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石油在当今的地位远非只是单纯的国际性的大宗商品，而是一种将经济、军事和政治利益集一身的战略商品。石油如此重要，却绝大部分来自于长期面临政治动荡、军事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中东石油安全问题归根到底是石油供给安全问题。虽然造成中东石油供给安全的原因很多，如恐怖袭击、反西方和激进宗教主义情绪、自然性因素等等，但从资源地缘政治学角度剖析，其根源在于各国对战略资源石油的安全考虑，以及为掌控这一资源而在中东地区实行的不同的对外政策，从而导致了对这一资源控制权的争夺。
[关键词] 中东石油供给安全；地缘政治；资源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F416.22；D8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5-0005-06
一、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和资源地缘政治学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一词源自古希腊。“Ge或Gaia原意是地球之神，polis则指的是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从词源派生而言，指的是地球和国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1]1917年拉采尔的学生、瑞典地理学家鲁道夫·谢伦首次提出了地缘政治学的概念，标志着地缘政治学的诞生。[2] 1890年美国海军理论家A·T·马汉在其《海权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提出了“制海权”理论，这一理论以海洋为依托，强调了制海权对于谋求霸权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为世界强国”，而控制海洋的关键在于对世界重要海道和海峡的控制。[3]英国地理学家H·J·麦金德于1914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提出了“大陆心脏说”，他认为：“谁控制东欧，谁就能统治亚欧大陆心脏；谁控制亚欧大陆地带，谁就能统治世界岛。”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斯皮克曼又提出了“边缘地带说”，成为“陆权论”的又一派理论。[4] 50年代，“空权论”伴随着飞机的出现及其在军事斗争中的广泛应用而产生，其主要奠基人是意大利的杜黑。他认为谁掌握了制空权，谁就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和能力。[5]在当代地缘政治理论中，美国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和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欧亚地缘战略论”引人注目。“文明冲突论”在地缘政治学中被誉为“文化基础学派”的代表，该学派把人文地理要素（宗教、语言、生活方式、科学技术等）视为国际冲突的基础性因素，主张以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与撞击为主线，来研究国际政治问题。[6]布热津斯基把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片欧亚大陆视为一个地缘战略大棋盘，这个棋盘是保持美国主导地位的中心舞台。美国“要在法、德、俄、中、印这五个地缘战略国家和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伊朗这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之间纵横捭阖，以在欧亚大棋局中保持主动，实现领导”[7]。
地缘政治学理论随着不同特殊历史时期基于特定国家利益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对其理论观点的再重塑，都是以其时代背景的不同而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其共性是把地理因素作为确定并实现其政治权力的的关键。从“海权”到“陆权”再到“边缘地带学说”，尽管后来的“制空权”、“文明冲突论”将其地缘的意义扩大，但都是从地理上进行划分。笔者认为，以上都无法准确地解释当今中东地区围绕石油这一利益根源而发生的一系列武装冲突和政治权力的斗争。当今世界，社会快速发展，人口急剧膨胀，对于资源的争夺已经成为了矛盾和冲突的根源。未来国家间利益的争夺与分配将更清晰地体现在对资源尤其是战略性资源的角逐上。因此，发展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应当从资源地缘政治来进行科学合理的系统分析。此外，资源基于特定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拥有该资源区域的重要性更突出。所以，资源地缘政治即是在特殊的国际社会发展时期，国际上不同政治力量为实现其特定利益，为获得关乎其战略性资源在该资源所在地理区域进行的控制权的争夺。
二、影响中东石油安全的根本原因
被称为“黑金”的石油不论是对需求国还是产油国来说，都十分重要。历史上爆发的三次世界性石油危机所造成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许多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石油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石油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和影响力，在关乎国家军事战略利益上它具有不可替代性；石油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的“武器”性作用，使石油成为了政治权力角逐的物化表现手段。占据重要地位的石油，绝大部分来自政治动荡、军事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中东石油安全的根本问题是石油的供给安全问题。石油关乎国家战略利益和政治利益，因此，对石油来源、生产、运输以及油价和油价市场的主导权的争夺不断，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保证石油供给安全。
