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构成了一片历来被称为“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地区。宋元以来，这里形成了都会、府城、县城、村镇等多层次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它们有着内在的经济联系和共同的发展特点，富庶殷实，绚丽多姿。今天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在千年以前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城市紧密相依的水乡古镇，是这一地区不可忽视的一环。
明代的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是财赋重地，商品经济发达，市镇发展十分迅速。正德《姑苏志》记载，苏州府所属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吴江、嘉定、太仓7个县州，有74个市镇。到了清代，江南五府的市镇仍然呈蓬勃发展之势。乾隆年间的市镇，几乎比正德年间增加了一倍。拥有居民万户以上的镇有南浔、盛泽、乌青、王江泾、唯亭、硖石等；拥有千户以上的镇有黎里、章练塘、朱泾、同里、周庄、璜泾、震泽等，呈现一派“太平翔洽，聚庐而居，人烟稠密，比屋万家”的情景。这些镇，今天仍风采各异。
江南古镇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要成为联结城乡的枢纽，成为物资流通的集散地。许多古镇的兴盛史，大多可以追溯到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这一事件。南宋与金南北分治时，南宋王朝的经济依然得到一定的发展。皇帝、贵族、文官、武将、地主、商人很快发起了兼并土地的狂潮。一个大地主收租十万石，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
这，显然为集镇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比如古镇周庄，由于跟随宋高宗南渡的金二十相公一行没有前往临安，而是迷恋水乡的清淳幽静，居住下来。他们带来了大量的金银细软，将异乡做故乡，促使周庄镇的人烟稠密起来。古镇锦溪，又名陈墓。宋孝宗的宠妃陈妃，喜爱锦溪水乡美景，病殁后水葬于五保湖中。陈妃水冢成为锦溪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陈墓也因此衍成苏州远郊的大镇。嘉善西塘的八进大宅种福堂，是王渊子孙的宅院。王渊曾任宋御营司都统制，宋高宗赵构南渡时，他护驾随行来到江南。元朝末年，王渊的子孙为了躲避战乱定居嘉兴，后来又移居到西塘镇。
不难看出，江南古镇的兴盛和衰落，政治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我们也不能低估商品经济的作用。几乎每一个镇都是因为集散着乡村的物资而形成的。因为多余和短缺，人们开始有了交易，有了朝聚井汲，也就有了市井，有了街道。人们生产的物品超越了日常需求，互相交换而产生自发的集市，便逐步由朝聚夕散，变得固定起来。人烟逐渐稠密以后，街道就不断地延伸。经过多年的积聚，古镇仅有街市一条是不够了，就向四周延伸，有了东西南北之分，俗称东栅、西栅、南栅、北栅。栅，原本是指在水巷里设置的栅栏。这恰恰体现了水乡古镇的格局。
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江南古镇从各自的特点出发，逐步形成了专业分工。以丝业为主的南浔、乌镇、震泽等镇，以绸业为主的盛泽、双林、濮院等镇，以棉布业为主的罗店、七宝、朱家角等镇，以刺绣业为主的光福、镇湖、东渚等镇，以砖瓦窑业为主的锦溪、千家窑、陆慕等镇，以花果生产为主的东山、西山等镇，以制笔为主的善琏镇，等等。直到现在，这些古镇仍然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寻求更深层次的发展。还有不少古镇例如周庄、同里、西塘、锦溪、角直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千方百计地形成休闲游览区的特色，求得错位发展。
文化，是古镇的灵魂。随着时光的流逝，政治、经济等积淀成文化形态，渗透于建筑、交通、习俗、方言、服饰、饮食等方面。古镇的街道上开设菜馆、茶馆和各种各样的商店，店铺招幌林立，酒香四溢，不时还有进香的人们前往庙宇叩拜，热闹非凡。游走码头的艺人们，也纷纷前来唱曲，古镇的文化风情也就浓郁起来。与大都市的繁华、喧腾和快节奏相比，古镇的人们始终享受着一种恒定、安逸的生活，不奢华，却舒适，不匆忙，却惬意。人们在狭小而又熟悉的街巷里，完成商品买卖、亲邻交往、休闲娱乐，甚至终老一生。旖旎的水乡风光、安定的生活环境、良好的文化氛围，往往吸引许多文人雅士来这里居住。他们在江南古镇留下了无数历史遗迹，也促使古镇形成了稻米莲歌、耕桑读律、科名相继的传统。这种崇文重教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从未衰落。那些在官场或商场混了大半辈子，口袋里有了许多银子，心里却感到很失意的人们，离开都市，来到水乡古镇修筑宅院和花园。他们觉得莳草弄花，吟诗作画，是寄托清高，寻求安逸的最佳选择。所有这些，让古镇积聚了丰厚而稳定的文化底蕴。
