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世时，声誉之隆，两宫特别是慈禧，对他的宠信之深，一时无出其右者。朝中人望，他已��乎凌驾于乃师曾国藩之上。曾国藩讨捻无功，继之者为李鸿章，居然功成；曾国藩于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措置失当，连《清史稿》本传也说：“津民争怨之。平生故旧持高论者，日移书谯让，省馆至毁所署楹帖。”继之处理此案者亦是李鸿章，“逾月而定”。此时的李鸿章，真可谓顾盼自若，旁若无人。而曾国藩则屡屡求退，一身暮气，坐在轿子里背诵经书，饭后一局棋，对手都让他数子，此老无复进取之心。位极人臣不招众忌，从来少有，最讲究修养且修养确亦甚高的曾国藩，对于凌驾己上的学生李鸿章，亦不能无忌言。如讨捻之役，曾国藩久无功，李鸿章正自得意，出言不免讥刺，曾国藩奏疏有云：“臣不敢以一战之功，遂自忘其丑陋。”有人告李鸿章此话有所指，李鸿章瞿然，从此对捻事出言小心了。这是暗指，一次甚至明白地对人说，不要和李鸿章作对，“今上甚从其言也”。酸葡萄之味毕见。
李鸿章崛起，在上海附近一战。他编练淮军，方开抵上海时，衣装破烂，洋人耻笑不置，人谓之叫化子兵。李鸿章说：“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及战，洋兵数败，华尔率洋枪队弃青浦，走松江。李鸿章率部程学启（原属曾国藩军）战于新桥，乘胜攻泗泾，解松江围。洋鬼子不敢轻视李鸿章带的叫化子兵了，李鸿章声名大噪。从此之后，一帆风顺，直至甲午战前，享受了极高的荣誉。
自清初至同治，文臣封侯，自曾国藩始。打下江宁，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赏双眼花翎。是时的李鸿章，封一等肃毅伯，亦赏双眼花翎，以爵位论，在国藩之下。后来的岁月，鸿章所得优遇，就逐渐凌驾国藩之上了。同治七年，西捻平，鸿章八月入觐，赐紫禁城骑马。这是国藩所未得者。光绪五年，鸿章受命题同治及其皇后神主。以学问、人品都远不及国藩的鸿章，得此当时认为无上光荣的尊崇，可谓极矣。自然，其时国藩已死，即使不死，按诸情势，典主之荣，也落不到他头上了。鸿章一生最高赏赐，在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甲午战发之前，光绪十九年正月，鸿章年七十，两宫赐寿。光绪二十年，赏戴三眼花翎，这又是乃师生前所未得者。《异辞录》有一段话，谓：“同光以来，每逢庆典，李文忠常得异数。紫缰三眼翎，本朝赐近支八分，今以当古之九锡，人臣所不能有。……德宗三旬庆典，文忠得方龙补服，出于《会典》之外。”
最可看曾李待遇之异者，是死后享受的不同。曾死，“辍朝三日，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李死，“两宫震悼，赐祭葬，赠太傅，受封一等位，谥文忠。入祀贤良祠，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宁、天津各建专祠以祀，并命于京师特建专祠。汉臣祀京师，盖异数也”。（以上分见《清史稿》曾李本传）李鸿章的爵位，在死后和曾国藩拉平了，比国藩高了一级的是，京师建立专祠。国藩地下有知，当重复生前所说：“今上甚从其言也。”其实，重用后半生的李鸿章，初在恭王，后在醇王，因二王而邀慈禧的宠信，鸿章身价日隆矣。
甲午战败以前，鸿章虽亦曾受攻讦，还有人比之为贾似道、严嵩，袁爽秋甚而毁与鸿章子经方的儿女婚约。但攻讦主要来自反对洋务的守旧之士和清议朝政的清流党人，对他来说，是小焉者，不在话下的。反对开放，反对学西法（尽管国藩和鸿章主张学的西法是尚未得其本，毕竟是进了一大步），其时已成不了气候，至于清流党，尽管激昂慷慨，终归是局外人空口说白话容易，无实际之补，亦于鸿章所图之大局无碍。对李鸿章一生最大打击，致命的一击，乃在甲午惨败。
尽管有人批评鸿章历次上疏言海防之固“似嫌过于自满，启上骄志”，又说：“然北洋海陆全军，缓急足恃与否，渤海门户深固不摇与否，公（指鸿章）于事前似未尽知。”（《异辞录》）毕竟，苦心经营数十年，鸿章于我海防及海军实力，还是比较清楚的。鸿章之咎，在于未力争不得以购买机器军火费用移以修建颐和园。《异辞录》作者刘体仁，对此说是“以汉臣而膺宠眷，未便与人家事，此不能为公咎者”。其说荒唐，动用军费怎能说是清室家事？正因为李鸿章于中日海军比较清楚，所以，他才不主战。多年传统观念，至今也还是如此，论战论人，往往概以主张战和判忠奸，主战者皆忠臣、英雄，主和者必奸臣、败类。鸿章在此种朝野议论影响下，没有公开明确表示反对战，然《清史稿》鸿章本传，已道出鸿章之不主战，“至是（指甲午时），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方设谋解纷难”，就是通过外交谈判。张百熙疏劾鸿章“阳作战备，阴实主和”，在朝野压力之下，鸿章自不能不战了。时头脑清醒的大臣无多，只孙家鼐力言衅不可启。私家笔记所载，也证明了鸿章已战而欲中途停战：“中日战事方起，是时当局要人李文忠为海陆军帅，手握全权；直隶提督叶曙青为大将，身当前敌；项城为行人，通使命，合词请班师以待天下公论。”战端已起，自然止不住了。
