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二年(1910),张之洞的葬礼在河北省南皮县双庙村张氏坟场举行。墓地占地近百亩,坟墓封土约3米高,四通大碑立墓前。遗爱碑为门生故吏捐资所建,碑阴刻有张之洞兴学育才的事迹及捐资者的名字――其中还包括后来的“反清先锋”黄兴和中共的元老之一董必武。张之洞的声誉也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顶峰。
然而,1956年,牟安世著《洋务运动》问世,该书在导言中称,“所谓洋务运动,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昔日洋务主将,竟背卖国之名。也因此,张之洞在文革中遭到造反派挖坟暴尸。
张之洞逝世时,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尸骨的命途,比起晚清那个时代,更加多舛。其身后之名几经沉浮的悲惨事实,和生前叱咤风云的丰功伟绩形成鲜明的对比,带出的是晚清那代人的无奈。
一、洋务主将
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1837年出生于贵州兴义府。少时博闻强识,文才出众,年方十一,即为贵州全省学童之冠,作《半山亭记》,名噪一时。咸丰三年(1853年),回直隶南皮应顺天乡试,名列榜首。同治二年(1863年),与贵州人李端�同为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其间,为清流派重要成员,与张佩纶、黄体芳等人一起,放言高论,纠弹时政,抨击奕䜣、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有“四谏”“六君子”“十朋”之称。
授山西巡抚、成为任封疆大吏之后,张之洞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大力从事洋务活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889年,调湖广总督。以后十八年间,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一直久于此任。他将在广东向外国订购的机器移设湖北,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包括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力促兴筑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1894年―1895年署督两江时,仿德国营制,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筹练江南自强军,后又以之为基础在湖北编练新军。为培养洋务人才,尤注重广办学校,在鄂、苏两地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普通教育、师范等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在举办洋务事业中,还大量举借外债,是为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
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他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白银1130万两。炼铁需要铁砂和煤等原料和燃料,于是张之洞又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此处铁矿蕴藏丰富,从而又兴建了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的露天铁矿――大冶铁矿。张之洞先后下令开发大冶三石煤矿、道士茯�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和江西萍乡煤矿。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二、文化保种
张之洞七十大寿时,贺者如云。一时不能亲往者,也纷纷呈寄寿文,以表贺意。其中,以曾师事张之洞,累官陕西、江宁布政史,署理两江总督的樊增祥所撰骈体寿文最长,达2000余言,且由电报局分日拍发。其时“新学”方兴,各类新词不断由日本传入,张之洞虽提倡新学,却喜欢旧文,故对“日本新词”颇有反感,力禁学界用“日本新词”。樊氏寿文亦将此叙入,极表赞佩。其中有句云:“如有佳语,不含鸡舌而亦香;尽去新词,不食马肝为知味。”维护传统文化,力保中华之种,也是张之洞的一大作为。至于后世评价洋务派诸君,多以“辱国”冠之,则有失偏颇。
《书目答问》一书的编撰,是张之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此书自光绪二年(1876)刊行以来,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如今,学术语境由于各种现代性复杂因素的融入,已脱离了原有的发展轨道,而呈现出大不同于往昔的潮流趋势。但《书目答问》作为一部指引治学门径的目录举要专书,仍在不断变迁的历史流程中顽强地显示着自己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书目答问》并没有因为学术语境的改变而减损其价值,反倒由于它一去不复返的目录学文化品性而增加了现代人的读解兴趣。
《书目答问》开篇即揭示:“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则嫌�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这本书编撰的目的在于方便初学者依赖可靠的典籍读书治学,不致迷失在繁杂的知识丛林之中。而这些书籍的相当一部分乃是作者一家独特精神之所寄寓。《书目答问》著录的逝去的古籍作者仍在通过文本的形式延续着自己的精神生命,他们依然在撰述中保持着自己的“发言权”并等待着读者的阅读、交流、聆听与对话。用张之洞的话说就是“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从方法论看,无论即目求书或因书究学,目的都在借助目录学方便有效地查考与解读典籍文献,而查考与解读的过程必然会使今人的世界与古人的世界产生某种意义上的关联。所谓治学即是在这种关联性视野下不断深入展开的研究过程。《书目答问》不仅为初学者提供了摸入传统经史子集典籍文献宝藏的潜在可能,而且也为古今视域的交流融合及相应的对话性研究架设了桥梁。从这一点看,《书目答问》为古文化香火续传所做贡献,功不可没。
三、近代教育
张之洞不仅在经济思想方面领先,其政绩中,教育方面的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其兴学育才思想及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在早年张之洞担任学政时,他就开始对传统的教育进行改革,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强调以通读史经为学习的主要内容。具体的举措主要是改革传统的教育机构,以湖北的经心书院和四川尊经书院为代表。1869年,张之洞在武昌三道街文昌阁设立经心书院,“拔其优秀者,读书其中”,所研习的多为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等,注重经世致用。1874年,薛焕等15人上书张之洞,指出学习制艺领八股已不符时代要求,请求再创书院一座,以“通经学吾课蜀士”为宗旨,得到张的重视和支持。1875年春,这座新建的书院在成都南门石犀寺附近落成,取名“尊经书院”。张之洞一反旧式办学方针,对书院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加以改革,严格考试制度和考试程序,使书院处于一种竞争奋进的学习环境。
在改革传统教育的同时,张之洞开始认识到“西学”的重要性,并着手试办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1890年,张之洞在都司湖经心书院旧址,创办了两湖书院。书院学生定额240人,湖南、湖北各100人,开设“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宗旨是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之才。1896年,张改革两湖书院,仿照西洋学院,每日上堂讲课,教习按日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课程则改为经学、史学、舆地与时务四门,同时设立院长,负责讲明经济。1902年,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分科为八门,成为一所包括文、理、法三科的综合性高等学堂。
1893年,张之洞又以“治书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达时务为先”,创办自强学堂,在武昌城内购地修建。自强学堂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科,分科教授“由浅入深,循序渐近,不尚空谈,务求实用。每门学生先以20人为率,湖北湖南两省士人方准考取”。学堂以学习西文为主,分英、法、俄、德四门。1898年,张又提倡留学日本,增设日文一门,聘洋教习教之。1902年,自强学堂改名为方言学堂,并给学生提供优越的学习条件,鼓励学生努力向学。
晚清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晚清也是一个英雄不得志的时代。大背景下,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都与此挂钩,以至于多年以后,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竟不能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和一方可供安息之地。面对张之洞这样处于时代风口浪尖上的人物,面对他身后的诸多争议,人们在品评时,更应该看重的是他身上那些无法被历史浪潮冲刷掉的品质。(责编:孙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