从资源地缘政治角度分析中东石油安全问题具体到中东石油安全问题上，虽然中东地区国家之间及对中东以外国家间的战争和冲突、中东伊斯兰激进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情绪、恐怖主义对中东石油生产和运输的破坏以及自然因素等都一定程度上对供给安全带来威胁，但笔者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各国基于对石油这一战略性资源的安全考虑、为掌控这一资源而在中东地区施行的不同的对外政策，以及该地区石油资源拥有国为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维护政权稳定及在国际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对该地区国家和地区以外国家实行不同的对外政策，从而导致石油资源控制权的争夺。这种争夺的表现形式较为缓和的是该地区国家之间和该地区国家与其他国家间政治手段的零和游戏，而激进的形式往往是战争和冲突，不管哪种形式都会危及石油供给安全。从资源地缘政治角度讲，这种控制权的争夺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东地区国家间对石油资源控制权的争夺
地理位置上距离的相近，使得该地区行为主体对国家安全系数的敏感度增强，对掌握石油这一重要资源的主导权欲望增加。因为石油不仅给该地区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是帮助其实现社会和国家发展需要的物质基础，而且能够作为“武器”影响其他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因此，中东地区国家对获得整个石油资源控制权的欲望更加强烈和主动。
伊朗和沙特是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两国间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尤其是两国都是石油生产大国，对该地区的石油资源和世界石油市场都起着重要作用。但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差很大，这使得两国在追求石油利益时实施了不同的对外政策。据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人口为25989万，伊朗人口为73864万。美国能源署（EIA）数据显示，沙特2010年石油出口净收入达2250亿美元，伊朗仅为500亿美元。沙特人口只有伊朗人口的1/3，而石油收入却是伊朗的4倍，且沙特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占全世界的25%，伊朗仅占10%。所以，沙特单从石油的储量、产量和收入来讲，在该地区都是十分富有的国家。但沙特军事力量相对薄弱，为维护其自身在该地区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影响力，每年高额的军费开支要占GDP的10%左右。[8]所以，防止国际石油价格的不合理波动，保证石油收入的稳定是沙特一直奉行的原则。在OPEC中，沙特外交政策的平衡点是把石油价格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为防止油价下跌到最低水平它需要得到其他OPEC成员国甚至非成员国的合作，为防止油价上升得过高又需要保持足够的生产能力空间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使用。[9]因此，沙特希望维护和阿拉伯国家及海湾地区的紧密关系及其他产油国的友好关系，创造一个以沙特为中心、彼此影响、相互加强的环状安全结构。而高度依赖于石油收入的伊朗，要维持国内庞大的人口消费，在美国长期的制裁中发展本国经济，石油对其意义非同一般。伊朗核问题以及伊朗近年来逐渐改变其能源对外政策，就已显现出了其对该地区石油地缘政治的威胁，这势必引起沙特的警惕。此外，沙特与伊朗追求的石油利益目标不同，伊朗更多的是关注短期和即时利益，以增加产量来抵制油价下跌造成的石油收入下降。当今伊朗政府正在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方针政策，与欧盟诸国、日本、中国、印度等能源需求大国签订油气合作协议，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大国都拉进伊朗油气合作市场，形成“捆绑利益”。 中东地区的国家虽然从地理位置上相互接壤，但各国国情却大不相同。从资源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控制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也即能维护本国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安全。沙特通过OPEC和美国以及自身强大的弹性产油能力，试图控制中东各产油国，尤其是针对伊朗等利益相悖国家，来创造它所设定的安全结构。地缘上的相近也使得其他国家处于安全的考虑和本国国情的需要而采取相应政策，例如伊朗的能源对外政策就对沙特形成了挑战，这样就使得该地区国家间因利益出发点不同对石油资源产生了争夺。资源和地缘恰到好处地结合，就使得处于该地缘带上的国家为维护其本国对整个石油资源的控制来保障自身国家的根本利益诉求而展开激烈的争夺。因为控制了石油，就能主导该地区，就能影响国际石油市场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因而，这种相同的利益诉求和不同的利益目标就使得对抗和冲突易于发生。所以，中东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因石油利益的争夺，将对各国的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对该地区石油资源的安全也具有关键作用。
