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一部大书洋洋洒洒，写尽了梁山好汉们的快意恩仇。然每读至其对于好汉家人的描述时，我总是倍感凄凉。因为他们的人生非但没有被众好汉们的光芒所泽被，相反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悲剧。
孔子曰：“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水浒传》恰恰是在写一群好犯上作乱者的传奇。那么，孔子所讲的孝道与仁义何存?关于此，金圣叹曾批道：“高俅来而王进去矣。王进者，何人也?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盖孝子也。吾又闻古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之语，然则王进亦忠臣也。孝子忠臣，则国家之祥麟威凤、圆壁方�者也。横求之四海而不一得之，竖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则当尊之，荣之。长跽事之。必欲骂之，打之，至于杀之，因逼去之，是何为也!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则是高俅来，而一百八人来矣。王进去后，更有史进。”
不尊父母，孝道难存
“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母亲说他不得，一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父教他：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秀”。每读至此，笔者颇为史进的父母辛酸。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且看太公死后，“史进家中自此无人管业。史进又不肯务农，只要寻人使家生，较量枪棒”。母亲因他气死，父亲留下的大好家业就这样败了，好一个“孝顺”的儿子!
无独有偶，当吴用与阮小二寻找阮小五时，阮母说道：“说不得!鱼又不得打，连日去赌钱，输得没了分文，却才讨了我头上钗儿出镇上赌去了!”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虽然其后阮母随儿子上了梁山衣食无忧，但此刻的她不会因儿子的嗜赌而快乐吧。
不保家人，可怜可叹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们来看李逵的娘与多年不回家的李逵的对话：“我时常思量你，眼泪流干，因此瞎了双目。你一向正是如何?”儿行千里母担忧，尽管李逵打杀了人，教大儿子李达“披枷戴锁，受了万千的苦”，但为娘的知是儿来，开口便是“我儿，你去了许多时，这几年正在那里安身?”日日担心家人的还有惨被毒死的武大。那日武松兄弟相见，武大道：“二哥，你去了许多时，如何不寄封书来与我?我又怨你，又想你。”
纵是李逵为母尽心取水、杀虎报仇，却也是他将娘放于乱山深处、虎口之边，不察生存环境之险恶。纵是武松特意告知武大迟出早归、少惹是非、“篱牢犬不入”，却未看透潘金莲莫人实为虎，不察人心之险恶。做了这些舍本逐末的事情，难怪家人性命不保!那么，为什么这些梁山好汉的家人会横遭厄运?他们的悲剧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笔者认为，他们的遭遇是必然的，与梁山好汉的残忍、梁山好汉自身及当时的社会密切相关。下面详述之：
一、梁山好汉的凶残嗜杀
刘洪强在《秦明的悲剧》一文中写道：“梁山好汉声称‘替天行道，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但实际上每次攻城略地都会杀人无数。做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吃人肉的李逵、邓飞，活剥人的杨雄，还有杀害平民的李逵，所有的这些，都表明梁山英雄们的‘嗜血’，简直是杀人为乐!”对此行为，书中的解释是“替天行道”。罗真人就曾笑谈李逵：“贫道已知这人是上界天煞星之数，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吾亦安肯逆天，坏了此人?”但也正是这个李逵明知扈成举家投降，仍对其一门大开杀戒，害得扈三娘举目无亲。
二、梁山好汉本人的原因
“你如今指望赚开城门取老小?你的妻子今早已都杀了!你若不信，与你头看!”比起被骗上山的徐宁、李应等人的家人，秦明的妻子委实死得冤屈。这皆因秦明武艺高强且忠于朝廷。如不使他和朝廷一刀两断，怎肯上得梁山?幸而秦明性子颇佳，一家老小被杀的怒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家人尸骨未寒，他便娶了花荣的妹子为妻，开心归顺梁山。同样宁死不愿上梁山的还有个“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卢俊义。可惜他文学素养不够，未看懂吴用在家中壁上留下的藏头反诗而被小人得逞，上了梁山却也是家破人亡。
