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三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换了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她有一对大大的明亮的眼睛，虽然个头不高，略有些胖，但皮肤很白，面庞便显得清清秀秀，倒与她的名字很配，她叫陈立清。 带我们班时，陈老师才做妈妈不久，还残留着做姑娘时一些痕迹，梳着两根又黑又粗齐肩的辫子，但是已经明显出现做妈妈的邋遢样。那时的人们，男男女女的穿着都是老里老气的黑灰蓝几种色调，陈老师常穿着的一件深蓝色咔叽布的衣服上，经常有斑斑点点的奶渍、饭渍。有几次，大概上班太匆忙，她竟然将辫子梳反了，歪歪翘翘的在两耳边摆动。其实那时虽然她做了妈妈，我想，她当时的年龄，也就是二十二三岁的样子。
有一天清晨，陈老师正带领我们跑操，忽然从路上冲进来一个黑大个，将我们班的队伍搅了个七零八落，一片混乱。还未等陈老师探究个明白，黑大个旋即便将手中的一个包裹扔到了陈老师的怀里，由于扔出的力量过猛，陈老师在接到那物什的同时，站立不稳，后退几步竟扑通坐在地上，那包裹也随之发出了稚嫩尖利的哭声，原来那包裹里是陈老师幼小的儿子，那个黑大个是陈老师的丈夫。
我那时是班长，要协助老师做一些事，就要经常和陈老师接触，她的丈夫我是见过的。他俩有太多的不协调：一个白白的个头矮小，但很清秀，性情温顺，一个黑黑的高高大大，面孔粗糙，性情也粗暴。但就这么奇怪，他们竟是一家人。
我现在已经对这类搭配不奇怪了，那些在外人看起来很般配的夫妻，又有几个真的是天作之合的。当然，这样说，不是因为陈老师这对夫妻外表看起来不是理想的一对，而实际是幸福的一家人，恰恰相反，能把自己的孩子当众扔出去，这样的人就不是一个让妻子有安全感的丈夫。
扯远了。现在说陈老师这对不像一家人的夫妇。大人们都称陈老师这个黑大个丈夫叫二黑子。他是一个汽车司机，这在当时是非常好的职业。我现在想，陈老师那样的妙人嫁给二黑子那么无理的粗人，一定跟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因为，只有根红苗正的人才有资格把握革命的方向盘。
印象中他们家总是乱糟糟的，东西乱放衣服乱扔，尿布挂了一房子，尿味、奶酸味弥漫了整个房间。二黑子常出车在外，我去了，我会帮陈老师抱着孩子，让她腾出手来做家务。
陈老师家中的桌椅板凳常遭遇浩劫一般，今天饭桌断的一条腿用几块砖支撑着，明天一把椅子的腿和一根木棒捆绑在一起，就像用夹板打着石膏的骨折病人。当我的目光无意中看到这些受伤的家具时，陈老师总是不好意思满脸羞红的解释，是不小心碰坏了，或是来人太胖坐坏了。我尽量装出相信的样子，生怕我的表情有什么不恰当，让陈老师感到尴尬。
脾气暴躁的二黑子很欢喜我去他家，有几次，还因为我的及时赶到终止了他的动粗。当然，他能当着那么多学生的面扔自己的儿子，他怎么在乎我这个毛丫头呢，当时，我还真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说实话，他不仅喜欢我去他们家，他还非常喜欢我。他对我的喜欢是真诚的，又是我无法接受的。二黑子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我父母说，让我做他们的女儿。于是无论我在什么地方遇到他，他都会高门大嗓不管不顾地对我喊：丫头，别在路上玩，跟爸回家。或是吊着他那张黑脸，非常生气的样子对我吼：死丫头，还不快回家帮你妈做饭去。然后，他还用粗大的手掌，重重地拍在我的背上或头上，拍的我又疼又生气。好在那个巴掌大的地方，谁是谁家的都很清楚，我不会被人误会。大概两年之后，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是个皮肤黑黑的长得极像二黑子的女孩儿，我为此松了口气。我想，他有了自己的女儿，就不会盯着我不放了。这事虽然始终没有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但给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压力，生怕哪一天，我真的成了后爹后娘养的了。
当然，这个“后娘”是善良的，也是很认真的。她当时是多高的文化程度，我不知道，可能是高中毕业或勉强高中。大概四年级以前，她不仅教我们语文，还教我们数学。看得出，她很吃力。语文课还好，遇到数学课的应用题，有时，讲着讲着课就要停下来，想一会；或是勉强讲完了，学生和她却一起陷入了困惑之中，因为她和我们一样都不明白。遇到这种情况，陈老师总是真诚的对我们说，让我再琢磨琢磨。第二天上数学课时，她会把那道琢磨清楚的题，一步一步演算到我们明白为止。尽管常出现这种事，我们从来没有因此嘲笑过她。
多年之后，我在辅导上小学的女儿数学时，比陈老师当年讲课时还要吃力。这当然不能怪陈老师没有把我的数学基础打好，在那年月，有学上，有书读，已经是很幸福的了。知道我考上大学，陈老师一时间笑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讲，我当时学习是多么用功，班上冬天取暖的炉子烟筒歪倒着我也不管不顾的，只顾闷头写作业。我听了，只笑了笑，不想做什么解释。因为那时，我的忏悔意识已经深深的扎了根，她对我说多重的话，也抵不上我对她的愧疚之情。况且，她逢人就讲的话，是想表明我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我是她的骄傲。
