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7年5月22日(星期二) 地点：杭州金溪山庄 主持人：王蒙 郑宗培(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首先，我代表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我们的集团――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这个会筹备了很长时间，我们听取了王蒙先生的提议，在一个适宜的季节适当的地方开分卷主编会议，找来找去，发现西湖比较好。“淡妆浓抹总相宜”嘛。很高兴我们的分卷主编都基本到位了，除了王充闾先生因为身体不太好，没有到会。今天，会议的主持人是《大系》的总主编王蒙先生。上海文艺出版社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从赵家璧先生主编第一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始(即1917到1927年这十年的文学)，经过丁景唐社长、江曾培社长，一直到现在，一共编了四辑七十卷，这次是第五辑，最靠近我们生活的时代，即1977―2005，这段时间中国的文坛上是风云变幻。我们经过了六七年的准备，重新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段特殊时期产生的文学，也就是新时期文学，我想是时候了。今年也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建社55周年，这样的日子，我们往往会用大型的出版公益活动进行纪念和庆祝。我们建社45周年，也就是1997年时，出版了一套书，就是“当代文坛大家文库”，然后用拍卖的形式，筹集了一笔钱，在安徽的大别山地区建了一所希望小学，由巴老亲自题字，在整个出版界有很大的影响。今年建社55周年，我们就启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工程来给我们55周年庆典添彩。我们把它称为“百年工程百卷大书”，要为我们的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学财富。昨天我们出版社的编辑专程拜访了王元化先生，王元化先生也是我们《大系》的总主编。王元化先生虽没能来，但兴致很高，特地发来一篇祝辞和关于编选工作的几点建议。
王蒙(《中国新文学大系》总主编)：
现在出版社讲究效益，上海文艺社出版这套书显然是不赚钱的，但这是一件大事，一件好事，意义重大，能得到在座各位朋友、各位老师的支持和帮助，非常感谢。
关于编选，我有个意见，现在毕竟是2007年，我们的编选怎样才能够兼顾这些作品在当时的影响和现代二十一世纪的眼光的审视?因为编选的时间跨度很大，将近四分之一世纪。我们希望编出来的这个大系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另外，我有一个想法：希望第五辑编完后，将来能做五辑一百本书同时发行的壮举，也有利于我们拉起大旗，把赵家璧、蔡元培、茅盾、胡适、鲁迅、郁达夫、周作人、朱自清、阿英等人的事业继承发扬下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一段时期文学很活跃，不管在内容还是技巧方面，都做得很好。但今天回忆起那段时期的文学，确实有一些作品是出于当时对某类题材的需要，如“拨乱反正”的需要，与“凡是派”作斗争的需要，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前人了，他们对发展中国的文学事业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家的写作要与党的要求同步，同步不是坏事，但同步也不是唯一的标准。也有一些在当时看来相对比较边缘的作品，实际上很有意义。我们这个《大系》毕竟是文学资料，作为文学资料，如果不能保留下去，不能给历史、给各方面的人提供资料的话，意义就不大。我希望编出的《大系》是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资料。
这是出版界的一个大动作，一个壮举，请各位发言，提出一些建议或提醒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沙叶新(《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主编)：
我是负责戏剧卷的。主编是我，还有两个副主编。一个副主编是南京大学的原副校长董健先生，也是文学院院长，应该说，他对戏剧界是比较熟悉的，写过《田汉传》，对曹禺等都有研究。上一辑的《大系》戏剧卷也是这位董健先生替代陈白尘先生执笔编选的，所以我觉得请他来做副主编有点儿屈才。他非常乐意和我合作，我对我的工作一下子有了信心。
我是在上海的，对北方，包括北京、东北、西北等地的戏剧虽然有所耳闻，有些也看过，但不是最熟，对上海就比较熟悉了。所以我又请了一个副主编，是江苏省的剧协副主席，他本身就是个剧作家，是赵家捷先生。他的一个好处是，他和中央戏剧学院的关系非常密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若干年前在南京有个很大的戏剧动作叫小剧场戏剧，他出力甚多。他和中央戏剧学院研究戏剧的一些老师很熟悉，这样也可以填补我们编选中的一些缺陷。所以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的总体要求，再听了赵南荣先生的意见，光去年，我与两位副主编之间的交流商讨就有五次，讨论选哪些篇目。编辑之前，在讨论了选目之后，我全部看了一遍，有时候不光是看入选剧作家选中的篇目，包括他们的选集我全都看了。我觉得这是很慎重的事情，千万不能选差了。这个时间花得很长。
我觉得我们的编选，就现在的状况来说，还是比较符合王元化先生所说的要求，就是不要带任何偏见，只要那些戏在当时文学时期有过一定影响的，我们尽量地把它收集起来。现在来看，有些戏真的不成戏，而且根本看不下去，但作为资料还是可以存在的，但是这同时还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被埋没的，但现在看来却非常好的作品，怎么办?我们作为新文学大系戏剧卷的主编、副主编，有没有责任把它挖掘出来，呈现给后人?在当年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政治原因，或者其他一些非艺术原因，也有艺术的原因，它被埋没了，但它发表了，影响不是很大，是不是应该把它收进来?或者不收但要在序言里提到它?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编辑《大系》的贡献之一?