人们喜欢把古镇比喻成世外桃源。事实上，千百年间，星罗棋布的江南古镇，无不经历了兴衰的过程。与大城市相比，古镇兴盛与衰落的轨迹更加清晰，更能给我们提供考察研究的范本。
昆山与苏州交界处，有一个古镇正仪。地方志记载，南朝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年），“分吴郡置信义郡，分娄地置信义县”。信义，后来衍化为正仪，是郡、县治所，可想它的地位与规模。隋以后虽然不再是州、县治所，但它一直是沪宁沿线的一个集镇。由于地处阳澄湖畔，水产品集散中心的名声在江浙沪一带很响亮。进入21世纪后，正仪在乡镇合并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下降为巴城镇的一个街道。值得夸耀的，似乎只剩下文魁斋的青团子以及几座古桥。
淀山湖畔有一个古镇商榻，与周庄紧密相连，却属于上海市青浦区。商榻，从前也叫双塔，有两座气势雄伟的宝塔，任一池荷花映衬。据说湖畔还有过一座香火鼎盛的石神庙。明代以后，随着经济的繁荣，这里渐渐形成了太湖与黄浦江之间来往客商的下榻之地，所以更名“商榻”。它锁钥淀山湖口，吴越文化在这里交汇，风土人情纯朴如古。这里还始终沿袭的民间习俗——阿婆茶，被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今天商榻古镇已不复存在。记忆中的粉墙黛瓦蠡壳窗，被脚步磨得溜光的花岗石，躬身而卧的拱桥，还有分布在小街两侧的茶馆店、绸布店、药材店，均已荡然无存。任泰昌，曾是一家不小的槽坊，晚清建筑，前店后坊。如今木门内只剩下一个凋零冷寂的院落。
商榻古镇失去了作为客商下榻之地的特色，有商而无榻，有镇而不古，被毫无特色的建筑占领，衰落是一种必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导致行政级别下降，最终被金泽镇兼并。据说连商榻中学都要被撤销。很多人为孩子着想，纷纷去青浦城里买房子，哪怕价格贵上一倍。这里有两万多本地人，拥入的外地人也有两万多。新镇区转移到了公路边上，没有任何个性特征。 “明朝归路下塘栖，不见莺啼花落处”，这是诗人苏轼对杭州远郊京杭大运河畔的古镇塘栖的描绘。清乾隆《杭州府志》载：“此镇宋时所无，而今为市镇之甲，亦以运道改移日益繁盛。”水陆交通便利，商贾云集，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花果之地、丝绸之府。《塘栖志》载，古镇明代曾有进士15名、举人40名、贡生14名，清代有进士23名、举人64名、贡生43名。人才辈出，在江南水乡古镇中是罕见的。而樾馆、传经堂、丹铅精舍、结一庐、冯园、鉴止水斋、思茗斋、水一方等众多藏书楼，则是古镇学风兴盛的标志。
然而，处于高铁时代的塘栖，随着工业化浪潮的兴起和京杭大运河功能的消退，古镇的明清风貌很快被崭新的建筑所冲淡。“七十二条半弄堂”的格局，只存在于百姓们的记忆里。靠一座通济长桥、一通乾隆御碑，怎么能开发文化旅游？
与人的生命相仿，古镇也有兴盛与衰落，也有靓丽与灰暗，也有它们的寿期。从正仪、商榻、塘栖的变迁我们不难看出，古镇的兴盛自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古镇的衰落也离不开这三个方面的原因。行政中心的转移和区划的变更，改变了古镇原有的功能，必然影响其集聚效应；随着快速交通网的形成，集镇的马路越修越宽，街市不再临水而筑，前店后坊的格局被连锁超市所打破，商业模式随之改变；随着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大量非本地人口移入，冲决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无疑也严重影响古镇绵延千年的文化传统。
事实上，太湖流域的水乡古镇，像正仪、商榻、塘栖这样萎缩乃至消逝的，已难以计数。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汹涌浪潮，毫不吝啬地冲击着古镇，假如有哪处文化古迹没有被损毁，反而成了稀罕之事。而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运动的迅速演进，更使不少古镇的老街遭受建设性破坏，彻底失去了原有风貌。
周庄、同里、角直、南浔、乌镇、西塘以及近年来声名渐起的朱家角、锦溪、千灯、七宝、木渎等古镇，之所以能硕果仅存，是因为它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保护和延伸文脉，开发旅游，使古镇成为游客寻求历史记忆的精神家园，成为人们寄托乡情的文化符号。许多有经济价值的传统文化，通过陈列品、纪念品、印刷品和艺术表演等形式向游客展示，获得了掌声与利润，古镇也因此适应了生存环境。
同济大学教授、被誉为古城镇保护“拼命三郎”的阮仪三教授，把抵御商业化洪流的侵蚀，保护古城镇，称作是“与人性贪婪的较量”。他坚信，历史建筑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具体、最能诠释历史文化的载体”。建筑作为一种物化的感情，不仅仅记录过去的痕迹，更能让我们找到今天的自我与生活。在传统断裂、文化失落的今天，我们不仅仅要守护古城镇和古建筑，更要守护我们民族的记忆与情感。
许多古镇正是因为坚持自己的文化个性，重新获得了生命活力。