应该说，陈老师对我很好，也很信任我。我就像她的助手，班上的许多事情，她都很放心地交给我去做，班上的许多荣誉也是非我莫属：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优秀少先队员等等。我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标志是，我担任过我们小学的少先队的大队长。这与陈老师的重用和培养不无关系。
时世难料，在我们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反叛榜样，她叫黄帅，她掀起了一场反潮流的风暴，一度寂寞的校园又热闹了。学生们心安理得的不学习了，老师则讨好学生一般的，课堂上学生想听什么讲什么，不想听什么就不讲什么。有个班的班主任老师，竟在语文课上，给学生讲起了当时流行的手抄本恐怖故事《绿色尸体》，那个班的课堂纪律出奇的好，那个老师很会掌握讲故事技巧，每次都在恐怖来临时戛然而止，很吊了学生的胃口。要不是有家长告到学校，理由是孩子夜里时常被恶梦惊醒，那具“绿色尸体”肯定要在学校里游荡很久。
我们班的课堂纪律就没有那么规矩了，陈老师没有《绿色尸体》可讲，即便有这类故事，陈老师也不会去讲，陈老师顽固地只讲课本上的内容。陈老师相信，只有她讲的课本上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陈老师说，那种故事除了让人受些惊吓，还能给人什么。当然，这是私下里悄悄的对我们几个还在听她课的学生讲的。
为了能继续正常的讲课，陈老师没少想辙维持课堂纪律。她重新选出了各组小组长，都是在班上以武力征服同学的厉害角色，然后，又将几个最霸道的人物拉入班委会，协助她做工作。这几个混混可了得，一上任就开始了明目张胆猖狂的打击报复，原来的班干部大多是女生，现在彻底的被他们打翻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为的是使我们永世不得翻身。
那是我小学记忆中可以称之为白色恐怖的一段时期，一下课，女生们被惊吓的叫声，和凄厉的哭声就响彻了教室。那几个混蛋逼迫我们给他们写作业，不然，就要受到惩罚，不是将一只壁虎放在文具盒里，就是一顿打骂。班上的女生除了家中有强壮的哥哥做庇护，其余女生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各种欺负。虽然我依旧是班长，但是已经毫无威信，只要那几个混蛋阻止同学和我接近，就没人敢理我，我成了孤家寡人一个。孤单已经是最好的境遇了，他们那里肯就此罢休，他们支使手下的小喽罗骂我，从学校一直跟着骂到回家的路上。
我有一个身体强壮的哥哥，但我却从未得到过他一根指头的帮助。我对自己说，我只有自己强壮起来救自己了。我拒绝给他们写作业，我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将放在我文具盒里的壁虎，提着尾巴送到那个坏小子的当面，他们骂我，我可以不动声色，但是，动手打我我就不会坐以待毙了，我就用我不太强硬的拳头，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有时，我的还击真是带颜色的，我曾将一个男生的鼻子打的鼻血流淌不止。
我的不屈服引起了他们的愤怒，这愤怒使他们更加变本加厉地对待我。他们在我办板报时将我锁在教室里，并且守在窗户边以防我翻窗户，直到他们饿了回家，我才脱身。他们还抢过我的作业本撕毁然后投入炉火中，看着迅速燃烧的本子的黑色屑片在空中飞舞，他们狰狞的痛快的大笑，那样子就像电影里国民党监狱的刽子手。那年期末，选举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之类，我只得到八张选票，头一次任何荣誉都没有。
我真是伤心极了，我伤心，不是因为我受了多少欺负，不是因为我没有哥哥的保护，也不是因为我的威信扫地，而是我感到的从未有过的无助。对我的处境，陈老师表现得很漠然，她关注的是我只有八张选票的人缘，她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她甚至还很为我感到失望，认为我辜负了她的重用和信任。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每天写日记，当然，这个好习惯是因为雷锋才养成的。也是因为雷锋日记的影响，那时的日记内容，是随时可以拿出来让人看的。我把班上的现状和我的境遇我都记在了日记里，我还对陈老师的这种管理班级的方式，提出了我的意见。
一天，我将日记本交给了陈老师，我说，我本来是要写在大字报上的，现在，先给你看看，如果你不接受，那么，我就在全校公开。我一副翻脸不认人的架势，将那段日子里所受的委屈全集中了起来，矛头对准了一个人――陈老师，假如她的态度不好，我就打算与她搏杀一场。