另一个问题，就是历史评价和主编本人的个性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会有矛盾的，比如序言，你是按照文学史的写法，尽量把各种观点都包容进去，还是很有个性地，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角度来写?或者是把两种视角都放在一起――当时是怎样的情况，现在我们又是怎么认识的?所以这个会议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正在写序言，我就先提出这两个问题，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李辉(《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主编)
我的报告文学卷量比较小，两卷本，但难度也相当大。一个是历史文献和历史代表作怎么平衡的问题，涉及到一些敏感人物、敏感作品，难度较大；还有就是当时认为比较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作品，从我个人的编选标准来看可能要有所删减，这也是比较棘手的。
先汇报一下近一年的工作吧。接受这项工作后，首先做的一项工作就是阅读报告文学的一些选本和资料，尽量达到我们当时定的一个标准，就是找作品的“原发刊”。本人在孔夫子网上买了一大摞旧书，出版社给的第一笔基金基本上都买了书和刊物了，而且是一些最早的刊物，如1978年、1979年的刊物，因为从中要选一些作品，还有一些图书馆可能也找不到的刊物，像《新体育》、《天津文学》等。
有个问题，就是报告文学的概念在现代文学中是最复杂的一个概念，体例的划分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比如散文、诗歌、小说，都大 致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而报告文学从它的产生到发展，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所以给编选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比如，过去的特写，后来的新闻通讯等，都划为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的概念刚刚启用了几年，又延伸出一个叫纪实文学的概念，所以，过去很多划归为报告文学的文章，现在都划为纪实文学了。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有长篇传记、短篇传记还有人物特写，怎么划分?报告文学里也有写人的，这样的话，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又怎么划分?传记文学要不要收进来?这又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后来我自己产生了个想法，大概写了一个编选的宗旨，可能和王元化先生所提出的不太一样。我的宗旨就是：突出个人编选的角度和特点，坚持编选者对报告文学题材和风格的理解，立足于文学史的描述，充分考虑文本的历史价值和现实的参照性，该选本争取做到既能全面反映报告文学的创作成就和历史演变的脉络，又能引发人们对当前报告文学创作的困境与隐忧的思考，从而经得起未来时间的考验。我编这个选本主要也是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就是把重要作品选出来后，要有我自己的一个主观性在里面，使报告文学过去的成绩和现在存在的问题能够在这个选本里有所触及和推动。
那么，所谓的报告文学的概念，以我的理解，大致就是：以非虚构的方式，对具有新闻性的事件、人物以及具有一定现实感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入描写的文学作品。这个也不完全准确，但是只能先这样界定。八十年代之后，涌现很多报告文学，其实，现在看来也许只是历史研究，比如写五十年代胡风事件的，还有写戊戌变法的，还有写远征军的，像这样一些作品，我们现在是把它归为历史报告文学，这个怎么划分?所以，选的过程中还是要强调是新闻性的事件、人物以及具有现实感的历史事件，所以，我基本上把写清代的作品划出编选范围外。但对写抗战和写知青的报告文学，仍然归到编选范围中，但是到底这个历史题材的范围该怎么划分，这也需要向大家请教。
与新闻、通讯、特写相比，报告文学更具有作者的主观色彩，具有思辨性和尽可能宽阔的视野，更加讲究作品的结构、语言和风格，但这也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有很多当时是作为通讯、后来成为报告文学的作品。这又怎么界定?我想挑选的标准应该是充分考虑作品发表时的社会影响的程度，同时也应该立足于今天的现实，突出作家的独立思考、文学的追求和创作成就。同时，还要重视作品对历史的记录、人文精神的升华等各方面的价值，要尽可能反映作家自身的创作发展的脉络。因为有的报告文学作家八十年代在写，九十年代也在写，现在还在写，选他哪一段的作品好呢?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相对集中辉煌一些，九十年代相对比较低沉一些，很可能有的报告文学作家八十年代写的作品是代表性的，但他九十年代有些作品也很重要，在编选中，很有可能为了平衡，就选他九十年代的作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报告文学和其他的作品不同，它对现实关注的程度和对现实的反映是很重要的，二十几年过去之后，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所写的作品，它对中国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反映得是否及时，或者他留下的这个报告文学是否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的记录，这也是应该考虑的问题。相对于中国的史学(中国的史学是比较落后的)，报告文学作家在八十年代担当了很多本不该由文学来担当的责任。我们的新闻也是很落后的，而报告文学就承担着新闻学和史学的双重责任。在编选的过程中，这两点我想应该充分考虑。
还有一个要说明的问题是，报告文学和散文的区别。有的作品现在看来就是一篇散文，不知当时为何要把它归入报告文学，比如陶斯亮的《一封未发出的信》，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它都应该是散文，而不该是报告文学。但当时一直是把它作为报告文学来评奖的。有的把游记也归入报告文学里，包括把王蒙先生旅苏的游记也归到报告文学里面。这就是划分上不是太明确，应该游记是游记，散文是散文，那么这类作品，过去认定是报告文学，现在有没有重新界定廓清的必要?