当时，主战最力的人，是李鸿藻和翁同�。袁世凯奔走李鸿藻之门，张季直和文廷式为翁同�耳目，袁世凯大言，按他的计划，可以制敌于先，这自然是胡吹。难怪战败以后，李鸿藻用袁世凯小站练兵，鸿章以羞辱之身归自马关，讽刺说：“余败军之将，候袁大少爷成军后可以一战。”
甲午终败了，且败得如是之惨，李鸿章声誉一落千丈，他还得含羞忍辱去日本马关谈判。鸿章本不愿去，“然辞气之间，不无踟躇”，这是他可贵的当大任的精神。李鸿藻怂勇他去，说是“好为之，所不与公祸福与共者，有如天日”。不能说鸿章因此一言而去，毕竟有一位大臣愿与共分担责任，有以促成其去。马关谈判，春帆楼面对伊藤博文咄咄逼人的气势，李鸿章虽败军之将亦足以言勇，当场还能使伊藤下不了台。而李鸿藻口出壮言，徒成空语。这正是做实事和说空话的对照。
回国之后，从此背上了汉奸罪名，“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成了千古名联。名丑杨鸣玉（又名杨赶三）讽刺李鸿章早在平壤之败时，是役李诏夺三眼翎黄马褂，赶三演《丑表功》，去保儿，临场插诨云：“我有汗马功劳，奈何夺我三眼翎，褫我黄马褂。”可以想见剧场的强烈反应。不久杨死，乃有此联出。平心而论，以战败之罪归于一人，是不公平的。李二先生非汉奸，且为近代史上有功之臣，于中国近代化有功之臣。
甲午战败后，慈禧欲治主战者之罪，以为李鸿藻老成，且为同治之师，目标便集于翁同�但止于披其枝叶：吴大�免官，汪鸣鸾被谴。无一词及于李鸿章，可知在慈禧心目中，李鸿章是无罪的。后，李鸿章使俄，慈禧对他说：“中国败于日本，汝辱斯甚。”可见鸿章负汉奸之名，慈禧亦知其辱其冤，当面一言，算是为他洗刷，更为了还要用他。庚子义和团胡闹，他以两广参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组织的东南互保条约，给清廷和慈禧下不了台。辛丑议和，还得劳动这位衰翁。条约一订，他就在这一年死了，让历史去总结他的一生。《清史稿》本传，称鸿章“自壮及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振常按：自然是遭众骂），或劝之归。鸿章则言：‘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不能把这话全看作门面语，李鸿章确有临事的精神，所以才一直到七十九岁高龄还在位做事。如果在他六十多岁以后一刀切，退了下来，当可免去后来汉奸之诬，历史也就残缺了。
再说李鸿章
前文《李二先生非汉奸》（载《文汇读书周报》第五五五期），言而未尽，作此续篇。
李鸿章阐述他的洋务思想最具代表性之作，为于同治三年写给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的信。此信提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之理，结语云：“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蒋廷黻对此信赞誉极高，认为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
其实，这正是李鸿章见识不足之处，也是洋务运动的根本缺陷所在。还是用李鸿章自己的说法来证实，他在同治四年八月改建江南制造局的奏折中说：“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照此，中国的政教、文化、风俗皆优于洋人，无须作任何改变，只要学得西方这长技足矣。至甲午战败的几十年中，洋务运动的声势，不可谓不盛，终至一战溃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宣告了此路不通，以事实证明了李鸿章思想之大局限，甚而可以说：李鸿章但有实务而无思想。梁启超评论他不学无术，殆即指此。
甚至还用不着到甲午，早在此前，个别杰出之士，已指出洋务之法有欠缺。出使英法的郭嵩焘，以亲身所验提出，非只洋人的科技制造值得学习，洋人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更应借鉴。他为此专门写信给李鸿章，主张派留学生出洋学习制造和驾驶，不如学科学技术。更好的办法，应是像日本一样，在国外学习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立国之本。时人目郭嵩焘之说为邪说异端，李鸿章亦不接受郭嵩焘建议，答称：“鄙人职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国之要端，欲舍此别图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以主兵为藉口，实认为兵即是立国的大者远者，而否认了西洋的政教文化有可学。这就是梁启超批评李鸿章“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
