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一位叫孟轲的中国人曾经这样说，“今人诈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两千多年后，面对跌倒的老者，扶与不扶，在礼仪之邦成了一个问题。
两千多年的忙活啊，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呢？
拜文明所赐，我们有了“科学”。煌煌大国的卫生部发布了科学的扶助跌倒老人指南。拜法治所赐，我们又有了“权利”。在“科学”的统计之后，人们发现，那些反诬“好心人”为“肇事者”的被扶跌倒老人，以老年女性为主，于是专家出来建言：要保留事后追索其诽谤的权利。
这一套一套的道理，还可以列举很多。比如我们可以反驳孟先生，你说无恻隐之心就不是人，未免高估了“人”，人同时是天使和魔鬼，性既善又恶，否则又何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我们也可以说，善恶不在人性，而端看他/她生活在一种怎样的社会制度中。如果这个制度能惩恶扬善，人心自然会自觉地抑恶向善，所以，问题不在个人，而在制度。
我承认这些说法种种都有道理，而且每一种都难以辩驳，可我隐隐觉得，人不能只靠讲道理而活着。尤其是现今，道理愈发会层出不穷，“公婆各自说理”也充分展示了一种多元而非独断的美好一面，但是，有理由担心的是，人们会在各种道理面前耗尽心智，却未必能求得一个“正解”；更可怕的，是道理会耗尽行动的冲动，结果，我们很可能会心怀悲悯，却在围观中坐等“制度”的改变，或者坐等佛陀或耶稣的出现，好在制度未变的时候，扶跌倒的老人一把。
我们等待他们，是因为他们与我们不同，他们不靠道理活着，而是听从内心的召唤。信仰的力量，正是从环境的险恶下得以浮现。或许，在他们眼中，所有的道理，善恶相间、制度未变，不过是我们内心胆怯的借口？
从西洋以至东洋，两千多年的忙活，现代人早已不再崇拜英雄、追求“美德”，人们喧嚣着顶礼明星、退守不违法的“道德底线”，可我们真地更加幸福了吗？如果是，那么，扶与不扶，就不会再是一个问题。
顺便想到，这阵子大家都在热说“辛亥”。百年前的制度革命，让我们从皇权走向了共和。可我突然有了一个小小的疑问：在宏大叙事的浮云背后，我们的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制度革命”之前，路遇老人跌倒，人们扶还是不扶呢？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孟子一门的老师曾经说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他看来，“我欲仁，斯仁至矣”。
推荐访问:这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