还有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的区别的问题。传记文学应该是八十年代才开始大量出现的，而我们过去选的很多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写人物的，包括柯岩的《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等等，我想还是应该归入到传记文学里面去，不一定非要归到报告文学里来，这样，对写人物的报告文学就有了个特定的标准，就是要取人物人生中的要点，而不是全面的反映。这方面的作品比较难把握，但应该严格把关，除非是特别有影响的作品，像黄宗英的《小木屋》，写一个科学家，但并不是传记的写法，而是写她生活中的某一个事件，我想这还是应该归到报告文学里来。
第三个问题是，我现在认为，当年提出纪实文学的概念是多余的。因为八十年代报告文学刚刚兴起后，马上就出现了纪实文学的概念，当时有一批报告文学作家认为报告文学是文学，而纪实文学不是文学，所以无形中就把报告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拉开了。其实，纪实文学就是报告文学的一部分，没必要单独再提出纪实文学的概念。这是我的想法。如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张欣欣、桑晔的《北京人》，这种口述实录的作品，当时我们把它归入纪实文学，但实际上它也是报告文学体裁的一种多元化，用一种口述实录的方式来记录历史和反问历史，应该归入报告文学。
第四点，因为篇幅有限，两卷本，每个作家严格地规定只能选一篇，再重要的作家也只能选一篇，所选作家既要考虑当时的影响也要考虑他在今天的创作实力，我大致拉出一个目录，重点是1978年到1990年之间，1991年以后也有一些，所选作品能反映二十几年来中国的历史变革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比如写遇罗克、写张志新的作品，我认为必不可少。还有一些我认为也应该有的，比如反映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这么大的历史事件，当时有那么多的小说、报告文学，也不能跳过，应该有。还有当时所写的一些问题反映了报告文学的敏感性，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也产生了影响的，比如，《中国的小皇帝》，从文学上讲，它不是很热门的作品，但它反映了独生子女政策可能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的影响，而当时的小皇帝们恰恰就是当今的“80后”。还有写中小学教育的，比如苏晓康的《神圣忧思录》，反映了当时的报告文学对中国教育的思考和批判，而这种精神和我们现在的希望工程、贫困生问题是一脉相承，教育仍然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我根据不同的年代各选了一个作品，这样有个连贯性。其他的，历史题材方面的，如张正隆《雪白血红》中写辽沈战役的片段，邓贤写远征军的《大国之魂》，非常早的对历史有一种很深的思考，中日关系从抗战发展到现在有它的连续性，都是现实还没有解决的史学问题，而报告文学作家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在写这些问题了，我认为这是我们报告文学最值得骄傲的一点，应该特别突出。
最后提一点，九十年代以来，报告文学相对疲软，所以，在个别篇目上我想做一些填补，我 就从《南方周末》的一些通讯报道里选了一些，因为他们对现实的问题非常敏感。这恰恰是我们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最擅长的，而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相对麻木相对疲软的。比如我选的《艾滋病少年》。写的是1999年，在山西的一个献血过程中怎么感染艾滋病的，写得简洁而感人。这个问题恰恰是今天中国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报告文学作家没关注到而被记者关注到了，我觉得有必要选这么一篇，让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创作路子更宽一些。
这是我大致的一些想法，编选过程中我也很愿意听听大家的意见。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卷主编)：
理论卷给了我三卷的篇幅。我找了三个博士来编写，其中一个是批评家谢有顺，他们组成了一个工作组，包括我在内，四个人的年龄依次是五十多岁，四十多岁，三十多岁和二十多岁。我们不同年龄层次共同来回顾八十年代以来的文艺理论的发展。
编选中，我感觉到有点儿乱。文艺理论和小说、报告文学等不一样，它种类很多，有的是基础理论，有的是关于马克思理论的文艺观，还有就是围绕各种文学思潮流派的争论和纯粹的作家作品赏析或作家论。所以，我们后来初步按照不同种类分为三卷，一卷是文学基础理论，包括基础的文学观念；第二卷是文学思潮与争鸣，这个基本上和二十多年来的文学思潮与争论挂钩；第三卷是较单纯的作家作品论。基本上目录是出来了，每一卷100万字，正好300万字。现在的工作是把300万字删到150万字。
