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珍呆在那间昏暗破旧的老屋里，坐在烧着水的炭火旁，抽着不到两角钱一支的红梅烟。胡同里人来人往，但已经很少会有人再推开那扇虚掩的、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木门，掏出几元钱，从这个79岁的老人手上买点儿什么。
过去的七十多年里，附近的人们习惯来这家不足30平方米的老店，购买各种物品。但现在，附近的超市和商场抢去了它的风头。它不起眼地呆在北京市宣武区的一条胡同里。只有店门口那块字迹剥落的招牌，还显示着它过去的地位：西砖胡同付(副)食商店。
这里曾经是周围几条胡同唯一有资格供应副食品的地方，它有一个引以为傲的身份：国营。即使在今天。承包者金大爷提起它时还会故意抬高声调说：“它不是私人的。”
小店早在“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就有了”。金元珍十多岁时常和小伙伴滚着铁环欢快地从它门口经过。爱喝酒的大人会花几分钱来这里打上一两散装的二锅头。那时的胡同里，常有妇女挎着篮子，挨家挨户推销鸡蛋或冻柿子，吆喝声像唱歌一样悠长。
新中国成立后，小店被改造成国营商店。归属牛街联社，有了现在的名字。店里厚实的木制货柜也一直沿用至今。在金元珍响应号召前往新疆库尔勒支边的二十多年里，国营西砖胡同副食店由盛而衰，发不出5名职工的工资。有一阵它归街道所有。由几位退休老太太打理。还是无法重新焕发生机。
金元珍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老店的“掌柜”。1992年，从新疆退休回来的金元珍接手这家副食店。最初，金大爷每月只需向牛街联社缴纳500元租金，还享受对方免费供应的电和煤炭，但他必须支付一位联社女职工每月400元的工资。一年后，租金提高到每月1000元，因为联社看到了小店火红的生意。
“奶粉、杏仁露、糖果、板筋、泡泡糖、乌梅，什么都有，柜子里都满着呢!”他说。只有回忆起那段光景，老人脸上才会露出不易察觉的笑意。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西砖胡同，附近还没有超市和商场，成片的胡同依然保持原貌。互相可以穿通。
“干吗去呢?”“去小铺买点儿东西。”
街坊邻居在胡同里碰面时。总这样一问一答。而小店的主人金元珍，尽管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却不曾感到寂寞。因为那时胡同是热闹的。小店尤其热闹。
哪怕是三更半夜，也会有刚下夜班的工人笃笃地敲门，高声喊：“金大爷，金大爷。快开门，来几瓶啤酒!”他们兴致勃勃，要就着啤酒吃烤串。有人肚子饿了，也会在深夜11点敲开这扇沧桑的木门，接过一包方便面。
那几年，金大爷早上6点开门，就有上班的人在店门口停住自行车，买一包香烟，麻利地解开、点火，然后扬长而去，留下一缕青烟。
老店里的炭火成天烧得通红，家里熄火的街坊随时可来这里更换煤球，顺便喝上一碗开水。经常有人向他赊账，他“没什么不放心的”，“人家过几天就送来了”。
那些带给老人无限成就感的数字，如今已经成为历史：一天可以卖掉j四箱啤酒、100块泡泡糖、20块口香糖。一个月能供应400斤黄酱、八九十袋卫生纸、一百多斤挂面。到夏天，需要准备两个冰柜，才能应付放学归来的学生。
而今，小店一片惨淡。屈指可数的商品散落在空荡荡的货柜里，原先摆满二锅头、京酒和红星御酒的3排柜子只剩下几瓶酱油和料酒。装口香糖的两只塑料桶已蒙上厚厚的灰尘。10包一年多前进货的潘婷洗发水倒在一张发黄的报纸上，从未被挪动过。老人多年来只卖一种卫生纸，它由“北京十一厂”生产，5元一条，最近两个多月，店里只卖出14条。
金大爷说，生意萧条是从2003年开始的，因为“大家都跑去附近新开的超市买东西了”。但在老人看来，是另一场运动在更大程度上毁了他的生意，那是大规模的胡同拆迁，“很多人搬走了，连小孩都没几个了”。附近原有一所小学，几年前因为招不够学生被撤销。从那时起，金大爷不再卖冰棍。
但偶尔会有老头老太太从附近找过来，向金大爷购买超市里没有的东西，比如“大盐”。这种未经加工的私盐，颗粒很粗，用它腌菜化得慢。这时，金大爷就会粗声粗气地回答：“国家不让卖，卖就犯法。”
如今，小店每月的利润不足以支付房租，但金元珍希望能一直守着它，那样“心里就踏实”。然而它周围的一切正在急剧变化，沿着西砖胡同一路走去，是早就刷在墙上的一个又一个的“拆”字。
(摘自《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