在等待她看日记的时间，我莫名的有一种亢奋情绪，我觉得，像是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有些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我甚至还感觉到，那个反潮流的榜样黄帅，正在不远处看着我，鼓励着我，这让我产生了准备接受任何考验的临危不惧。
就在我已承受不了我自己快速膨胀的亢奋情绪时，陈老师来到我的身边，她羞涩的样子，就像被我发现了她家受损家具的秘密一样。她低着眼眉，不看我，她说，班上的这些情况，有些我了解，有些我不清楚，你应该早告诉我。现在，我会进一步了解清楚，你相信我能解决吗？
几句话，就将我的膨胀放了气，但是我还不甘心就此缴械，我说，那我要看看再定。我的意思，陈老师不会完全明白，因为，有一股邪火正在左右着我，使我不想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这已经与陈老师没有多大的关系，也与我的委屈没有多大关系了。而只与我强烈的想成为黄帅那样的学生有关。
陈老师显然急了，她说，你还真想贴我的大字报呀！你最好和你家人商量一下再做。真是鬼使神差，我竟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撒了谎：我的家人知道我要做的事，他们很支持我。看着陈老师惊愕的表情，我心里真是很解恨。
事情是怎样了结的我已不记得了，但是，肯定没有任何大事发生在我身上。只是从此，对陈老师的深深的愧疚，压了我好多好多年。我为我有想做黄帅式的学生这样的念头感到愧疚，我为我借陈老师来完成我的这个愿望感到愧疚，我还为我竟然向陈老师撒谎感到愧疚。惟一让我感到庆幸的是，当时那张大字报并没有出现。
陈老师开始严格班级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关系似乎比过去更紧密了，但是，我总感到，我们的关系紧密，是因为我和陈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我们都想忘记曾经发生的这件不愉快的事。于是，我们俩进入了一个怪圈里：我们越想忘记，我们的关系就越努力紧密，越努力紧密，我们就愈加感到我们曾经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直到我小学毕业，我感到，陈老师才如释重负一般，长出了一口气，而我却并未就此停止向陈老师请罪的心路里程。
现在想起来，是不是我的神经太过敏感，也许陈老师压根就不曾是我想的那样跟我计较过，也许她早已忘记了那件荒唐事，多年来，我不过一直在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后来，我上了初中，我升了高中，我考上了大学，只要我有机会，我还能找到理由，我便一次又一次的去看望陈老师，帮助她做任何事。每年春节的三十晚上，我不在家里守岁，却到陈老师家中，就像她的一个女儿一样，帮助她和面、擀皮、包饺子，我甚至习惯了二黑子一口一个丫头的叫我。
其实每一次踏进她的家门，我都希望陈老师说，发生在一个十二岁孩子身上的那件事，在那个年代是多么的正常，而她也早已不把那件事放在心上。但是，我盼望的这些话，从未出现。而我，又不知该怎样说起，年代越久，我越不能对那件事释怀，却越加不能说出口。于是，去她家就如同一个虔诚信徒去朝圣一般，成了一种习惯，哪一次错过了，心里便极度的不安。
我们本应该成为比一般的师生关系还要好的朋友，因为，在别人看来，我所做的一切，已经超出了一个学生对一个老师的尊重和挂念。但是，我多年坚持不懈地试图走近陈老师，可适得其反，越走离她越远。
在我还在十冶子弟学校上学时，我去陈老师家，他们一家人确实是把我当做了自家人，他们待我是自然的、亲切的。我考上大学，也的确让他们荣耀骄傲了一番。但是之后，我的到来，无论是陈老师还是二黑子，以至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对我客客气气，他们会停下手中正干的事，专门陪着我。陈老师总是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找话说，不是忆起这个孩子在我怀里尿过，就是训斥那个孩子不如我读书用功，搞得两个孩子一见我去就找借口躲出去。而我又是怀揣着那样的心境，于是，尴尬是不可避免了。
我最后一次见他们，是在我结婚不久，他们要举家迁往河南一个铜加工厂，我和我的丈夫一同为他们送行。我将我们新婚的合影送给陈老师，同时，我还留给她我的通信地址。我以为我们的关系能在空间距离里保持下去，但是，我想错了，陈老师竟从此杳无音信，而我就如同不小心将一个珍爱的风筝放飞了，手中拿着断了的线，愣怔着检讨了自己好多年。
我是不是让他们感到疲惫了，就像风筝，被那根线强绷着，既紧张又无奈地听凭一种力量的牵引，挣脱是风筝始终的愿望。或者，陈老师就是这样想我的，在她的眼里，我就是那个风筝。
我果真是挣脱了线的风筝吗？我怎么没有感到轻松。
选自“天涯社区・散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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