经过工作组的几次讨论和分析，有一点麻烦的是，虽然第一卷是基础理论，第二卷是思潮与争鸣，但“文革”以后，几乎所有的基础理论都是从争鸣中发展出来的。就是说，从一开始我们维持的文学观念是个非常教条僵化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人道主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的认识，都是在争论当中建立的，所以，就初稿看来，第一卷和第二卷都是在争辩争论中，所谓的区别是一个涉及到文艺的基本观念，一个涉及到文学思潮理论。第三卷就比较简单，我们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作家，几乎每个人都选了一篇关于作家论的评论，个别作家是以某一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留名的，我们就讨论他的一部作品。大概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包括诗人、戏剧家等。
我对《大系》有个想法，我有意找了一下近几年来我们博士、硕士论文对《大系》的引用率，第一辑也就是第一个十年的《大系》，引用率是最高的，比如说到文学研究会，一定会拿茅盾编的小说卷和史料卷来用；第二辑开始到第四辑的引用就很少。这里有很多原因，一个原因是现在这类东西学生不选，学生更关注当代，我们这第五辑可能看的人就比较多了，现在很少学生写论文会考虑三十年代文学史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专门研究某一个作家的话，就没办法读《大系》了，因为它一定是覆盖面很广的。我现在也在反省，比如，山东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作家的资料选，我今年读了22本博士论文，其中凡是写到当代文学的就有很多引用。就是说，它在高校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因为它有个好处，像莫言卷，研究莫言的人只要看这卷就解决问题了，很多内容都在里面了。而《大系》对于研究不太实用。每个作家、评论家都是点到为止。每个作家每个评论家都只能选一篇，比如雷达，初选很多文章，最后也只能上一篇，这就很不公正，很重要的评论家写很多篇也只能选一篇，有的评论家只写过一篇也要选上，好像很难体现历史的面貌。我也很为难，这样编出来后，它对我们读者的主要作用在哪里?第一辑之所以引用得多就是在于其史料价值非常强。比如文学研究会，我只要读这一辑的重要作品就可以了解到。比如郭沫若的代表性小说基本上都有。比如散文卷当时是郁达夫编的，其中三分之一的作品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剩下的才是其他人的散文，这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但当时是有他的道理的，你一看就知道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散文家是谁。正是这一点我感觉很为难。有的我只能选一两篇，比如雷达，他在中国文学评论史上的地位就没法体现出来。再反过来说，中国文学史上的争鸣也没办法很好体现，现在每一种争鸣我最多选两篇，一正一反的，但有些小争鸣，不放，好像是个明显的缺陷，放进去，又占很多篇幅。我们这二十年来的文艺理论，九十年代还好一点，八十年代整个文学发展都是在争论中，每一个进步都是在被批判被否定然后再反正过来的过程中，中国二十五年来的文学发展都是在批评与反批评、遏制与反遏制中，一步步走过来的，当时的很多争论，今天看来，恰恰是它们丰富了我们的理论，丰富了我们整个文学发展。我编下来以后觉得就是一个选题一个选题的罗列和论证，这样，我不知道好不好。我想听听总主编的看法和建议，关于这样的问题，我怎样去把关去处理，还有就是想争取一点经费开几个座谈会，研究探讨一下我们的编选还存在哪些缺漏。同时每个作家的评论只选一篇也无法看出评论家的缺漏，觉得蛮痛苦的。
雷达(《中国新文学大系》长篇小说卷主编)
我负责近二十年的长篇小说，有五卷的篇幅，每一卷实际上只能选两部长篇，难度相当大。大家知道。现在的长篇小说，突然变成我们时代的第一文本，实际上审美含量比较高的，还在短篇小说。二十年的长篇小说清理一下，到底哪些东西可以放入《大系》?难度很大，我根本不敢说我选的能让大家都说好，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做到选得让大家满意，但尽量做到客观。选择的个性及其客观性，还有敏感性都很重要。这个书给谁看?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是作为一个文献摆在那里，强调它的资料性?这是一个办法；如果考虑它的价值性，我现在经过二十年的沉淀编这本书，肯定要考虑经过考验比较好的作品，把它放进去，而不是看它当时是否反应热烈。是考虑它的实用价值还是审美价值，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是这次会议应该解决的问题。长篇小说的篇目很敏感，它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八十年代中期，一个是1993年以后到2000年，这两个高峰期，有哪些作品要留下来，有哪些作品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联系得很紧密?这个问题非常突出，长篇小说涉及到我们的《大系》是否立得住脚。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入选的很少，因为有个时间的问题。这个还涉及我们的标准问题，进入《大系》的并不就是获奖的。但像《白鹿原》，我认为是可以入选的。至于敏感问题，我想问，《废都》是不是要选进去?按照我的想法，没什么不可以入选的。还有，张承志的《心灵史》算不算长篇小说?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宗教式的长篇随笔，写得非常好，但长篇小说的要素却不具备，要不要选进去?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大家能把基本的标准和尺度定下来。