（二）中东地区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间对石油资源控制权的争夺
石油资源对其消费国尤其是美国来说，不仅是经济上的利益，更多的是政治权力上的利益，作为增强其在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的力量资本，控制该地区、控制石油，就能控制该地区和该地区以外的更多国家。自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中东地区霸主以来，其势力就再未离开过这片土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坦言：“阿拉伯世界的石油对于欧洲会愈来愈重要，如果来自那里的石油被切断，欧洲的经济就会崩溃，欧洲的经济崩溃了，美国也会出现空前的困难”[10]。以1990年海湾战争为例，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军事行动，就是严重触犯了美国在中东的根本利益——石油，影响到整个西方的经济发展，且伊拉克的军事扩张，也严重威胁到了美国控制中东的两根支柱——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安全，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所以美国迅速出兵科威特来维护自己在该地区的根本利益。
虽然从单纯的地理位置上来看，美国本土远离中东地区，但由于石油资源所拥有的强大利益和权力的存在，使得美国利益在该地区不断扩张。该地区的国家大多依赖石油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依赖石油地位的上升来获得国际上的相应的政治权力，它们把石油作为维护本国利益的武器。因此，由资源而引发的控制石油权力的争夺就不可避免。但资源争夺既是武力争斗，又是合作共同获取利益。例如该地区尤为突出的是美国与沙特的关系。美沙关系中，石油因素便是基础。沙特是美国最重要的石油供给国之一，沙特强大的剩余生产能力和在OPEC中的地位，对于美国国内石油消费和稳定经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样是基于石油因素，沙特的经济发展对美国具有较大依附性。石油贸易经济促进了沙特的金融发展，美国通过“美沙合作委员会”为其建立了银行系统和金融系统。尤其在军事上，沙特为保障本国在该地区的安全，警惕伊朗威胁，大量购买美国先进武器装备。海湾战争后，沙特与美国签订了300多亿美元的武器采购合同。冷战后，两国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经济军事协定》等，沙特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良好的美沙关系，不仅促进了双方石油贸易的稳定，保障了两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沙特来说，能够维护其在中东地区和OPEC中的主导地位，对美国来说，稳定这个世界性石油大国也保证了美国对世界石油的控制力和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可以看到，这种控制权的争夺不单单只有矛盾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对资源的控制权争夺还存在着合作的形式。美国利用沙特在该地区发挥自身影响力，最主要的就是在控制了沙特这个世界上最大产油国的同时，也控制了该地区其他国家，尤其是在其利益受到挑战时，能够得到沙特等国家的协助。例如在海湾战争中，沙特就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军事、政治及外交的帮助，与美国立场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从沙特立场来看，正是出于更大限度的对该地区石油资源进行控制，获得自身利益考虑才选择与美国保持紧密关系的方式。所以，不管是美国还是沙特，都基于围绕石油引发的多重根本利益而保持了高度的协同合作。
但是，这种同为获得对石油资源控制权的合作，也会出现由于利益出发点不同而引发矛盾。美沙关系在“911”事件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波动，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长期在中东地区称霸的风险。双方所追求的石油利益的方向其实并不相同，对于美国而言，以获得低廉的石油来繁荣本国的经济，以石油来源的多元化来抵御石油可能产生的威胁，不管对于本国消费者还是上层政治利益集团都是必要的；而对于沙特而言，保证合理并极可能符合本国利益的油价、控制更多的石油市场份额、获取最大的利润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满足上层社会的需求才是其根本。因此，石油利益方向的差异性就导致了两国在制定石油政策时的出发点不同和决策选择的不同。例如，2000年3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督促政府削减向OPEC成员国提供援助和武器销售的议案[11] ，7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批准议案，允许使用反垄断来起诉OPEC限定原油价格和生产配额的行动。[12]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中东推行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与沙特政教合一的模式背道而驰，恐怖主义在中东地区的盛行威胁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势力和石油安全；近年来美国不断调整能源政策，大力发展新能源，对伊朗态度有所缓解；且随着亚太石油市场的急剧膨胀，沙特石油出口流向已向这一利润更大的地区转变来获取更多市场份额和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程度。