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因“假币事件”改变 王桂卿因“假币”入狱一事，张家口美术家几乎无人不知。偶尔谈起，不仅从未有人视为笑料，倒是对少年王桂卿绘画技艺的精湛赞叹不已。带着污点，王桂卿依次完成招工、转正、转干等系列程序，直至从康保县文化馆副馆长的岗位上退休。性格随和谦卑的他，而今在宣纸上塑造奔马，以安度晚年。
王桂卿出生，是国人扬眉吐气的1945年。刚刚记事，王桂卿便随父亲辗转抵达属“坝上高原”的康保县谋生。父亲后来被组织吸纳，成为革命干部。也因此，沐浴在少年王桂卿头上的日头，无疑比其他同龄孩子要暖和得多。
1951年，王桂卿进入“贵族”学校张北县永义街小学。学校设施完善，音体美乃至手工劳动等课程设置齐全，还有相对较多的美术作品展览，这使得王桂卿的绘画兴趣得以形成。到1958年大跃进时，王桂卿被县文化馆画家看中，在诸如研墨涂色的辅助性劳作中，他的画技飞速提升。
那时“超英赶美”的宏愿使国人亢奋不已，而绘画属雕虫小技，是很难与革命理想接轨的。因此父亲对儿子矢志不渝的痴爱，大惑不解。“坝上当时没有民用电，晚上只能在煤油灯下画画。我买的第一本专业书籍，是胡佩衡著的《我怎样画山水画》，通过那本书我才知道画国画要用宣纸。康保没有宣纸，即使有我也买不起，我只好用麻纸代替。”王桂卿回忆说。
1959年冬，张家口艺术专科学校扩招插班生，王桂卿初中未及毕业便跃过龙门。物质生活虽然贫乏，食不果腹饥饿难耐；但有马承佑、陈永镇、张贻来等恩师导引，少年王桂卿的心无限愉悦着。艺专设在山城最古老的街巷堡子里的鼓楼西街，该校曾为河北天津艺术师院实习基地。每逢夏初，艺师师生便来写生、教学，王桂卿记得名字的教授、副教授有孙其峰、闫丽川、爱新觉罗・溥佐、王颂余、张其翼等，学生还能亲眼目睹于非�、黄胄和爱新觉罗・溥佐等大家原作。
“大跃进”酿出的疖子，终于在1960年破脓。少年王桂卿的命运，也随之发生逆转。进入艺专仅半年，不过是隐约知晓何为素描何为皴擦，便提前“断奶”被推向荆棘丛生的人生舞台，那年王桂卿年仅15岁。两年后，他重新回到课堂。追随艺专同学刘志膺，进入天津美院的广阔艺术天空展翅翱翔，是他心中最大的心愿。但随之而来的“文革”，却无情地折断了他的双翼。光鲜的父辈，眨眼间成为叛徒和漏划地主，在家乡被揪斗游街。惊慌失措，有家难归，他唯一的应对方式便是守口如瓶。生活无着，处境尴尬，唯有串联才可摆脱烦忧，但赴武汉、长沙，返张时他已囊空如洗。父亲工资停发，供给中断，“革命”再无经济来源。情急中，王桂卿在自己的人生博弈中出了一招错棋――精心绘制了7张5元�，揣着踏上西去列车。第二套人民币棕色5元券，也就是藏家熟知的“炼钢工人”，票面有汉、维、蒙、藏文字，采用左右花纹对称的新规格；整个图案、花边、花纹线条鲜明、精密、美观、活泼，具有民族风格。在印制工艺上，采用正背面双凹印刷。人物头像和主景图案层次清晰，富有立体感，人物形象表情传神。难以想见，绘制过程是多么繁复和一丝不苟。
王桂卿抵达兰州，即开始断粮。夜晚的副食店，光线昏暗，饥肠辘辘的王桂卿把“钱”递给了售货员……曾在康保插队，与王桂卿稔熟的收藏家高家骏对笔者说：“王桂卿忒老实，没做过坏事。假币都花出去了，他还不走。没做过坏事，一做坏事就挪不动步了，直盯着对方，这才引起人家警觉……”王桂卿说，一时错误抉择，困扰一生。此事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
依照现实法律，王桂卿的过错，本属于批评教育之列，但他却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1969年底，王桂卿由“阶级敌人”，改造为准公民。步出监牢，出路不外乎是遣送农村，头顶坏分子帽，面朝黄土终其一生。也许是多事之秋，人们自顾不暇，“罪孽深重”的王桂卿，不仅重新回到革命队伍，还被允许回到原籍，落上城镇户口，这让
他颇感意外。
从三块厂牌开始，重新出发
回到人民队伍不久，王桂卿便被康保县建筑公司接纳。背石头和水泥，虽然每日精疲力竭，但仍然乐此不疲。因为珍惜，便不惜力气，因此工友都愿和他搭伙。
那年月，厂史、村史陈列颇为流行，利民造纸厂却无此类人才，于是他们向建筑公司探听。公司便推荐了王桂卿。长时间露天劳作，衣衫褴褛、皮肤粗糙、面颊赤红，厂部政工干部对其能力深表怀疑。是三块书写工整的厂牌，才让王桂卿通过测试。因厂史涉及大量中国画，造纸厂还请来到宣化“学军”中央美院高材生沈尧伊和袁浩加盟。厂史完竣，他又投入到大批判专栏书写和制作“工程”。自此，王桂卿开始漫长的艺术人生。
“样板戏”传唱全国，集体所有制的康保县剧团也应运而生，王桂卿卸去工装揣着画笔进入剧团。此前，坝上地区农闲时，人们大都以演唱二人台自娱。但二人台打诨逗趣，免不了封建糟粕混杂。因此剧团的主要任务，便是占领乡村这块阵地。夏天下乡，冬天排戏。制作布景也在寒风凛冽的时日进行。制作场地空旷，面积达300平方米。炉火熊熊，王桂卿却难以感觉到丝毫暖意。颜色刚刚上布，霎时就结冰，继而又出现冰花般效果。色盆眨眼变成冰坨，必须边干边化冻。如此反复，王桂卿无一句怨言……