还有，港台的作品占多少为宜?现在名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却没有港台作品。
谢冕(《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主编)：
我编的是诗歌卷，副主编是刘富春先生，他是我的朋友，对史料的掌握很全面，我很放心。 我们谈过多次，意见也比较一致。我觉得第五辑非常重要，因为是我国历史大转折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学阶段，所以感觉任务非常重大，且承担这个任务很光荣，是我2007年最重要的工作。
诗歌方面，这二十多年有着诸多非常重大的诗歌事件，一个就是中国历史政治运动流放了很多诗人，他们的归来，这些归来的诗人群含着血泪的诗歌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就是八十年代开始，朦胧诗对当代诗歌的变革产生的重大影响。两岸沟通以后，我们了解到台湾诗人在这个阶段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思乡之作，台湾的诗人有很多现代性世界性的作品，但我非常看重台湾诗人关于乡音、乡愁的写作。九十年代是个非常复杂的年代，大陆、台湾诗歌写作都很繁荣，但把握起来有点困难。我和刘富春多次讨论过，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好这样的问题。我们觉得，九十年代到世纪末这段时间的诗歌写作应该严格把握。比如汪国真的写作，诗歌界历来有很多议论。但是我想，汪国真的诗歌在一个特定阶段里，被一些少男少女们喜欢，还是有他的道理的，我准备非常冷静地来考虑这个问题。还有，台湾席慕容的写作，在台湾的同行中也有很多议论，但我读了席女士的一些作品以后，觉得有些诗写得的确好。我们要排除这种大家议论很多而我们又不能冷静下来思考的情况。
编《大系》，我觉得出版社有个提法给我很大的安慰，就是遇到个别敏感人物和敏感作品，可以让总主编和有关部门做决定。因为《大系》是文献性的，所以回避不是办法，这样对我们思想就有很多解放。比如朦胧诗里也有很多诗人很敏感，但是做了、选了，后来也很安全，没有发生太多问题。关键要智慧地处理。
关于编选的问题，当然文学的艺术性应该放在首位。这二十多年的作品，经典性是始终要认真考虑的，但是我们又是《大系》，又要强调文献史料价值，如何把经典性和文献性结合得好?首先，作品必须是好的，是能够保留下来的。所以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每一卷的主编都是很大考验。另外，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性很强，处理好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而且不是简单地处理，我觉得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我们目前的工作进度是初选的作品已经出来了，但我们准备重新再看，我觉得最难最重要的问题是导言的写作，应该重视。我们准备把导言的写作和对这一段时期的历史的把握结合起来。关于《大系》，文艺出版社做了很多工作，我始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读者，而且在上一辑的诗歌卷编选时，我是临危受命，这次出版社又让我主编新的一辑诗歌卷，非常感谢出版社对我的信任，我觉得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
吴泰昌(《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主编)：
我负责散文卷的工作。上海文艺出版社非常重视《大系》这项工程，是具有长远规划的眼光的。散文卷不涉及什么敏感问题，但最容易挨骂。因为写的人太多，散文家写，诗人写，小说家也写，评论家也写，老干部也写，谁都写。你不选，他可能就会骂你。但我人老了，什么都不怕。我选择作品注重作品本身的价值，多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不能是单纯的文献性，还要有编者的眼光，两者要结合起来。有历史的价值，还要有今天重新审视的价值。讲一个小例子，最近看教育部推荐的高中语文必读书，现代的作家里面，选了郭沫若的《女神》、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钱钟书的《围城》、沈从文的《边城》，还有上海文艺出的《谈美书简》等，说明历史在前进，作家作品要经得住岁月的淘汰。我们的编选要尊重历史，但又要体现今天的编选的眼光，这是需要不断研究学习思考的问题，绝不是简单的拼接。