若说上述二人都因自身的性格或文化缺陷而被求贤若渴的梁山好汉们设计陷害所致家人被杀，那么林冲妻子的性命却是断送在了林冲的手中。“今去沧州，生死不保，诚恐误了娘子青春……万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头脑，自行招嫁，奠为林冲误了贤妻。”古时女子被休是天大的耻辱，林冲此举可让温婉贤德的林妻如何做人?这且不论，仔细推敲林冲所讲，竟是为他自己：“如此，林冲去得心稳，免得高衙内陷害。”于是，林冲走了，把高太尉的威逼留给了林妻，逼不得已，自缢身死。
三、社会环境和舆论所困
宋江怒杀了阎婆惜差人来抓时，宋太公曾拿出一纸执凭公文证实已与宋江断绝父子关系。书中对此言道：“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却做家私在屋里。宋时多有这般算的。”寥寥几句不仅勾勒出宋时朝廷的昏暗腐败，也暗讲了宋太公为父的无奈。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写道：“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综上三种社会、精神以及人本体的原因，若梁山好汉的家人，则是第三种之悲剧。
“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在此基础上，孟子进而提出了“五轮”，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和朋友有信。因此正如韩梅在《父亲的“缺席”》一文中所写：“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父亲’这一形象不是具体的人，他是一个符号，指向孝，指向忠君，指向一切道德原则。也是祖先的具体化，因此孝父就是尊祖，就是忠君”。笔者认为以父亲的缺席为代表的梁山好汉家人的悲剧暗指了父权的丧失和旧制度的陈腐没落。因而，梁山好汉家人的悲剧不仅是小说叙事策略的、选择，也是作品意义展现的需要。
一、对父亲权威意识的挑战
在《水浒传》中，父亲的角色和刻画很少。令人印象深刻的分别是一心望儿归顺朝廷、家人团聚的宋江的父亲，妻子被气死、顺从儿子的史进的父亲和鼓励儿子同上梁山的王定六的父亲。而在封建社会，母亲及妻子并没有太多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作为男人的附属品，女人大多只是儿子尽孝的对象或丈夫欺压冷落的对象。于是，当李逵想带母亲上梁山快活时，他便超越了原本的位置，替代了缺席的父亲，承担了养家的责任。另外，梁山好汉多推崇枪棒、不亲女色。王英还曾被宋江批评为“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这也侧面反映了他们漠视旧式父亲权威、背离家族、不恋小家并渴望建立新式大家庭的思 想。
于是，梁山好汉们的生理身份的父亲隐形了，传统的“父权”在小说中处在了崩溃的边缘，子一辈们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梁山好汉们通过凶残的杀戮来反抗封建社会的剥削和压迫，挑战父亲所代表的秩序、理性、正统和权威。他们仗义疏财、占山为王、四海之内皆兄弟，希望建立新的公平和秩序，建立新型的父子关系。
二、寻找替代型父亲――宋江
当生理身份的父亲无法承担对自己人生的指引和精神号召时，处于成长期的青年就会渴望和寻找一个替代的人，来引领自己完成自身的成长和定位。这个替代的人可能是自己的其他亲人、师傅或某个传闻中的人。在《水浒传》中，这个作为众人所追随的替代型父亲角色便是及时雨宋江。
“问他敢比得我郓城宋押司，他可能!……他便是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我如今只等病好时，便去投奔他。”一心想投奔宋江的不止武松一人，戴宗曾对李逵言道
“我且与你说知：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梁山好汉们在仗义疏财、处处施恩、救人于危难之中的宋江身上找到了身份认同感。于是，作为众人的精神领袖，宋江便代理了父亲的职责，成为了他们所崇拜和推崇的人，带领着众好汉“替天行道、忠义双全”。
三、对抗与认同――宋江与宋太公
韩梅在《父亲的“缺席”》一文中写道：“‘父亲缺席’现象只是经过审父阶段之后向重建父子关系阶段迈进之间的过渡。”宋江被人称为孝义黑三郎，在同传统父权抗争的过程中，他与宋太公之间的对抗和认同一节尤为精彩。
宋太公渴望能同儿子们安居乐业，可宋江偏做了小吏，所以断绝父子关系算是宋江对父亲的孝顺保全。没想到宋江杀了人，宋太公只得挥泪让儿子们逃亡。宋江想上梁山，恰巧思儿心切又怕儿落草为寇的宋太公写信诈死骗其归家，不料被官府发现刺配江州。此时的宋太公仍一心等儿刑满回家团圆，不愿他落草，宋江也确实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不曾想宋江酒醉题反诗被官府追捕，还是逃上了梁山。最后宋太公也不得不举家搬上了梁山。虽然父亲的叮咛和期望谨记于心，但艰辛的成长和生存环境使得宋江还是脱离了父亲的期望，形成了自己的英雄品格，带领着家人及梁山好汉们走上了自己认定的人生路途。于是，宋江与宋太公重建了新型的父子关系。
《水浒传》一书讲了一群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英雄好汉们替天行道的传奇故事。他们丢弃了自己的父亲之家，试图以兄弟之义重建新的太家庭。因而，作为传统权威代表的父亲及家人则必须在小说的叙事时成为被舍弃的对象，背负上悲剧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