种种因素的作用都给美沙关系带来挑战，也显现出了美国在考虑石油带来的经济乃至政治利益时控制沙特和中东地区与沙特维护本国根本利益时做出的石油政策选择这两者之间的博弈。可以看出，美沙关系的稳定或遭到挑战，其背后根源都是石油在经济、军事和政治、外交上的巨大利益。稳定的必要性是两国都需要借助对方力量控制该地区的石油，挑战的充分性是两者石油利益的差异性导致的这一控制权的对抗和争夺。资源地缘政治中，对该资源其根本利益的追求是引发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同样也是引发合作的直接原因，美沙间微妙的关系实质都是石油资源的根本利益存在。中东地区国家与美国合作，引发两者同时与矛盾国家对石油资源进行争夺，反之，中东地区国家与美国出现利益分歧，也会引发更大矛盾冲突。因此，资源地缘政治下，资源所带来的无限利益的长期性决定了政治上零和游戏和武力冲突的持续性，同样，资源利益攸关方的不同利益目标也决定了争夺中各方采取对外政策的波动性，这些都严重影响中东石油的安全。 （三）其他国家政治力量之间在该地区进行的对石油资源控制权的争夺
石油消费国政府越来越将对石油的控制权作为其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国家安全以及政治权力的有形标志。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跃居世界首位，迫切需要寻求海外市场来输出资本。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提出修建一条横贯中东腹地的大铁路，即“切斯特计划”，其根本目的是在中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来获取铁路沿线开采石油等矿产资源的权利。但是“切斯特计划”与英德在中东的利益产生冲突，英德两国认为“切斯特计划”的后台是标准石油公司，指责美国石油财团企图争夺中东石油的开采权。[13]一战后，美国汽车工业迅速发展，对石油的需求急速上升，战争期间美国为协约国提供了80%的石油消费，这使得美国政府对海外石油产生了强烈兴趣，开始实行扩张性的石油政策，大力支持美国石油资本向石油蕴含丰富的海湾地区扩张，而中东地区传统上是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尤其是1920年英国和法国签订了“圣雷莫协议”，使得英国成为了控制中东石油资源的霸主。因此，美国与英国围绕中东地区石油资源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就有了奠定二战前中东石油政治格局的石油协定——《红线协定》。1928年签订的《红线协定》标志着英、法、美、荷按照各自的实力对比在中东地区石油资源控制权上进行的一次妥协，也成为美国为夺取世界石油霸权迈出的关键一步和以后进军海湾的立足点。随着二战的结束，英、法、荷势力在中东地区被削弱，冷战的爆发也使美国加快了控制该地区的步伐——抢占中东地区，控制丰富的石油资源。美国凭借自身实力，废除了《红线协定》，建立了新的以美国为主导的石油秩序。1951年3月15日，伊朗众议院通过了石油国有化的法令，严重触犯到英国在伊朗的石油权利，这为美国插足伊朗石油资源提供了契机。1954年9月17日，以美国主导的由美、英、荷、法等国石油公司组成的伊朗财团和伊朗签署了协议。这样，英国对伊朗石油长达50多年的垄断宣告结束，美国石油资本挺进了英国在海湾地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堡垒，自此美国石油资本取代英国开始在海湾地区占据主导地位。[14]至此，中东地区产油国都在美国的控制下。美国21世纪的中东战略是：通过实施“大中东计划”，牢牢控制中东这一重要的地缘战略要地和极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最终达到巩固美国全球霸主地位、攫取石油利益、捍卫美元霸权地位的目的。[15] 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再次征服了它觊觎已久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资源国，2011年又发动了对利比亚的战争，此外，美国还拥有一个具有“调节器”作用的世界第一大产油国沙特。伊拉克战争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以及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印度等，都围绕着伊拉克石油合同进行着日趋激烈的争夺。
因为从石油中能获得远远超过石油这一战略物资本身的利益，因此，中东以外的国家为争夺石油资源控制权采取不同的战略和政策。控制某个关键海峡或陆地，已经不能够满足政治集团的利益诉求，战略性、稀缺性资源所提供的利益远胜过单纯的控制某个地域，中东地区以外国家尤其是美国试图牢牢控制石油资源，就是试图控制中东地区各国，达到控制中东以外尤其是石油需求国的目的。这些中东地区以外国家的争夺必将对中东地区和中东各国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也对石油安全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四）中东地区政府与国际社会利益集团（主要是跨国石油公司）间对石油资源控制权的争夺
