询问是什么原因。在王先生面前，我是毫无顾忌的。当王先生知道原因后，安慰道：“这有什么！我还做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哩！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思想，自己思想的历程，以及你做了些什么。孤独有什么关系！在你工作的环境中，你可能是孤独的。但在社会上，你有朋友，大家都在注视着你。”不久，我收到了王先生寄来的一张横幅，他将龚自珍写的《纵难送曹生》一文中的一段话，书赠与我，以期共勉。王先生摘录龚自珍的这段话是：“天下范金、抟垸、削楮、揉革、造木几，必有伍。至于士也，求三代之语言文章而欲知其法，适野无党，入城无相，津无导，朝无诏。弗为之，其无督责也矣。为之，且左右顾视，��而独往，其愀然悲也夫？其颓然退飞也夫？……其志力之横以孤也，有以异于曩之纵以孤者乎？”后来王先生在电话里谈到，他之所以把这段文字抄录给我，是因为我所谈到的心情，使他联想到历史上那种异乎时流的新态度、新眼光、新思想总是不容易被人接受，因而是孤独的。龚自珍一生背负着这种孤独，他把这种孤独心情宣泄在《纵难送曹生》一文中，悲壮的文字使人的心灵感到震撼。
围绕着龚自珍，我们谈到了他的另一篇寓意深远的文章――《京师乐籍说》。这篇文章犀利地揭露了清朝专制统治者钳塞天下士民之术：不顾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甚至哀鸿遍野，依然莺歌燕舞，盛奖勾栏，装点门面，四海升平，做出一副天朝盛世海晏河清的模样，使人民耗力耗财于游戏之中，而不知中外古今及民之权利，以期达到禁锢思想维护专制的愚民目的。这种约束羁縻的阴鸷之术能不能收到效果呢？龚自珍的回答是：不可能！统治者骗得了一时，但不可能骗得了永久；统治者骗得了一部分人，但不可能骗得了所有的人。岂无豪杰论国是！掣肘国是，而自取戮者乎？这是一篇声讨清朝专制统治者的檄文，写得慷慨激昂，令人展卷方诵，血脉已张，一隅三反，发人深省。
王先生最后一次住院之前，他的《读黑格尔》一书出版了。拿到样书后，王先生马上给我寄来一本。这本书中“感性――知性――理性”一节，勾起了我许多回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在读中学时，一本权威著作里谈到哲学上的“感性―理性”问题，我的语文老师在私下里对我说：感性到理性之间还有个悟性，是理性认识的一个环节。我把这事告诉王先生时，王先生感慨地说：你的语文老师真不错，特别是在那个时代能够坚持正确的认识，并把这正确的认识教给学生，是冒着风险的。这就是楚人的耿直倔犟之风，也是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顺便说一句，悟性就是知性，是德文“Verstand”的不同译法。我国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大抵都译作悟性，现在通行译作知性，当然，也还有译作悟性的，黑格尔《美学》中译本有时译作理解力。
三
2006年8月6日，王先生的夫人张可先生去世，王先生非常伤感，我两次去电话请王先生节哀顺变。追思会后，我又打电话对王先生说：张可先生去世犯五七，按民间说法，请王先生注意保重身体。王先生仔细询问所谓犯七，我详加解答，并说：这都是民间说说而已的事，不必挂怀，但保重身体总是不错的。王先生表示赞同。
在此之前，王先生多次深情地谈到对故乡的怀念。王先生祖籍湖北江陵，但他出生在武昌陶家巷，一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清华园，直到抗战爆发，才回武昌小住了一段时间。我惊问王先生，您基本上没在武汉生活过，为何还能说一口标准的武汉话？王先生说：我父母只会说武汉话，所以，我们从小就习惯一进家门就说武汉话。我说：我们家也是这样，一进家门就说黄冈话。王先生告诉我，他会说武汉话、北京话和上海话三种方言。在我和王先生的交往联系中，我们都是说的武汉话，其中不乏现在很少人会说的方言。