这次散文的编选量比上一卷多得多，“文革”前的散文就那么几个，刘白羽啊，秦牧啊，何为啊。这几年，从改革开放以来，散文不像其他文体那样耀眼，但今天你很难说哪几个是专门写散文的，中国文坛写散文的队伍要远远超过写小说写诗歌的队伍，今天在场的也全写散文，李辉、沙叶新……现在作家，你问他最近干什么呢?小说写不了了，写散文吧，以为散文很容易写，所以散文大量出现。怎样在这大量的作品中选出恰当的作品，任务很繁重。
另一个，我对散文的理解比较宽泛。我现在选下来，入选的散文作家有三四百人，我特意多选了一点，到时候还可以商量删减。
另外还有一个小建议：《大系》的编选和个人的选本还是要有所不同的。
李辉：
我插一句，你说编选的个人主观性不突出，但是谁给了你客观性的标准?你没法面对大家的质疑，谁给了你文学史评判的标准?另外，报告文学的敏感性和你的敏感性不同，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成就，秉承了刘宾雁、苏晓康的传统，如果这两个人的作品不选，报告文学就不存在了。不像小说，抽掉了这个作家，小说本身还在，而抽掉了这些人，中国报告文学就不存在了。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要做，就一定要选进去，而且总序里谈到报告文学的起落，一定要写进去，我倒建议如果出版中碰到什么问题，报告文学卷就不做，以后再做。
沙叶新：
有时候还不是主编个人的观点和历史观点之间的矛盾的问题，是一个主流观点，这些主流观点是不是等同于历史评价，还真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大系》和各个高校编的二十世纪小说选啊什么的，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些选本我也看了，基本上是主流观点，很少有敏感人物敏感作家。我同意李辉的观点，我从来不考虑领导怎么说，这是我选的，你怎么看是你的事，叫我沙叶新选，我就选择这样的作品。你要考虑领导，就让中宣部部长自己来选。否则太没意思，这和我们每年出的那些小说选集没有区别。我们这代人太累太窝囊，考虑问题太多。你考虑越简单，这事情越好办。
李敬泽(《中国新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主编)
短篇小说卷的编选，我有我的问题。短篇小说浩如烟海，工作量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长篇也好，中篇也好，大家心里都有一些经典篇目，你得掂量那些大家心里已有的经典作品。而短篇小说不是这样的，很难在大家心目中找到这些经典篇目，你得去找去发现去看。所以工作量很大。
从我个人来说，一开始也是抱着良好的愿望，既要这样又要那样，希望它能坐在墙头上，而且两脚都能落地。但是实际上，进入工作后，两脚是不可能完全落地的。比如我们的文学史，到底是我们的主观判断还是文学史的问题，这说起来是个问题，事实上不是个问题。文学史的论述是要靠我们现在来形成的，人家并没有写了一部文学史，等着我们去对照检查。我们今天在这儿做的工作就是在写文学史。这个论述要靠我们来形成，特别是我们谈到八十年代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但是你进入九十年代，你也要给它一个论述。我的基本感觉还是要坚持个人判断，当然不仅仅是个人趣味，而是在我对整个二十几年来短篇小说的发展历程的理解、判断上的把握。
短篇小说的编选还有个问题，编辑守则规 定每个作家的入选作品不能超过三篇，总共是三卷，就是一百二三十人，所以我说成了开“作家代表会”了。我希望适当放宽作家的入选篇目。因为在这个门类里，显然有的作家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二十年间，他在短篇小说上的探索和贡献，三篇是不够的。而有的作家在这二十年间没写什么作品，在短篇小说的领域内没什么重要性，但我现在既然有这一百二三十个位子，我就给他一个吧。所以，就显得很散乱，看不出鲜明脉络。是不是可以给一些弹性?在二十年中非常重要的作家，或者在某个时间节点上非常重要的作品，我觉得不一定非限定在规定的篇目范围内。
另一个是港台文学的问题。编辑说我们是中国文学，所以也要包括港台文学。我就试着做，但越做觉得问题越大，因为我们不可能非常准确全面地把握港台文学的全貌，或者说我们掌握了它的全貌，把它收进来，这在结构上的问题是蛮大的。等于是“作代会”我请两个港台的来作代表，但这个意义又有多大?所以，不如在《大系》里另外再搞一卷，专门是港台文学。非常专业地做，从港台文学整个从八十年代到现在的发展全貌的角度来做。否则，每卷都是到最后随便选一两个港台作家来凑数，这是没意义的。
总的来说，我觉得编选短篇小说相对来说还是幸运一点，因为我知道戏剧、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的编选中有一些问题，你必须和它斗争，你必须决定选还是不选。短篇小说中这种情况相对少一些，可能就是八十年代早期，有那么几篇，你怎么也得选，比如《班主任》、《伤痕》，其他更多的还是要依靠主编个人对于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对于整个短篇小说艺术的发展的把握。短篇小说在中国小说艺术的发展中始终是一个尖端，包括短篇小说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审美视阈的拓展，它对中国人情感、经验的表达方式的拓展和新的发现，在这些方面，短篇小说提供给我们新的观察角度。在编选上，我应该有较大自由。从我个人讲，我真不想把它弄成一个“作代会”。短篇小说的编选是和遗忘作斗争，短篇小说不是写得不好，是它们在读者大脑的沟回里留下的刻痕不是很强，除了八十年代早期的一些作品之外。我看了一些选本，发现从1989年之后到1995年之前的短篇小说几乎被忘光了，基本也没什么反应，要把它们补起来。个人观点和文学史的观点，我觉得应该是统一的，我们是在个人的观点中做出文学史的论述。