李鸿章练兵的首要是，购买新式战舰，建立强大海军以对付日本。光绪八年，他与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合奏，分析了中日双方兵船的力量，认为是互不相让，进而说：“然比年以来，臣鸿章与内外诸臣熟商御侮之要，力整武备，虽限于财力，格于浮议，而购船制械，选将练兵，随时设法，独具规模。”结语说：“中国地大物博，能合力以图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胜算。”“中国战舰足用，统驳得人，则日本自服，球案（指日人侵琉球）亦易结矣。”
李鸿章对胜利前景的信心，倒也并非无据。光绪十四年以前，中国海军较日本为有优势。光绪十四年以后，因献媚慈禧，海军经费大量用以建造颐和园，照李鸿章甲午战启时所奏，说是“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李鸿章不敢语涉慈禧，稍言海军经费移用造园事，隐忍出以“臣当躬任其咎”，满腹怨气，以后终于对掌管户部的老对头翁同�发泄出来，这且留待后面去说。经六年停滞，到光绪二十年战发，日本海军已强于中国了。李鸿章对此是明白的，看他在甲午战启时对双方海军兵力的分析可知，其时北洋海军之可用者，只镇远、定远两舰优于日本，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远。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因此，李鸿章制定的政策是“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
这就明白地表示，李鸿章并不主战。为什么要“求谅于局外”，即因局外人不明就里，一时主战之风甚嚣尘上，且说动了慈禧和光绪，李鸿章在奏折中才作此表示。中国屡受敌侵，朝野有轻易求战之心，其情可谅，在不能战时而强战，乃以国家为儿戏，其事不可取。远一点说，南宋以来，即因辽金元之屡侵，就造成了轻易言战的心理，士大夫以功名自见者，动辄言战，后之人误以为不问任何情况，言战即同于爱国，因而往往以战和判忠奸，其误甚矣。即在近代，甲午以前，已有鸦片、英法联军、中法三役之败，不检讨自己，审时度势，力求自强，锐意改革，只是空口叫战，只能败得更惨。可悲的是，甲午惨败诚然深深震动了中国，尤其知识阶层，戊戌维新以起，革命之说以兴，当政者则还是昏聩糊涂，最后引来了愚昧无知的义和团，招致了八国联军入侵。
李鸿章以局内人明白不能战，尽管他没有公言反战，已招来了汉奸之谤，李鸿章毕竟也爱名节，便流之于依违两可。几十年的练兵，局外人误以为已属莫敌，从前三败于洋鬼子，今与东洋人战当可胜之。于是，内外言战者众。这里面，军机大臣李鸿藻和翁同�起了最主要作用。胡思敬《国闻备乘・名流误国》有载：“甲午之战，由翁同�一人主之。同�旧傅德宗，德宗亲政后，以军机大臣兼毓庆宫行走，尝蒙独对，不同值诸大臣不尽闻其谋。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文士，梯缘出其门下，日夜磨砺以须，思以功名自见。及东事发，咸起言兵。是时，鸿章为北洋大臣，陆海兵权尽在其手，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孝钦以勋旧倚之。謇等仅恃同�之力，不能敌。于是廷式等结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妃日夜怂恿，上为所动，兵祸遂开。”
这节记载，大致可信，但忽略了慈禧的作用，大失。没有慈禧首肯，光绪何能决定作战？紧接上文，下面写到李鸿章向翁同�一泄怒气，两个对头正面交锋了：“既而屡战不胜，敌逼榆关，孝钦大怒，召同�切责，令即日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同�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语塞，归乃不敢言战。”
这段记载，颇能传神。李鸿章怨气冲天，翁同�退无可守，看来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和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之间的纠葛，实际是翁李二人甚至是翁李二家的恩怨纠结。
