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废除死刑案评析
近来因贾敬龙案件的发酵，死刑废除问题再次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之一。纵观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死刑废除问题向来不是纯粹的法律问题，背后还蕴涵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因素。固然要等到社会整体对死刑之弊端达到基本共识以及相应替代刑的成熟与完善，废除死刑的最佳时机才会到来，但实际上，有些契机也会恰当开启死刑废除之路。匈牙利废死可谓一例。
一、基本案情
1990年10月24日，匈牙利宪法法院第23号判决宣布，死刑违宪。至此，在匈牙利实施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死刑被废除。这项废死判决不仅出乎匈牙利本国人民的意料，国际上对此也表示震惊。也正因如此，该项判决成为匈牙利宪法法院最为著名的判例之一。
1988年6月之前的匈牙利一直适用死刑，甚至较为普遍地滥用死刑。1990年4月，有社会组织以民众诉讼[1]的形式向宪法法院提起废死之诉，动议宪法法院判决死刑违宪。[2]这个社会组织即为反死刑联盟，它成立于1989年初，由律师、社会学者、作家、记者以及若干宗教组织等组成，诚如其名，该组织的宗旨致力于废除死刑。反死刑联盟发展迅速，很快就达到了六百余人。在成立之初，该组织始终将目标对准国会，意图通过修宪或立法的方式来废除死刑。转型之初的国会，各政党虽然对废死抱以同情，但是鉴于民意对废死的强烈抵制，各政党都不敢明确将废死列入自身议程，更何况转型初期，国会有更多事关政治转型的重要事项亟待解决，废死这样的具体法律问题，很难引发国会的关注。[3]立法渠道走不通的情况下，反死刑联盟企图通过司法渠道来废除死刑。而1990年1月1日投入运行的宪法法院，提供了恰当的“司法”出口。[4]
在1990年4月提起的宪法诉讼中，反死刑联盟提交了长达70页的宪法诉愿书。这份诉愿书深入论述了废死运动的欧洲传统，对世界上保留和废除死刑的国家分别做了详细调查，也阐释了匈牙利适用死刑的历史。它的核心在于采用贝卡利亚式的追问，将国家适用死刑是否具有正当性提升到伦理学高度。[5]同时，依据1990年《匈牙利宪法》第54条第1款规定：“在匈牙利共和国，每个人都对生存和人的尊严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不能任意剥夺任何一个人的权利”，[6]反死刑联盟动议宪法法院判决死刑违宪。
宪法法院很快受理了该项诉讼。同年10月16日宪法法院召开全体会议公开听取反死刑联盟的诉愿。会议期间还分别邀请了司法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总检察长以及若干著名法学专家前来参与听证。其中，司法部长，一个坚定的废死主义者，认为死刑既无必要也不人道，这种刑罚无法寻求到道德上的正当性，它既不能服务于刑罚的目的，也不适宜保护社会或预防犯罪；最高法院院长指出，当前的匈牙利不再有空间容纳死刑，鉴于刑事法律体系与宪法的关系问题，死刑涉嫌违宪；总检察长则认为，《匈牙利宪法》第54条第1款本身不足以禁止死刑的恣意，还必须要相关宪法条文的联合解释，比如第8条第2款[7]、第54条第2款[8]等共同作出解释，同时总检察长还指出，废死的最恰当机构应该是国会，但他也不反对宪法法院对此问题作出实质性回答。[9]这几位司法实务界的权威代表，无一例外地反对死刑。
最终，宪法法院以8：1作出判决，宣布死刑违宪。以院长索庸为代表的废死派占据了绝大多数，判决充分援引国际条约、并基于生命权、人的尊严等理据做出，这些理据更多是基于自然法学理论，而没有运用政治、历史以及刑法学理论，判决成功地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宪法或法律话语。判决的核心在于依靠基本权利价值位阶，认为生命权具有优先性，更何况人死不能复生。同时，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第6条，《欧洲人权公约》以及《欧洲议会宣言》的有关规定，废除死刑或逐步废除都是这些国际条约所赞同和鼓励的。在判决中，索庸还专门强化了对“人的尊严”之论证。他将“人的尊严”喻之为“母”权利，是“许多尚未命名的权利之源泉”、“用这项权利我们可以继续捍卫自决权免于国家的干涉”，“人的尊严与人的生命一卵双生。生命不在，谈何尊严与平等。”“（生命）作为‘人’的最底线条件，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11]在赞同废死的意见中，有五项协同意见。[12]
此外，另有一名宪法法官施密特提出了反对意见。该项反对意见建立在对《匈牙利宪法》第54条第1款的不同解释基础上，实际上属于对该条的限缩解释。反对意见认为，该规定禁止的，仅仅是实施死刑的恣意任性的方式，但并不是反对实施死刑，实际上是承认死刑的合法性，更何况是否废除死刑，应该由国会作出决定，法院应该将这个问题留给国会来回答。[13]有如此鲜明的反对声音，采用多数决的宪法法院仍旧判决死刑违宪。
二、案件背景概述
实际上，这起废死的宪法诉讼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如果不了解这些背景，很难理解匈牙利如此轻易成功的废死之路。伴随着第三波民主化，[14]匈牙利开启了政治转型进程。作为主动转变路径的主要代表国家，匈牙利统治阶层内部开始了政治转型的变革进程，并于1989年6-9月进行了圆桌会谈。所谓圆桌会谈，不仅是转型过程中的议会民主议程，还事关政治游戏规则，比如新的宪法体制下基本制度的建设等，会谈就这些事项形成了深远的政治妥协。[15]然而，废死问题却并没有成为圆桌会谈的重要议题。
事实上，转型前的匈牙利共产党就已经不再反对废死。1988年6月就任的司法部长卡门（Kalman Kulcsar）是位坚定的废死主义者，他一上任就致力于暂停实施死刑。在他的努力下，匈牙利共产党的常务委员会同意赦免所有死刑犯。[16]这就是为什么本文开头讲，匈牙利是自1988年6月就已经停止了死刑执行。
然而，废死问题并没有引起圆桌会谈中反对派的充分关注。实际上，在有关保障基本权利的宪法规则上，匈牙利共产党是很愿意听取反对派建议的，但废死问题没能引起反对派的关注，而匈牙利共产党虽然不维护死刑的保留，但在圆桌会议上也没有明确提出整体废除死刑的意见。[17]因此，主要着力于解决重大政治议题的圆桌会谈并没有解决废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