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恢复对于“革命历史”正面叙事姿态的小说接踵问世、蔚为潮流，此类作品往往激情满溢地追述、“文革”之后一度黯淡的“红色记忆”，并因为与此前种种历史叙事所形成的宏观对话关系而具备特定的文学史乃至文化史意义。举其要者则如《走出硝烟的女神》(姜安著)、《英雄无语》(项小米著)、《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徐贵祥著)、《亮剑》(都梁著)、《父亲进城》、《军歌嘹亮》(石钟山著)、《我在天堂等你》(裘山山著)、《我是太阳》(邓一光著)、《楚河汉界》(马晓丽著)等等。上述小说往往以其较大的发行量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其中部分作品诸如《英雄无语》、《军歌嘹亮》、《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因为被拍摄成影视作品而更为可观地放大了其内在文化逻辑之于当代社会个体意识塑造的作用范围，从而成为世纪之交一道炫目的文化风景线。
以“新革命历史小说”整合上述创作实践主要基于以下判断：就其着力重建“革命历史”认同的价值取向而言，无疑与“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具有类似的文化姿态，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后者的历史继承人。可是，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身处由市场经济推动的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之中，并从总体上认同这一过程的历史合理性，使得上述创作势无可免地置历史叙事于现代性价值之上。将上述两个方面综合起来看，“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独特性在于必须直接缝合“革命”与“市场”的异质性逻辑，使革命激情得以顺利进人市场时代，从而达成对于“革命”和“市场”的双重认同。
以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为革命赋值，并以此确证革命暴力的历史合理性，便成为一切旨在塑造革命认同意识之历史叙事所必然采用的意识形态策略。曾有论者认为“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往往以“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的方式论证“革命历史”的合理性，在彼时的叙事中，阶级压迫导致革命暴力总是“起源神话”凝定化的初始图景，革命的合理性深植于此。诚然，起源价值的正当性自然可以保证其后续同质性实践的合理性，然而，对于“新革命历史小说”而言，身处市场时代的现实情境之中，若果试图形成对于当代个体富有感召力的历史叙事，则必须完成对于革命“起源神话”的重新叙述，并赋予“革命历史”以当代文化价值，否则，革命激情便难以觅得进入当代现实的通道。那么，在“新革命历史小说”中，起源故事如何被讲述?可以引渡历史的新的支点性价值究竟是什么?
一
事实上，宏观的革命起源阐释在具体的叙事作品中往往落实为对于促使革命者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的描述。在“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多是阶级压迫促使革命者投身革命，“压迫――仇恨――复仇”的阶级斗争逻辑主导着叙事者对于叙事材料的选取与组织。然而，在“新革命历史小说”中，上述逻辑链条在第一个环节便松动了：革命者投身革命的原因绝非阶级压迫可以一言以蔽之，在很多情况下，阶级因素恰恰被淡化、约略乃至于遗忘。显然，就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实际发展状况而言，以阶级论批判作为致思的起点已经毫无挑战意义，但是，对于深入主流意识形态腹地并试图重建“革命历史”认同的创作实践来说，如何处理在暖昧的文化氛围中已被主流意识形态符码化的阶级观念(抽空其实际内涵而继续维护其权威地位)，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下文简略概括“新革命历史小说”对于革命者投身革命的“原初故事”的讲述，并着重分析叙事者从多种生活情境中抽空阶级意识的两种叙事处理方法。
(一)在《父亲进城》中，“父亲”的父母人山林打猎迷路不归，从而导致年幼的“父亲”生活无着，只好投身革命。可以看到，父母双亡并非缘于阶级压迫，而且在叙事中“父亲”老家靠山屯并不存在鲜明的阶级对立。正因为如此，十三岁的“父亲”就无法像《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那样，因为阶级仇恨而迅速从政治上成熟起来，虽然年纪幼小却已经成为合格的意识形态战士。在《走出硝烟的女神》中，女主人公陈大蔓则因不满被烟鬼父亲变卖而走上革命道路，等等。对于此类革命者而言，命运本身的不幸才具有决定人生方向的关键意义。
《历史的天空》则讲述了另一种故事，小说主人公梁大牙本是蓝桥埠的米店伙计，由于日本人占领了家乡，才被迫投身八路。出于民族仇恨而投身革命，首先就表明了革命者的意识出发点并非阶级观念，何况梁大牙最初准备投奔“国军”，更显示其人并无成熟明确的阶级意识。此外，《军歌嘹亮》中的高大山在日本人烧了屯子后参加了抗联。《八月桂花遍地开》中出身富贵家庭、生活优裕的王凌霄于“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等等。总而言之，革命历史起源之处，只见民族战争烽火，不见阶级斗争景观。
