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开封市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居住着一位身材瘦高、腿脚利落的老人，他每天往返于家和开封市博物馆之间。谁都不会想到，他已是年近九旬的耄耋老人；更没有人想到，在这个年纪早应颐养天年的他，依然是个“上班族”。他叫郭太运，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开封木版年画印制技艺的唯一代表性传承人，在这个领域，他堪称“泰斗”级的人物。从艺74年的他，见证了几十年来开封木版年画的荣辱兴衰。不久前，笔者拜访了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听他讲述用木版刻印出来的岁月故事。
一、结缘年画
郭太运1925年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曲兴镇。12岁时，由于家庭贫困，郭太运的父亲带着妻儿逃荒到了许昌，可刚到许昌不久，年仅52岁的父亲就病逝了。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带着4个儿女又回到开封，以讨饭为生。后经人说和，母亲将13岁的郭太运送入开封“云记”门神店当学徒。据郭太运说，在旧社会，送去当学徒的都是家境非常贫困的孩子。“云记”门神店是当时开封城内最著名的年画作坊之一，东家刘子云(后来机缘巧合地成为了郭太运的姐夫)祖辈一直经营年画，“云记”有5间门面房和5进大院，常年从事年画的生产经营，店内品种齐全，存版也多，有近千套刻版。“云记”徒工很多，最兴旺时有六十多人。徒工不固定拜师，掌柜按工作需要和个人的悟性分配到作坊上。第一年的徒工只干跑腿搬运打杂活，第二年起徒工开始上案操作，脑子灵的到画坊印画，差一些的到染坊刷纸，大毛、大灶等复杂活儿要选技术最好的艺人印制。店内画坊领作(所谓“领作”，是画店中技术最好的艺人，全靠他安排生产、监督质量、解决技术难题)为李景运、宋金明，刻版领作是张文礼，红纸(染纸)领作是徐乃礼。他们都是开封最有名的师傅。郭太运当时即师从这几位老艺人，刻版、印画、染纸样样学过。那时的郭太运很有悟性，尤其是印版工作，他做得又快又干净，经常受到掌柜和领作的嘉奖。据说当年他一天就能印37块(1块为200张，37块为7100张年画)，成为几十个师兄弟中的佼佼者。
郭太运在“云记”门神店当了3年学徒，另外还效力一年，出师后与师兄谢合彬在大南门里勤农街搞了一年背作(“背作”指没有营业门面，只有两三个人合伙干的作坊)，之后自己单干，取店号“泰盛”，直到解放初期还刻印过一些新题材的版子，在年关时节销售，后因生意清淡停干了。那时“赶场子”虽然本钱少，画样少，利润少，但赶一年场，郭太运7口之家一年的口粮都有了着落。
1961年，开封市时任副市长王子珍十分重视发展民间美术事业，由市政府拨款在东大街建立了“开封朱仙镇年画社”，郭太运和李广亮、朱永敬等许多老艺人都被吸收入社，并将自己保存的老版子带到社里，还创作了一批新年画，但由于后来“左”的思想严重，年画被认为是迷信品，很快就不许印卖了。郭太运只得与其他年画艺人一道，改行到印刷厂印起了学生作业本、习字本。直至1983年，开封市成立了“开封市朱仙镇木版年画社”，郭太运任古版研究室主任，并与专业人员一起，对不同时期，不同店号的雕版、资料进行修补、复制和整理，使这一民间传统艺术得到了恢复。他还应邀到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1995年9月，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民间艺术家”称号。2004年，受聘于开封博物馆后，郭太运主要从事开封木版年画的搜集、抢救和制作工艺的整理工作。
二、回望峥嵘
身为开封人，又成为开封木版年画的传承者，是郭太运一生的骄傲。那是因为开封年画造型古朴夸张、艺术风格独特。平实的语言承载着老人的深情与自豪，仿佛将我们带回到了千年之前的峥嵘岁月。