在与王先生的交往中，我感觉他身上充满着基督精神――悲悯的情怀和无私的爱。这种基督献身精神在王先生的父系、特别是母系桂氏家族中，有许多感人的事例。王先生的表弟、在武汉大学医学院工作的传染病专家桂希恩教授，就是一位充满献身精神的传奇性人物。上溯至十九世纪末，王先生的外祖父桂美鹏先生是基督教圣公会鄂西片区的第一位华人牧师（对内称会长），平生乐善好施，悲天悯人，由他资助在湖北沙市开办的学堂，是江汉平原上第一所�用西方分班制教学的新式学校，被命名为“美鹏学堂”。一百多年过去了，美鹏学堂的校舍至今还在（今沙市新沙路小学）。王先生的父亲王芳荃先生少时聪颖过人，虽家庭贫苦，但刻苦自励，受到桂美鹏先生的赞赏。在桂美鹏先生的帮助下，由基督教圣公会资助，王芳荃先生从湖北赴上海就读圣约翰学院，1902年毕业，为该校首届毕业生。后留学日本和美国，终至学业有成，受聘于清华大学。王芳荃先生得助于基督教圣公会的求学经历，以及家族中的基督情怀，给了王先生以极大的影响和教育，推己及人，王先生数十年提携青年帮助他人与人为善的基督精神是有其家庭渊源的。王芳荃先生参加了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介书生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抢救伤员，受到黎元洪亲笔签署的国民政府的嘉奖。王先生的外祖父、以及母亲和姨母，都参加过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日知会”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源泉）。
更让王先生深切怀念的是给他取名字的曾爷爷。曾爷爷讳兰友，是王先生外祖父的连襟，武昌文华大学校董、基督教圣公会武昌圣三一堂的首任堂牧、一代名医曾宪九的父亲。王先生的祖父祖母和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居住的武昌陶家巷就在圣三一堂旁边，王先生一家人做礼拜及各种宗教活动都在圣三一堂，王先生受洗就是由曾爷爷在圣三一堂主持的。王先生前面是几位姐姐，王先生的诞生，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是很高兴的事，大家都认为要取一个好名字。时王先生的外祖父桂美鹏先生已过世，所以，王先生的父亲很庄重地请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的曾爷爷给王先生取名字。曾爷爷经过仔细推敲，很慎重地取好名字，他对这名字的解释是：“从《周易》中取出‘元化’二字，每字四画，加上姓氏共十二画，寓意以耶稣基督十二门徒为学习榜样。另一方面，《周易》上说：‘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愿这孩子持恒久之道，代圣人立言。”现在看来，曾爷爷真是先知先觉。王先生很珍惜这名字，用了一生，没有改过。王先生对我说：你是第一个知道我名字来历的人。为替王先生寻找曾爷爷的踪迹，我跟武昌一个通晓宗教的朋友谈起，后来那朋友到上海去拜访王先生，谈及他所查阅到的圣三一堂及曾爷爷的资料，并送去圣三一堂的照片。当王先生得知圣三一堂原建筑还在，只是已改作他用时，久久凝视着圣三一堂的照片，那是他父母祖辈灵魂之所在啊！
而今，王先生回到了他父母身边，他和夫人张可先生也团聚了，在那个世界。他们可知道我们失去王先生的悲伤？《诗》云：“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世上有几个人当得起这样的怀念？我唯有把深深的悲伤，凝成踏踏实实的努力，来做一点点事情，以无愧于王先生所说的读书人的使命感。我们的生命都会像叶子一样渐渐干枯，但总会有新的叶子长出来。当高贵、美丽、智慧、独立、正义的人格，终于能成为自由生命的起点，使生命变得有意义、有价值，真实的人性又回到人们身上时，那不就是对王先生为之艰难奋斗的最好告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