(二)在《亮剑》中，叙事者颇具匠心地以日本情报部门情报叙述的方式向阅读者交代主人公李云龙的个人历史：“1927年参加中共组织的黄麻暴动，后转人中共工农红军(历任职务不详)……并多次立有战功(立功原因不详)……”特定的时间(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特定的斗争方式(“暴动”)，这些在“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因为具有支点性价值而必然大书特书的内容，此时却被叙事者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李云龙为何参加暴动?是因为不堪忍受阶级压迫吗?为何立功?是因为对于阶级敌人的无比仇恨激发了他的勇气和智慧吗?显然，叙事者已经无意于细加追述主人公在阶级战场上的丰功伟绩了，所以，干脆采用日本人的情报叙述的方式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此一处理方式似乎顺带点明，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那些内部纷争根本不值一提。
类似于《亮剑》此种有意为之的“语焉不详”的处理方式，在“新革命历史小说”中最为广泛。《我是太阳》虽然以阶级概念叙述关山林的来历：“关山林家是雇农”，而且赤贫如洗，但是，并非由此引申出的阶级斗争促使主人公走上革命道路，叙事者三言两语交代了关山林的家庭境况后，突兀地来了一句：“后来当了兵”。从苦大仇深的“雇农”到翻身解放的“兵”之间，居然是一片叙事空白。若就“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而言，此间正该以浓墨重彩铺排，岂是留白之处?叙事者于此处缄口不言，看来是成心要留下一幅有别于阶级论规制下的历史画面。当然，在一个暖昧的语境下，含混的叙事表达正是可以取悦多方的文化策略。
其实，上述故事情境在“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关于革命者经历的讲述中大多出现过，只不过在彼时的叙事中，“千条线，一根针”，所有的故事归根到底围绕着阶级理论组织起来，革命者在五花八门的具体生活情境中总是承受着不变的阶级压迫，并出于反抗压迫的目的投身革命。即便是关乎抗战的叙事，也总要首先架构于阶级斗争理论之上，民族主义只能具有从属性的意义(这一点下文详述)。与此相较，“新革命历史小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说”对于革命起源故事的讲述，无疑深受“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影响，但是，不同于后者自瓦解阶级观念人手，最终试图从根本上质疑“革命历史”的历史合理性，前者却力求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塑造对于“革命历史”的认同意识。可是，既然“新革命历史小说”自起源之处即已虚化乃至于抽空了历史生活的阶级内容，那么当此之时，何种价值被其用以为革命历史赋值?其于“革命历史”之叙述呈现何种景观?
二
随着改革开放推动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展开，阶级观念渐趋沉潜，而民族主义于当代中国社会意识之中却愈益凸显。淡化阶级观念、强化民族主义的社会文化逻辑毫无疑问主导了“新革命历史小说”对于历史的叙述，这一点首先在“新革命历史小说”关于抗日战争的叙事中得到了最为明确的表达。
“国共决战”与“抗日战争”毫无疑问是构成“革命历史”的两大核心事件。在“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革命起源于阶级压迫，所以，如果按照彼时的政治逻辑从本原价值上比较“国共决战”与“抗日战争”的话，那么，前者才是承载革命本质的历史原材料，关于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叙事也才具有明正“原典”的价值示范意义。进而，“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关于抗日战争的叙述最为深层的价值支撑总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这就是何以国民党正面抗战从未进入叙事、汉奸保长和伪军头目总是剥削阶级出身的原因之所在――反动阶级岂能具备民族节气?而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的抗日英雄们往往携带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阶级压迫的创伤性记忆投身于当前的抗日战争。
然而，在“新革命历史小说”中，由于阶级观念已然淡化，所以此类作品关于抗日战争的叙述，往往直接置放于民族主义的价值基座之上，而不再需要阶级斗争理论为其框定叙事格局。由此，“新革命历史小说”一方面迎合社会文化逻辑的变化，使民族主义之于革命的意义超乎阶级观念之上。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史实得以进入叙事，并因此重绘了抗日战争的历史图景。
《亮剑》的开篇即着意营造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山崎大队一路烧杀，如入无人之境。”李云龙的初次亮剑就是痛歼日军山崎大队，一个活口也不留，他并且时时以枪毙日军俘虏的行为自傲。不过在《亮剑》中，并非只是八路军内才有李云龙此等具有强烈民族情绪的抗日英雄，国军358团团长楚云飞同样是个响当当的厉害角色。李、楚二人于晋西北合作抗战，心有灵犀，令日军大为头痛。