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年画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在汉代已有作为门神的“神荼、郁垒”出现。然而，木版印刷的年画，其起源当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北宋时期，宋都东京(今开封市)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地的商人大量涌向京城。庞大的市民阶层促进了世俗文艺的发展，活跃的世俗文艺又给年画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加之雕版印刷业的繁荣，民间年画转向以刻版印刷的形式印行。在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文献中，都有关于东京专门销售此类版画纸马铺的记载，《清明上河图》中所绘的京城内的“王家纸马”(年画店)，与上述文献互为佐证，共同见证了宋都东京木版年画的兴盛。
北宋末期，由于金兵的入侵，京都沦陷，繁荣的市民文化逐渐萧条。大量年画艺人流落江南，东京的木版年画业迁至45里外的朱仙镇。到了明代，朱仙镇河道四通八达，随即成为中原的商业重镇。木版年画在繁荣的商埠中迅速恢复，买卖兴隆，声名大振。据载，当时朱仙镇从事这一行业的有三百余家店铺。然而到了清代末期，由于朱仙镇河道阻塞，航道不通，年画业同其他商业一样日趋萧条，多数店铺又迁回开封市。自此，开封市内又成为了重要的年画生产地。
据郭太运老人回忆，在1938年他初作学徒的时候，开封的年画作坊还有六十多家，主要集中在东大街，西大街、中山路和书店街，著名的老店有“汇川”“振源永”“云记”“鸿记”“天福利”等。每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是年画上市的日子，每到那时，来自山东、山西、安徽、湖北等地的客户就会云集在开封市，买回各类年画，车装船载而去，热闹非凡。
三、历经变迁
从当时的小学徒到今天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郭太运在74年的从艺岁月里亲身经历、目睹了开封朱仙镇年画在现代和当代的转变。而这七十余年也正是中国木版年画的剧烈动荡期。从郭太运的讲述中，时时可以触摸到这些历史的印记和气息。
1.工艺上的改变
开封年画自宋代至今的一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沿用木版水印套色的印刷方法。木版一般厚约一寸，根据画幅尺寸大小，在刻印时酌情加厚。雕版分两面，便于画面对称协调。雕版一套为五六块，多者约有七八块，包括墨线版(黑坯)、红版(广丹)、绿版(铜绿)、青版(葵紫)、黄版(槐黄)、蓝版(深绿)、脸版(木红)等。印刷用纸多采用本地草纸、粉连纸、平边纸、油光纸、宣纸等。这样的生产工艺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之初。“文革”结束后，开封的年画制作开始引进胶版印刷技术，年画产量、质量和效益都大有提高，并打破千百年来传统年画白底彩印的形象，首开红底胶印年画之先河，使年画更显得喜庆，而胶版印刷的引进，也大大削弱了木版年画的生产销售。这样一来，很多木版年画艺人就放弃手工印制而改用机器胶印了。不仅如此，这种新技术也使得开封年画版本被山东、河北等外省出版部门大量胶印仿制，并返销河南年画市场。现如今电脑照排制版，用胶版、锌版机器印制出的吉祥画更为精美而便宜，早已全面垄断了全国的年节画品市场，这更加剧了传统年画市场的冷落和萧条。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3年，开封木版年画几乎丧失了市场，年画的生产、销售量一再下跌。 2.颜料的改变
开封年画颜色强烈厚重，色泽鲜亮透明，早期采用自制的矿物、植物颜料。郭太运师傅是用色印制的高手。提起颜料的传统炮制方法，他兴致勃勃地向笔者介绍了自己童年在年画社学徒时熬制颜料的情况：黑色是用松烟调水发酵后经石磨磨成；黄色则是把槐米掺明矾放锅中煮成；绿色取自于生铜；青色从葵花籽中提取。用土法制成的颜色印刷年画，色泽鲜亮透明，风吹日晒不会变色。在诸多颜料中，广丹和苏木红属中药材。因此，民间常有“开封年画可以治病”的说法，虽有故弄玄虚之嫌，但也正说明了开封年画颜料提取自天然物材。