因着内敛、苦干和自知之明，31岁那年王桂卿终于修成正果。经全体职工讨论，层层批准，他被转为正式职工，成为梦寐以求的“公家人”。
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各级文化馆画家时常被抽调搞创作，张家口美术界掌门人郭重光慧眼独具，回回都邀请不属此列的王桂卿加盟。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在剪纸之乡蔚县举办剪纸创作班，画布景的王桂卿也和原汁原味的剪纸艺术家农家妮子小脚老太坐在一起。不久，其作品便入选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河北蔚县民间剪纸展览”和河北省美展。又有国画作品入选河北省美展以及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规模空前的“河北中堂画展览”。年画《草原新事多》《草原渔歌》《挂红灯》《奏乐图》等，先后被山西人民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国画《草原风情》《双马图》等作品参加中日美术交流展，其中《双马图》获银奖。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横江敏夫还致函王桂卿，对其艺术品质予以褒奖。上述成绩以专业画家衡量，实属平常。但对于剧团布景师傅、对于“刑满释放犯”来说，是多么不易。
1986年，他调入康保县文化馆。由于集体所有制职工不能调入，县政府遂上报行署，将其转为国家干部。同年，他又拿到河北电大中文系毕业文凭。翌年始，持续担任县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旋即被评选为县拔尖人才。张家口市电视台为其拍摄的专题片《天涯飞鸿》，在河北电视台播出。
一匹渴望自由的奔马
很快，年画淡出历史，王桂卿的艺术生命将如何延续？
康保县文化馆提出“以文养文”。王桂卿在不经意中将徐悲鸿的奔马临摹在树脂布，自此引发起画马的兴趣。在康保，放眼望去，举目皆绿草，皆滚动着马群。也是马群，唤起他心中沉睡已久的童年少年自由奔放的记忆。而放荡不羁的奔马，才能使内敛压抑转换为张扬、转换为生命活力。王桂卿自此开始临摹，他从临徐悲鸿高足韦江凡的画册入手，刘勃舒、赵贵德和老甲的作品都曾反复描摹。王桂卿逐渐悟出，马不过是艺术的载体，若想自由调控笔墨，就必须首先趟过“科学”禁地。他不厌其烦地研究马的解剖，随后又悉心掌握其生活和运动规律。资料显示，仅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人马画，即达数千件。当下，精美的古籍印刷品随处可见，王桂卿自可从容地遍览历代大师的创造遗痕，从中寻求动力与源泉。
至此，马在王桂卿眼中，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运载工具，而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如何准确地将马的精神传递给观者，便成为他心中难以化解的块垒。造型基本掌握，形象恰似九方皋相马，牝牡骊黄，皆忽略不计。以笔墨烘托精神，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语汇，如同耸入云天的喜马拉雅，横亘在他面前。冶炼锻打，其艺术语汇由含混变得日渐清晰。笔者以为，王桂卿而今的“强壮”，得益于“五谷杂粮”和“快餐”“西点”。其师承有本土良师，也有享誉画坛的名家大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画风有杂交属性。按他自己的话说：“学谁也没学到底。东抓一把，西抓一把。这样也有这样的好处，四不像，就可以慢慢形成自己的面貌。”
好的作品应形神兼备，有深刻的内涵，让人百看不厌并产生丰富的联想。在具体表现手法上，王桂卿的马提纯为音符般的线条，线的顿挫，线的疾缓，线的干湿，线的浓淡，再附以皴擦，借以凸显马的健壮骠悍与勃勃生机。老甲先生将马推到抽象边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非常大写意”；王桂卿则吸收其中有益的养分，也摒弃细节刻画，但又相对具象。他的“舍形”，仅仅是局部的舍弃，最终还是为强化动感。
王桂卿失去过自由，因而比常人更渴望自由。“最畅快的事情，莫过于笔底营造。那不是马，是生命，是自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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