秦文君(《中国新文学大系》儿童文学卷主编)
我的问题，一个是儿童文学门类比较多，有儿歌、寓言、诗歌、散文等等，还有童话、幻想文学、报告文学等等，在选的时候，有很多线，要留下线头和痕迹，所以问题很多；还有读者对象的问题，儿童文学是从0-18岁，年龄跨度很大，怎么把这些作品归结起来。第三个，儿童文学的创作中，地区发展不平衡。比如要选港澳台的作品。台湾还有一些好的儿童文学作品，香港就弱一些，澳门好像举不出来。现在在香港、台湾各选了一个对当地儿童文学很熟悉的人编选。还有个问题，一些老作家，他们的代表作品多是1977年以前创作的，但因为儿童文学卷这次是第一次进入《大系》，他以前的成名作没有赶上《大系》，那么这样的作家作品要不要选?所以，还是希望出版社支持一下，我还是希望能集中地听取一些专家的意见，能够帮助我在编选中进行判断，顺利把一些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作品编选进去，遗漏就是我们的错，所以尽量选全一点，能够帮我们后来的研究者留好线索和线头。
程德培(《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篇小说卷执行主编)：
我没什么问题，我遇到的问题大家都讲了，我编选中篇小说卷是很幸运的，共四五十个篇目，比较适中，很好把握，兼顾全面也可以，突出重点也可以。相比大家，我是最容易编选的，其他人比我辛苦多了。
江曾培(《中国新文学大系》微型小说卷主编)：
我负责的是微型小说卷。《大系》的第一辑只有小说卷，没有长篇、中篇、短篇，更没有微型。到第二辑才有报告文学、电影等分类。所以，以后把整个《大系》综合起来，从编选的手法上也可以看出中国文体发展的脉络。我赞同王蒙同志对五辑《大系》提出的建议。整个《大系》拉开的时间太长了，真正是一个世纪工程，一是它反映的文学是一个世纪的文学，二是一个世纪的几代人才完成了这项工程，这在中国出版史上还是不多的。微型小说卷的编选问题也是量太大，有一两万篇，作者的队伍也大，中国作家协会里有很多作家是写微型小说的，还有就是大量的业余作者，还有是微型小说专业户，所以编选简直是大海捞针，想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选出来，这个工作确实很难。我们的编选标准主要还是看它的文学价值。还有就是微型小说现在越来越长，有的要一两千字，所以这次《大系》的编选，我们一方面选千字左右的小说，最多不超过两千字，对其长度有所限定，否则这个问题就没底了。另外，编选者的序言应该个性化一点。编选的时候可以照顾方方面面，但序言代表了编选者的眼光和个性，各位主编在序言上要花点工夫，而且一些敏感的问题也可以在序言中提出，很重要。
王蒙：
我说一点个人意见，仅供大家参考。我们都在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打工，所以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还要考虑出版社的愿望。第一个问题，我希望我们要尽可能保持《大系》的权威性、宽泛性、包容性。权威性是指它是很有价值的资料。选作品时应该考虑这些作品的文学含量选理论文章时要考虑它的理论、思想含量。在当时这些创作和理论造成的影响，大概占35％，真实的文学艺术含量则应该占65％。如果一篇小说当时轰动过，它就已经有了35分了，但实际上它写得相当差，最多给10分，那它只有45分；相反，如果一篇作品当时没什么影响，得O分，但它的文学含量却达到了60分，那么就应该选。例如，曾发表在《钟山》上的徐乃建的小说《杨柏的污染》，写“右派”写得太触目惊心了，但在当时没什么影响，没人知道。宽泛性、包容性就是不受偏见的影响。这和我们自己编个选本不同，不能以自己的喜好取舍。这个意见供大家参考。
第二个，在文学的类别上，如果觉得作品本身确实很好，但在具体的文体分类上有疑问的话，至少应该提出来，在某一类里编选进去，否则很可惜。如《心灵史》，它是一个重要的作品，如果长篇小说卷太难选入，愿意往散文卷里选也可以。
另外，我认为《大系》还是应该有个翻译卷。因为作为一个文学时期，有什么重要的作品翻译过来，很重要，哪怕不收，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也应该提供。比如，1977年后，卡夫卡、普鲁斯特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也是盛况，《尤利西斯》看都看不懂，在中国却卖得好，还有两个版本，这都不是偶然的现象。一个重要的作家或一部作品的引进介绍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文学的一部分、成为文学思潮的一部分。或者如果不能列翻译卷的话，可以在你们各卷列一个目录。
还有一个，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报告文学， 因为它带有一个和现实短兵相接的性质，这个实际上是苏联、中国搞的，纪实文学不是报告文学，实际上，纪实文学这个概念广泛得多，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果是纪实文学，它就可以包括带有散文性质的、甚至小说性质的作品。
我有一个愿望，如果我们能不拘一格，确实从文学含量、艺术含量、思想含量的标准出发去编选，《大系》应该相对来说质量会好。真正好的文学、理论确实是对人生的思考和反映，总有其有价值的一面。