我们不妨来看看周庄。从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周迪功郎将庄田捐赠给全福寺，老百姓把这里称作周庄算起，古镇已经超过了900岁。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始终胼手胝足，以农耕蚕桑为生。上世纪50年代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这个地处昆山、吴江、青浦三县交界处的古镇，只能供应本地居民和农民的物资，日趋冷清。加上四面环水，只靠一班轮船与外界沟通，交通闭塞，很多人把周庄视为畏途，周庄本地人也难以在小镇上留下来，千方百计外出谋生。
规模很大的全福寺，被人们在“大跃进”年代改建成了粮库。七进古宅沈厅，曾经作为工厂的车间，整天机声隆隆，油污满地。街巷里冒出了崭新的红瓦洋楼，与古镇风貌极不相称。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势不可当。周庄依靠上海的技术力量，发展小化工和皮鞋制造业。年产远足牌、大象牌、飞菱牌皮鞋200多万双，成了“皮鞋之乡”。然而，老百姓依然没有走出贫困的阴影。
真正使周庄在经济与文化的结合点上准确定位的，是旅游。究竟怎么搞旅游，发展旅游业应该具备什么要素？一开始周庄人根本不懂，只能边学习，边探索。急于求成的人们在镇区乱搭乱建。画家吴冠中教授来到周庄写生，发现市河上有一座很不协调的水泥平桥，桥上盖了一间铁皮房子，当夜就向镇里的领导提意见。回到北京后，又给《中国旅游报》写文章，以“拔掉眼中钉”为题。他对周庄的评价很高：“黄山集中国山川之美，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但批评也是闻所未闻的。从此，与古镇保护规划不相符的建筑，都成了大家的眼中钉。
在缺乏资金、缺乏经验、缺乏人才的状态下，周庄人想尽一切办法修缮名人故居，恢复名胜古迹，重建桥楼寺院。热爱古镇的人们，几乎谁都可以对古镇的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侃侃而谈。当苏州忍痛开辟干将路时，周庄人抓住机会，去大量收购明清建筑材料，让古镇的许多老房子修旧如旧，原汁原味。
回过头来看，与其说周庄古镇是在无数专家的帮助下，被保护下来，还不如说它张扬自己的文化个性，赢得“中国第一水乡”的称号，进入了新一轮生命周期。今天的周庄，并非明清时期的周庄、唐宋时期的贞丰里、春秋时期的摇城，它的细胞始终在新陈代谢。假如泥古不化，早就僵死了。
周庄的成功，给了我们太多启示。梳理历史脉络，清点建筑遗存，聚集名人资源，使文化旅游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然而最重要的，是古镇得以在更新中保护，在保护中更新。九百多岁的古镇进入了新一轮繁盛期，功莫大焉！
然而，不是每个古镇都值得保护，也不是每个古镇都能够保护。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汹涌的时代潮流无法阻挡。消逝也是一种嬗变。
旅游业是一个带有文化印记的资源依托型产业。通俗一点地说，旅游出售的是文化。所以，对于古镇来说，保护文化资源的意义永远大于开发。当某些地方提出将古镇“建成国际化的高级商务旅游目的地，文化盛事的举办地，高端人群聚集的理想场所”等高调口号的时候，一向宁静散淡的古镇也变得躁动不安。此刻，古镇如何坚持以文化为灵魂、以文化显个性、以文化拓市场、以文化建品牌，就显得十分重要。
怎样将文化特色与经济发展完美结合？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每个古镇都应该注重挖掘文化个性，确立文化定位，这是促使古镇中兴，提升旅游层次的关键。许多古镇的旅游业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实践，进入了扩大再生产的阶段，希望通过景区调整吸引来消费力较强的游客，也希望通过改善硬件和软件条件吸引会展和公务游览。然而理想与现实始终是矛盾的。在新一轮开发中，水乡古镇必须抓住机会，探寻历史文化底蕴，开发多样化、具有独特价值、与文化个性相融合的功能载体。某些古镇对商业的逐利性不加控制，急于求成，盲目投入，恰恰破坏水乡古镇的文化根基，只能是事倍功半。
事实上，发展旅游并非古镇的唯一出路。许多古镇在招商引资中，注重文化引领，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生活环境，不是同样收到了理想的效果？
古镇发展犹如行至十字街头，痛定思痛，该走向何方？阮仪三教授曾以《十字街头的踯躅》为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诘问：“在我国快速城镇化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各项体制尚未完善的转型时期，江南水乡古镇的发展实践虽然开创了一种保护与发展兼顾、经济与文化并重的城镇发展建设道路，但其过程中所暴露出的旅游资源同质化、空间承载超负荷、商业化发展失控、居民社会结构变异、周边土地资源过度开发、城镇生活景观消逝等问题远非在一两个古镇发展中偶然暴露的个别现象，而几乎成为水乡古镇发展到现阶段所必然经历的阵痛……”
阮仪三教授比一般人更深切地经历了古镇文化流失的痛楚。他的诘问，或许我们还要经受更多的痛楚，才能明晰回答。
（题图：幽静的古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