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表到目录：1882—1975年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检索工具的体裁演变
摘 要：本文基于历史视角，对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年表和目录进行研究。运用修辞体裁研究中的组织结构法，从文本特征、编制过程、阅读实践和社会角色四个维度解析上述档案检索工具，并探索其中蕴含的档案制度、档案职业与社会价值观特征。研究发现，作为“知识文化载体”的年表与目录充分体现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对馆藏开放意义、档案馆功能定位、档案职业认同等问题认识的演进历程。
关键词：年表与目录；公共档案馆；检索；加拿大
1 研究背景
“体裁（Gee）”作为文本组织分析中重要的概念工具，近年来得到了各学科的广泛应用，被看作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使文本内涵与社会行为随历史进程变化的塑造者”。学者们普遍认为，体裁是各类文本与社会行为的组织与产生方式，二者之间具有复杂、动态的联系。近年来，体裁理论逐渐受到档案工作者的关注，并用于研究档案的功能价值与业务流程。如2012年，《档案科学（Archival Science）》刊发了一组将体裁研究应用于档案学的专题论文，其中两篇论文均将档案著录看作是一种特殊体裁。夏兰·特雷斯（Ciaran Trace）和安德鲁·迪伦（Andrew Dillon）将社会认知视角与体裁理论相结合，对美国的档案检索工具进行了研究；希瑟·麦克尼尔（Heather MacNeil）则基于体裁理论概述了档案著录的概念框架与组织结构。
体裁理论领域的专家艾米·德威特（Amy Devitt）给出了“体裁”更详细的定义，即“个体行为与反复出现的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语类语境互相塑造的结果”。将德威特对体裁理论的理解引入档案著录研究，可以探究档案著录与下列语境相互塑造的关系：如档案工作者通过各类检索工具使公众了解馆藏信息并获取相关档案文献，此谓情景语境；档案工作者与档案机构扮演的社会历史角色为文化语境；检索工具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的特征及其影响可视作语类语境。
安东尼·帕雷（Anthony Paré）和格雷厄姆·斯玛特（Graham Smart）认为，体裁可以从文本特征（Textual Features）、编制过程（Composing Processes）、阅读实践（Reading Practices）和作者与读者的社会角色（Social Roles）四个维度进行理解。这一理论也可以应用到对档案检索工具的分析中，如文本特征对应检索工具的结构与内容，编制过程对应与检索工具编制方法与步骤，阅读实践对应用户如何利用和解读检索工具，作者与读者的社会角色则体现在检索工具反映的职业特征及与之相关的制度。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研究所涵盖的历史时段内几乎没有档案材料记载公众对年表和目录加以利用并进行自身知识建构，因此，本文未将阅读实践维度作为单独一章进行讨论，而是主要从文本特征、编制过程和社会角色展开研究，并将对阅读实践的探讨融合在社会角色维度的分析的章节中。
1882年至1975年间，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编制了一系列档案检索工具，包括对外出版的年表、目录、专题指南，以及仅限馆内使用的卡片索引、排架目录等。在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著录工作全面走向自动化和标准化之前，1884-1949年作为年度报告附件出版的年表和20世纪50-70年代发布的一系列目录代表了其档案开放工作最为深刻且持久的尝试，因此，本文将主要对这两类检索工具进行研究。
2 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及其著录工作简介
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建成与魁北克文学历史学会（Literary and Historical Society of Quebec）的积极倡议密不可分。魁北克文学历史学会成立于1824年，由使用英语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组成，致力于推动加拿大历史研究及相关文献的恢复与出版。1871年，加拿大自治领成立后不久，学会成员向加拿大众议院和总督递交请愿书，意图使新任政府意识到历史档案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请愿书中写道：“与英、法和美国相比，加拿大的作家和文学历史研究者似乎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几乎接触不到那些记载了加拿大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公共记录、档案与官方文书。”请愿者们指出，加拿大是一个民族多元、阶级多样、宗教信仰复杂的国家，不能因档案事业的落后让历史成为“传闻与片面的陈述”或“服务于政治与宗教偏见的傀儡”，建立可靠的“官方历史”迫在眉睫，目前这些珍贵的材料分散在全国各地，应尽早着手管理已有的档案文献，对其进行分类、编目，并长期保存以备查考。
加拿大政府很快对请愿书作出了积极回应。1871年，国会命当时负责艺术与制造业的农业部筹备“档案馆计划（Archives Program）”，并拨款4000加币。1872年，蒙特利尔的一位知名记者道格拉斯·布里姆纳（Douglas Brymner）被任命为农业部“高级二等书记员（Senior Second Class Clerk）”，负责加拿大自治领的档案收集与管理。
由于“库房空虚”，布里姆纳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加拿大在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文献。“档案馆计划”实施的前两年，布里姆纳调查了早期英国在加拿大和英格兰各地创建的政府文件。第一次前往英国时，他确定了与加拿大历史相关的档案的获取来源，并在多个档案机构学习了保存、分类和著录等实践工作技能。接下来的若干年中，布里姆纳在伦敦和巴黎积极开展档案复制计划，他派遣20支抄录员团队前往英国公共文書局、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档案馆及英法两国的多个政府部门，将对加拿大历史有显著影响的档案文献进行手抄转录，这些档案文献也构成了早期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大部分馆藏，并成为之后编纂年表的主要资料来源。
年表一般作为附件同年度报告一起出版发行，被视为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档案开放服务的最初形式，也被看作档案著录的初次尝试。布里姆纳是年表的推崇者，而第二任馆长阿瑟·乔治·道蒂（Arthur George Doughty，任期为1904-1936）则对年表价值表示怀疑。尽管如此，道蒂及其继任者古斯塔夫·兰科特（Gustave Lanct?t，任期为1937-1948）依旧坚持年表的编纂工作。直到威廉·凯·拉姆（William Kaye Lamb，任期为1948-1968）担任馆长后，才正式开展系统化的档案著录工作，并配套实施了文件与手稿组合制度（Record and Manuscript Group System），以“组合（Group）”为单位编纂并出版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