国共两党基于民族主义价值合作抗战的图景，在《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狼烟北平》(都梁著)、《遍地鬼子》(石钟山著)等涉及抗战或对于抗战作断代叙述的作品中均有表现。不过在上述作品中，李云龙、梁大牙、沈轩辕、方景林等中共军、政领导人才是核心英雄，国军的正面人物只能起到陪衬作用。这就意味着，在打击日本侵略军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斗争中，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中流砥柱。这一叙事意图在《八月桂花遍地开》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代号为“老头子”的共产党员沈轩辕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新四军陆安州特别军事委员会书记，又是国民政府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甚至还是日本驻屯军司令松冈大佐扶持的陆安州汉奸政府的市长!这一复杂的身份使他成为陆安州各派抗日力量的总指挥，并最终将各种力量“攥成拳头”。所以，只有共产党(因为沈轩辕首先而且归根到底是个共产党员)才能将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土匪乃至于不甘于委身附逆的伪军联合起来，团结对敌。惟有建立此种叙事图景才能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民族价值最为集中的代表者，从而能够强有力地引导读者建立对于“革命历史”的认同――于是，国、共两党的价值分野首要在于能否更好地履行民族主义任务。
进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主义这一竞技场域内的得分项目并非仅止于抗日战争。在《历史的天空》、《父亲进城》、《军歌嘹亮》等作品中，主人公均率部入朝参战；而《亮剑》、《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等作品的主人公虽然未能如愿出战，但是，只要战争讯息进入叙事，顷刻之间便可激活关于“抗美援朝”的全部辉煌记忆――对于这场战争的叙述，无疑进一步显示了革命之于民族主义的巨大意义。
三
“新革命历史小说”在何种历史节点上将这一文化逻辑引入叙事，并以此实现基于新价值的“革命历史”认同?
毫无疑问，“土地革命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历史记忆毕竟无法真正回避与遗忘，但是，既然是国内战争，恐怕就难以继续从民族主义之中获取可用于合法性论证的价值资源。进而，因为阶级观念在“新革命历史小说”中已经淡化，所以，充盈“十七年”文艺作品关于“国内革命战争”叙事之中、为之赋值、主导其于历史景观之叙述、引导阅读者建立“革命”认同意识的那些对于压迫者刻骨铭心的仇恨，立时烟消云散，像《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那样悲愤地喊着“杀那些大肚子，扒他们的皮”的阶级复仇者形象，在“新革命历史小说”中便不再出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场战争就缺乏必要的价值，恰在此时，民主政治观念于叙事之中适时登场。
如果说“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事关民族独立与尊严，那么，“国内革命战争”则要决定社会政治的历史走向，由此，“新革命历史小说”从实现民主政治的角度论证此一阶段“革命历史”的合理性，便颇为精确地体悟了历史“本应如此”的逻辑，并能恰切因应当代中国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的社会大众民主意识沛然有兴的文化情境。
《走出硝烟的女神》开篇便如是宣称：“公元1948年――这是后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科书称之为‘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进行大决战’的第二年。”这一句话以引用主流政治话语的方式为叙事确立价值基座，但是，叙事者有意标明引用的做法又颇不同于“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对于政治话语无反思的直接运用。“无反思的直接运用”表明叙事者因为对于政治话语的深刻信任而与之融洽无间的关系状态。但是，标明引用的叙述方法就此微妙地拉开了叙事者与政治话语的距离――是“教科书称之为”什么什么，而叙事者于此并未直接表态，那么，叙事者是否或者如何认同教科书规范呢?正是这一线不易觉察的距离，使叙事者获得了重释历史的空间。下文的一句陈述便透露了这一重释的讯息：“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向争取自由、民主的中国大众送来了一个更为振奋人心的礼物：延安收复了!”可以看到，“自由”、“民主”便将前引概念“革命力量”具体化了。不过，这部小说除了以国民党投降医官徐松的眼光观察描述解放军队伍官兵平等之外，并未提供更多的思索――也许制造出叙事主体与政治话语之间的价值裂隙便是这部小说最大的进展了。