翁同�家世显赫，与其父心存均为两朝宰相而兼帝师，与其侄曾源均中状元，所谓父子宰相、叔侄联魁。陈康祺《郎潜纪闻》称翁家为“两朝宰相，再世帝师，三子公卿，四世翰苑”。翁同�的长兄同书任安徽巡抚时误抚练首苗沛霖，以致失陷封疆，被两江总督曾国藩参劾，革职充军新疆，死于戍所。曾国藩参劾显赫的翁家人物，并非没有顾虑，劾疏中有云：“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牵就。”就表明了顾虑所在。而这句话确也厉害极了，正好以此堵住了同治和慈安、慈禧之口，宽假无从。逮问时定拟翁同书大辟，后因翁心存病死，方减罪为充军。为曾国藩拟这个疏劾的，正是李鸿章。李鸿章是著名的刀笔，曾国藩就曾称赞他的公牍写得好。翁家一家，对于李鸿章，怎不怀恨在心。翁同�既入军机，后久兼户部，职权在手，对李鸿章施以报复，请款购买军舰屡遭驳诘，自在意中。重臣以国家事为私人恩怨之具，不亦可叹。
李翁仇隙之深，还可另引一条材料说明。其记载出于身经其事的吴永，所著《庚子西狩丛谈》谓甲午败后，袁世凯为翁同�做说客，去北京贤良祠看李鸿章，劝李“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鼙鼓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逐，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语未即已，公即厉声诃之曰：‘止，止。慰庭，尔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想要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的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
李鸿章在甲午败后，直隶总督一职被革，文华殿大学士衔尚在，清例，大学士不开缺，旁人不能补。翁同�虽入军机，却因无缺，补不上大学士，做不了协办大学士，不能称为拜相。翁同�于此，心有戚戚。袁世凯善于窥伺，乃在他昔日恩人李鸿章面前为翁同�谋此。话才开头，李鸿章敏感之甚，立即出以激愤之言止之斥之，翁李怨毒之深可见。
事情没有结束。袁世凯退后，李鸿章却对吴永诉说了一通。《庚子西狩丛谈》续记云：“项城出后，公即呼予相告曰：‘适才袁慰庭来，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翁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的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李鸿章自负一生不求退，面对翁同�，更要干到底。曾国藩平时常对人言，他有“挺经”十九条。这所谓“挺经”，无非是收罗一些成语故事，讲的是刚柔相克处世之道，李鸿章要继承师道了。
杂记甲午和战问题如上，如果李鸿章在光绪十四年以后，能如愿以偿续买军舰，慈禧不以海军经费营建颐和园，中国海军建设当有强于甲午之时，但也未必能战胜日本。这就不是但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的李鸿章及其流亚所能见及了。甲午战败，李鸿章处于万人唾骂之中，当时主张诛李鸿章者甚多，文廷式等翁党之议无论矣，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于乙未五月亦有电致两江总督张之洞，请吁奏诛合肥以谢天下。黄�得见此电，以之载所著《花随人圣�摭忆》，原电云：“读铣电，愈出愈奇，国无可为矣。犹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局外哀鸣，伏维赐察。三立。”张之洞是极有心机的人，迎风善变，他自然明白，甲午后慈禧犹眷顾李鸿章，所以对陈三立此电未复。值得探索的是，陈三立何以有此主张，是否与时流以李鸿章为汉奸的看法相同？
查陈三立《府君行状》记：“其时李公鸿章自日本使还（振常按，指乙未签约归），留天津，群谓且复总督任。府君愤不往见，曰：‘李今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人或为李公解，府君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凭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卒不往。”如是，则陈宝箴之责李鸿章，与众议之一哄而嗤之为汉奸，大不同，责其不当战而战，不冒死据实以呈国家实不能战也。然则，其子散原老人之请诛合肥，当亦秉其义。壮哉，义宁陈氏之谠论也。
陈宝箴此说，与往昔曾国藩所论亦相符合。曾国藩在天津教案落职后致李鸿章信云：“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一意主和。盖恐群情懈弛，无复隐图自强之志。鄙人今岁所以大蒙讥诟而在己亦悔憾者，此也。”曾国藩毕竟高李鸿章一筹，李鸿章以“筑室忝为门生长”自居，惜乎未见得领略了乃师之深意，便使后人亦复哀后人也。
推荐访问: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