年画是一种消耗品，也只是在春节贴用。俗话说“年画三日新”，印制再精美的年画也只保留三五日。民间艺人为了降低成本，就地取材制作颜料，但这种颜料的配置过程仍旧费时费力。到了民国时期，化工颜料的出现和进口，使民间艺人干脆省去了繁杂的制作过程。据郭太运老人介绍，民国三十年(1941年)他在“云记”当学徒时，就已经完全使用德国进口的颜料，黑色则改用市面上出售的普通墨汁代替，价格既便宜，配制又简便，且较之传统方法炮制的颜色更加鲜艳亮堂，而改革开放以后，国产颜料也逐渐开始运用到开封年画的制作中。
3.题材的改变
提到开封木版年画的题材，郭太运老人如数家珍。他介绍说，开封年画的传统题材主要是门神和神码两大类，尤其以门神最具代表性。门神题材以“秦琼、敬德”为最多，这类门神衣着神态各异，神态威严庄重，有“步下鞭”“马上鞭”“披袍”等不下二三十种。除此之外，还有以《长板坡》《寿州城》《苟家畦》《柴王推车》《对花枪》《三侠女》等戏曲中的忠臣义士和英雄好汉为画面形象的，是开封门神画中最有特色的品种，外地门神画中此类题材则不多见。神码类，主要是灶画。灶画是每个农家必备的实用生活挂图，贴在灶头上，一日三餐时时观看，画面构图形式均为上部加“历斗”(二十四节气与阴历日期对照)，下部是“灶王爷”，构图对称，形式多样，有
“五福灶”“八仙灶”“日月灶”“红袍灶”“蓝袍灶”“丹红灶”等十几种之多。画面也十分复杂，有摇钱树、聚宝盆、南天门、三尊佛，以及鸡马牛狗、粮仓农具、五谷果木等等形象，造型优美，神态生动，是古代农家生活的真实写照。
朱仙镇年画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变革，可惜的是，这种发展在民国以后随着木版年画的衰落没有继续下去。1950年，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新年画运动”的指示，国家倡导各地年画艺人从事新年画的创作。于是，在建国初期，郭太运同当地其他艺人一样刻印了一些新题材的年画版，在年关销售。这些年画题材极具时代气息，典型的主题有“夫妻识字”“大丰收”“支援前线”“参军光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
然而，不久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传统的木版年画被贴上了“迷信”和“封建思想残余”的标签。新旧雕版被当街焚烧，年画社被迫停办，开封木版年画濒临灭绝。在经历这样的劫难之后，如今已很难寻觅到开封木版年画的老版和画稿，而侥幸保留下来的有些老版由于规格、颜色不全等原因，已不适于市场需求。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开封年画这一民间艺术瑰宝，郭太运从2000年起开始多方查询，收集整理资料，几易画稿，对传统的《刘海戏金蟾》《福》《竖刀》《火塘寨》等题材的作品进行了重新整理改版，恢复了开封年画珍贵的传统。
4.销售方式的改变
过去的开封木版年画销路广、影响大，行销十几个省市。开封市书店街、东西大街、中山路等主要街道全年营业的大店铺不下—二十家，著名的老店有“汇川”“振源永”“福盛长”“天福利”和大南门里的“隆昌”“云记”等。还有一些偏街陋巷里的背作，以及那些临时搞几套版闲时印刷、年关时扎摊经营赶赶场的小摊点就不计其数了。据郭太运回忆，他当年所在的“云记”年画店就有近千套雕版，通常用工五六十人，忙时近百人，一年到头忙个不停；销售时间只有一个半月，生意直到大年三十才算结束。
而今，随着商品种类的日益丰富和娱乐方式的多元化，那些曾经鳞次栉比的年画店铺现在已很难再见到了。传统的开封木版年画似乎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生活的舞台。如今能在市面上找到的大多是旅游商品，无论年节，年画都被摆放在明亮的柜台里，身价也比以前提高了不少，却少了一份亲切和灵动感。
四、传承的困惑
开封木版年画艺人授艺，一般是父传子、师传徒，一脉沿袭。其实，拜师学艺是一个极为艰苦的过程，这是一种通过严格的训练以达到提高技艺为目的的传习方式，一般要求严格，训练规范。师傅挑选学徒的要求很高，规矩也很多。过去，学徒学艺需磕头拜师，办敬师酒，还要先后向祖师和保护神的神位行叩拜礼，有的作坊还订有师徒契约。学徒其间寄食于店铺中，除了帮助东家生产以外，往往还要承担师傅个人或家庭中的一些服务性杂务劳动。有句俗话说：“徒弟徒弟，三年奴隶，吃不尽的剩饭，讨不完的没趣。”郭太运老人当年就是这样在“云记”画店拜师学艺，度过了7年的学徒生活。据郭老回忆，在“云记”和他一起学徒的有六十多人，他们虽没有工钱，却最怕被开除，每个人都拼命地表现自己。