不然，弄一个“无类型卷”，一百零一本，没准是最受欢迎的。
适当地对非专业文学工作者的作品也要有所照顾，说明我们还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对不是作家的作者的创作，只要是有价值的，也可以入选。
杨益萍：(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社长)
尊敬的王蒙先生，尊敬的各位主编，今天《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分卷主编会议在风景秀美的西湖之滨举行，请允许我代表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向应邀担任《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主编的王蒙先生、王元化先生，向应邀担任《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分卷主编的专家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对各位专家在百忙中出席这次会议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编选工作经过多年的酝酿，今天正式启动了，这是中国文学事业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件大事。回顾历史，《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十卷由赵家璧先生主编，蔡元培先生撰写总序，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等名家参与编选。这套书成为保存新文学早期资料最有价值的选本，后代的人们在感谢赵家璧先生为中国新文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感谢胡适、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大师当时能放下手头创作，花费大量时间搜集作品资料，撰写长篇序文，给中国新文学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同时开创了中国新文学事业注重文化积累的优良传统。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传承前辈的薪火，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精力，邀请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先后编选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二十卷，第三辑二十卷，第四辑二十卷，赢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好评，被认为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很多人建议在适当的时候编选反映1977年到2000年文学实绩的第五辑三十卷，为这套《大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实现“百年文学百卷大书”的梦想。在各位专家的支持和参与下，在上海文化发展基金的支持下，今天，这个重大的文化工程终于启动了，我为此感到由衷的欣喜。《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要反映的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学实绩，这三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生空前巨变的三十年，要总结好文学实绩，为后人留下系统的参考资料，保持《大系》的历史性、文献性、权威性，无疑是一个艰巨的工程。令我们感到欣慰和踏实的是，在这一工程实施的过程中，有德高望重的王蒙先生、王元化先生亲自担任总主编，由造诣深厚的各位专家担任分卷主编，出版社将在各位专家的指导下做好工作，将与各位专家携手前进。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具有五十五年历史的文学专业出版社，多年来，已经为这套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酝酿、准备工作，得到了各位专家的支持和指导，将来还将与各位专家继续联系，及时沟通，密切合作，作为文艺社的主管单位――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将竭诚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让我们团结一心，同心同德，紧密合作，在两位总主编的统领下，在各位专家的指导和直接参与下，为圆满完成《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的编选工作而共同努力，预祝《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出版圆满成功!
记录整理 谢 锦 程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