《我在天堂等你》的主人公白雪梅看到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西藏奴隶的非人生活后，“一下明白了什么叫黑暗、残酷、野蛮的封建奴隶社会”，从而坚定了“革命”的信念――“革命”的历史对象是“封建奴隶社会”，这一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看来并不规范的表述，恰恰符合“现代性”价值体系以“前现代社会”对于市场化、理性化之前社会性质的笼统界定。由此，“革命”与当代市场社会便拥有了共同的敌人，或者说，“革命”具备了当代意义。
不过，就以民主政治追求为“革命历史”赋值而言，做得最为直截了当的是《亮剑》。
知识分子出身的母亲起初不同意女儿田雨嫁给李云龙，所以质问女儿，像李云龙那样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血染沙场的人，“别的党派会认为他是英雄吗?”田雨的反驳则强调：蒋介石反对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使中国错过了“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因而必须推翻。尽管在叙事的表层，母亲的提问是作为必遭否定的前提而出现的，但是，此种(在过去被视为禁忌的)问题既然能够堂而皇之地进入叙事，必然拓展出基于现代性价值追问历史与现实的话语空间，诚如阿尔都塞的判断，问题式的转变体现着宏观的社会文化逻辑的变迁。而田雨基于“现代民主政治”立场的反驳，则表明她与母亲深层次的价值同一性，由此，田雨的回答同样隶属于新的问题式：对于国民党统治的发问、质疑与批判，不再因为这一统治导致了沉重的阶级压迫，而在于它与现代民主价值背道而驰。这一颇为复杂的意识形态操作既为“革命历史”赋值，也力图使即便在当代仍复主要潜运于无意识领域的文化逻辑趋于明朗，最终试图在叙事中接通两个时代，从而建构历史的一致性景观。
毫无疑问，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以“阶级”观念实现充分社会动员的基础上，发动并领导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通过革命，一方面最为有力地实现了(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无力实现的)民族主义目标，建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另一方面也最为有力地摧毁了(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无力摧毁的)中国乡村社会基于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和小农意识，完成了高度的社会整合。正是革命所实现的上述两方面成果，为民族文化体系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所以，有论者指认：“这一形势就赋予了毛泽东思想以一种无可争议的历史合理性。”
当然，20世纪末，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启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础性手段和经济关系基本组织方式的宏观合理性，获得了来自于当代实践的证明。然而，承认这一点即意味着认可下述事实：由于不同社会个体基于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之差异所导致的起点不平等，致使市场经济以竞争为核心的运作过程，必然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造成社会阶层分化的历史态势，并与革命时代的价值逻辑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从以上历史描述出发便可以看到，“新革命历史小说”抽空“革命历史”阶级内涵的叙事实践，无疑以当代文化逻辑重绘了“革命历史”的面貌。一方面，这一重绘缝合了意识形态的历史性断裂，迎合并强化了市场经济对于当代社会个体主体意识的塑造，正因为如此，这一创作才能获得了政治和商业的双重成功。但是，另一方面，抽空“阶级”内涵的重绘方式势必形成对于“革命历史”核心本质的遮蔽乃至于阉割――与此相较，“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以“阶级”观念组织叙事，的确揭示了“革命历史”最为本质的价值维度。
由此，在“新革命历史小说”所实现的“革命”与“市场”的双重认同中，对于前者的认同事实上倾向于抽象的符号认同，而对于后者的认同才具有价值认同的意义。当然，认同市场经济价值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但是，若据此便将“革命”抽离特定的历史情境，并以当代社会文化逻辑质疑、否定阶级观念植根于特定历史情势的合理性及其曾经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必然无法真正把握历史本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革命精神的实质性力量，从而以“革命”趋就“市场”，成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无奈例证。
(作者单位：安徽省委党校科文部)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