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天没有格外蓝，风也没有格外轻，我像往常一样平平静静地去上班。快到8点时，我到了楼下的电梯旁。 楼梯口几乎还没什么人，因为在这栋二十几层的大厦里，有一个不成文的集体习惯，各公司都主动把上班时间错开在八九点之间。我这么早来，是因为我每天要从蛇口赶车，想在别人到来之前先洗去满脸的风尘。
忽然，有个人冲也似的来到了面前，将一个攥在手心里的小东西往我面前一递。我莫名其妙地接过来，是一只精致的红色缎袋，打开，里面是一条沉甸甸的金项链。
那人急急地说:“给你的!没别的意思，只是想给你，想你不要变，你的发式，你的衣着……又不知道你的名字，希望一定收下!”
他说话间，眼睛看着别处，一只红色头盔发烫似的在两只手中倒来倒去。我立刻把小袋儿塞还他，他不接，一双眼睛平平静静地望过来，然后转身就走，没有乘电梯，咚咚的脚步声沿着楼梯一阶阶响上去。噢，是一双深井似的眼睛。
我一个人在电梯口呆呆地站了半天，像从一场梦里醒来，手里凭空多了条金项链，心里觉得怪怪的，那天看办公室所有的人也都怪怪的。坐在办公台前，觉得对面的郭主任老在看我，就问他怎么啦，他说:“什么怎么啦?”“你老看我干什么?”他说:“你老看我，我还以为你有什么事呢。”
我想，快了，等明天，那个人就会再“偶然”遇上，就会前来说“又碰到了，看来是缘份”，然后再过几天，他就会请喝茶什么的……这个人仿佛见过，就在每天上下班时的电梯里，上上下下的人太多，都不打招呼，但因为时间长了，那些面容也就彼此有了印象。我在16楼，可这个人在几楼却不十分清楚，只记得下楼时，他常是在半中间电梯停下时上来，而上楼时，我还未到他就又停下电梯走出去了。记住他是因为他手里老拿着一只红色头盔，像十字路口的红灯，一出现电梯就要停。可连话都没有说过一句，为什么要送东西，这么贵重的东西，为什么?
我就这样胡思乱想着，最后理出一个决定，不等再有“过几天”和“再过几天”，在下一个“偶然”遇上时，就把东西还给他，不多说一个字，就这样，连“谢谢”也不说。
决定作出了，就急着等下班，等明天再上班，那项链就可以送还了，就不用像现在这样装在身上，像一只不知何时会引爆的炸弹，让人恍惚而焦烦。
第二天，更加提早来到大厦，在电梯口等，看红色的数字在显示屏上跳换。8点，8点40了，仍不见那个人的影子。电梯口的人开始多起来，我往外站一站，想躲开人群，一抬头，看见平日除了保安台外空空如也的楼门口多了两大盆富贵竹，蓬蓬勃勃地长得正旺。为了显得自然一些，我索性站到花盆旁，装做认真欣赏的样子，热心的门卫告诉说是昨天楼上有个公司迁走时留下的。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那个人，那个人就在这个迁走的公司里!
从此，那个人再没有见过，在上下电梯里，在楼前停车处的空地上，那个抱红色头盔的人再没有出现过。
项链依旧装在身上，看着腕上的表分分秒秒地走，很怕下班时间到，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丈夫讲，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送东西给一个同样不知道名字的人，讲出来有谁会相信?
下班回到家，我极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做饭时想，等吃饭时再对丈夫讲，饭桌上有菜肴调节气氛，许多谈判不都是放在宴会上的么!磨磨蹭蹭一顿饭吃完了，我还没讲出口，就又想，看完电视新闻再讲吧，新闻完后是广告，广告时间正好讲闲话。电视上广告完了，连正式节目也完了，我还是未能讲出口。丈夫进里屋看书，没时间再推了，我跟进去，对他说:“跟你讲件事。”丈夫一边看他的书，一边敷衍我:“呵，你讲吧。”平时在他耳边唠叨得多了，这次他同样没有在意我的话。我走过去，合拢他的书，把金项链的事告诉他。
丈夫拿起那条项链，用一只手轻轻拍拍我的脸颊，说:“不要问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你如果也这么世故，那人不是看错了你?我明天再给你配个坠子，你戴起来，一半是友情，一半是爱情，多好!”
我眼里已全是泪水。
有人给金项链的那天，我突然发现原来一切可以这么简单……
(薛兰杰、周炳铸摘自《深圳青年》199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