自石油重心转向中东后，中东地区石油出口国和国际石油跨国公司间的较量就不曾中断，这集中表现在该地区石油拥有国以石油为重要基础寻求经济和政治利益最大化与这些利益集团追求最大利润间的矛盾，双方的争夺主要表现在石油开采权、石油租金和议价能力上。20世纪50—60年代，石油工业被称为石油“七姐妹”的七家大型国际石油公司所垄断。它们控制了整个世界的石油工业——从勘探开发到油气储运再到炼油销售，绝大部分的炼油与销售能力也掌握在它们手中。西方石油公司在其国家政治、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对这些产油国地区采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如政治讹诈和威胁、干涉内政、组织暴乱和政变等对石油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尤其是旧的租让制度让这些石油公司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而产油国地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相反还陷入国内经济困难之中。这些公司在勘探开发石油资源的过程中享有完全的控制权，生产的原油全部归其所有。达到期限，开采权自动收回。它是建立在旧殖民掠夺基础上的，因此呈现出明显的殖民掠夺性质。[16]进入20世纪70年代，旧的石油租让制度开始全面瓦解，跨国石油公司开始丧失了原先对产油国的石油资源开采和生产能力的控制权，这主要是因为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掀起了石油国有化的浪潮和OPEC团结起来进行限额限价。其实早在1959年，阿拉伯产油国为抵制石油公司大幅削价在开罗举行了阿拉伯石油大会，会议产生的“君子协定”标志着产油国为对付石油大公司而组织起来为其共同利益迈出的实质性第一步。在此之后，由于苏联通过削价和以货易货的交易加强对西方出售石油的攻势来大肆销售石油，石油剩余的局面继续加剧。另外，由于当时处于冷战时期，西方许多人认为苏联加强石油的攻势不仅仅是商业行为，而且也是政治进攻，其目的在于在西欧形成依赖苏联石油的局面，削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团结以及破坏西方在中东的石油地位。所以，如1959年一样，石油大公司做出的竞争性反应又是削低石油价格。这样以来，对于其经济严重依赖于石油且得不到公平利润分配的产油国来说，对本国不能掌控重要的经济命脉资源，而在石油公司和西方国家政府借石油公司与苏联进行的石油较量中成为受害者。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立，中东产油国共同斗争，迫使各国石油公司接受用“五五分成”原则替代之前的产油国政府与公司间的“三七开”原则，这是一个对抗国际性石油公司的新实体，它明确了其意图就是要维护石油价格。产油国与跨国石油公司间的对石油控制权的争夺还在继续，石油国有化的浪潮迅速波及中东地区。1969年卡扎菲政权执政后，利比亚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加速进行，迫使在利比亚的23家外国公司先后都接受了条件，即标价提高每桶50美分，税率提高5%。[17]伊拉克在1959年就开始石油国有化的步伐，先后通过多次法令宣布将由英、荷、法、美等外国石油资本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99 5%以上未开采的租让地收归国有，其余的伊拉克全部石油勘探开发权都归还给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18]，沙特、科威特和伊朗等产油国家也先后开展了国有化斗争，最终在1976年初，OPEC成员国都完成或是基本完成了本国的石油工业国有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石油就是力量”这一关系等式，而且从那场冲突中也开始了石油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新时代。当然，这些关系为供需的易变动态所左右：谁有石油，谁要石油，石油的价值多少。然而，当石油成为具有战略性、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商品后，这种关系就变得复杂化了。因为“石油就是力量”，那么，它就是一种主权的象征。逐步收回国外跨国石油公司的石油特许权、控制本国石油资源的产出、影响国际石油价格、确保本国的石油收入、发展国内经济和稳定国内政局是所有产油国的共同目标，这意味着石油公司的根本目的与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之间具有冲突，这种冲突也将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又一特征。资源的稀缺性和利益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利益集团围绕石油资源要展开争夺。资源地缘政治已经不局限于某个地理位置间利益集团的争夺，也不局限于国家行为主体间的利益争夺，而是会引发全世界各种利益集团为争夺利益在资源地区形成激烈的博弈状态。这种利用资源进行的竞争和冲突不仅仅在经济层面，也因为资源的战略性地位会延伸到国家的政治层面，例如当年西方利益集团针对苏联的回应。这种围绕石油资源控制权的争夺，影响着中东地区间的合作和国外石油公司对发展战略的选择。
三、总结
石油不管在历史上还是当今全球化时代，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给产油国和需求国带来的巨大利益都显现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石油安全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石油供给安全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根本的原因是利益各方的争夺。地缘政治从“海权”到“路权”以至到现代的“信息权”等多种理论和流派，都不能十分准确地解释当今各国围绕石油这一重要资源而展开的军事武力和政治外交上的争夺。资源地缘政治，即是在特殊的国际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国际上不同政治力量为实现其特定利益，为取得关乎其战略性资源在该资源所在区域进行的控制权的争夺。石油产油国和石油需求国为控制石油资源而展开了利益角逐。在全世界绝大部分石油储藏和产出地的中东地区，资源控制权的争夺就来自中东地区产油国内部间的争夺、中东地区产油国与外部势力的争夺、外部势力之间进行的利益争夺、以及中东地区产油国政府和国外石油公司围绕该资源的争夺。多种力量间为控制石油资源进行的角逐，是石油长期供给十分不稳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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