如今的开封年画早已没有了当年的红火盛况。“印门神利儿很薄，一张赚五厘钱，没人愿意学。俺没啥别的能耐，这辈子只有靠着这手艺挣几个钱。”
郭太运老人说这句话时一脸怅然和无奈。郭太运有9个子女，但是没有一个愿意从事民间艺术的传承。老人十分忧心这项优秀的传统技艺后继无人。
眼看开封年画曾经的辉煌即将被人们遗忘，本应在家安享晚年的郭太运做出一个决定。2004年，79岁高龄的郭太运再次出山，受聘于开封市博物馆，着手恢复开封年画的传统制作工艺。博物馆里的三位大学毕业生成为了郭太运的徒弟，跟随着郭老学习年画印制手艺。“年画这门艺术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郭老说。木版年画的刻版、着色、印刷等程序都包含有许多技巧，这些技巧要靠悉心领悟才能掌握。现在，郭太运还有一个最大目标，就是恢复植物、矿物颜料的炮制技术。这种颜料是在清末前被使用，当学徒时，郭太运曾从师父那里得到颜料的制作技术。如今，只有他一个人掌握这种颜料的炮制方法了。
五、保护与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大众生活方式的急剧改变，流行文化汹涌袭来，强烈冲击着传统文化。挂年画的习俗受到了新的文明元素和文明样式的挑战，木版年画在当今状况下失去实用性，改变了原有的性质和地位。面对这样的境遇，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思考。
首先，是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关注。开封木版年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活态文化，它的特点就是离不开“人”，离不开技艺的传承人。像郭太运老人这样“国宝级”的老艺人是我们宝贵的人才资源，他们身上有许多绝技都是祖辈传下来的。充分发挥这些老艺人的指导性、代表性作用，尽可能多地培养新一代接班人，让老人的技艺得以传承，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当然，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配套鼓励措施的出台也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在当代社会，如何加强年画自身的发展，也值得我们思考。时代在变化，传统木版年画想要在今天有所作为，必须培育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此外，只有创新才能获得真正的传承与发展，所以年画必须与当代社会生活相适应，与时代同步。如今，木版年画已不单是过去贴门窗的一次性装饰品，而更兼备了独立的艺术品格，透出强烈的文化属性，因而被广为收藏。鉴于此，年画在纸质、印技上要有新变化，要适应新的审美和收藏需求。譬如，可运用不同的宣纸，增加色彩的层次和厚重感，既保留木版年画的原汁原味，又赋予木版年画新的活力和审美趣味。
在笔者的采访即将结束时，郭老语重心长地说，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多收几个好徒弟，不但要把他所有的技术传授给他们，还要让自己的徒弟将开封年画的技艺写成文字材料留给后人。他实在不愿意看到这门宝贵的民间技艺在历史长河中消失。面对这样执著坚守的老艺人，我们自知身上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对开封木版年画进行深入的研究、记录，提出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对其继续发展做出努力，使开封年画在中华民间艺术宝库中继续闪耀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