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7年8月15日，星期三。 驱车驶离慕尼黑时，已经傍晚七点半。尽管我很想在“英国公园”内的“中国塔”前好好泡泡啤酒节，尽管浑身上下渗透了巴伐利亚田园未饮亦醉的微醺，尽管在慕尼黑美术馆正展出难得一遇、情调诡谲的“吉尔伯特与乔治作品展”……但是那座城市还是未能留住我。此时此刻，纵有千百般诱引，也不可能让我错过明日的约会。
从慕尼黑到到柏林有两条距离相近的高速路，少说也有五百八十公里。途中，可怜的“斯格达”轿车除了在纽伦堡附近加过一次油外，四只可怜的轱辘几乎一秒钟都未得喘息。在加油站，我跟玛格达女士通了个电话，说我今晚能到柏林，在城郊过夜，明天上午可以进城。老人听了十分高兴，说她丈夫刚才还念叨：自打四天前我从布达佩斯出发，再没接到过我的电话，担心我的行程有变。
路才走一半，天就黑了，地平线上的一抹红霞逐渐抻细，新月的光晕均匀瓷白。汽车在越来越暗、越来越窄的天地夹缝间疾驰，两边的山林阴森如墨，迎面的车灯格外晃眼，CD机里轮流演唱的齐秦和弗列迪・迈克瑞早已疲惫，可是我不仅不困，反而更兴奋，眼睛盯着永不可能抵达的道路尽头，脑子里预演着明天已期待近五年的约会……�
二
2002年10月10日13点01分，是让全世界“惊喜交加”的新闻时刻。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将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名叫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z Imre）的匈牙利作家，以表彰他以极具个性的文学创作，揭示了人类恐怖的堕落与沉沦，通过他的作品，“以个体的脆弱体验对抗历史的野蛮强权”。
就在这一刻，几乎全世界人都在相互询问：谁是凯尔泰斯？
两周之后，远在北京的家人几经努力，帮我与作家出版社取得了联系，他们不仅请我协助联系版权，而且将翻译工作委托给我。但是谁是凯尔泰斯？不要说我，就连我周围的许多匈牙利人，都互相询问这个让他们感到骄傲的陌生名字。有趣的是，书店里有位名叫“凯尔泰斯・阿库什”的作家的小说被抢购一空，人们后来才弄清楚，原来获奖的并不是他。
经过打探，我在布达佩斯二区找到了作家的空巢。这是一栋再普通不过的五层板楼，听邻居讲，作家大部分时间住在德国，只偶尔回来。他们知道的凯尔泰斯，是一位深居简出、和蔼平易的老人，至于写过什么，谁都没读过。凯尔泰斯获奖的消息，使这幢居民楼变了个样：传达室里等着请作家签字的书已堆成小山，寻踪问迹的记者更是络绎不绝，楼里的家家门口、楼道走廊上都摆满了鲜花，期盼作家的归来。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电视，报纸，杂志，到处都能看到作家那副可以把世界融化的笑脸，可以看到那双拥抱世界的大手；到处听到的是人们谈论他的幸运和对他“一夜成名”惊叹与嫉妒……作家笑言：“我必须要站在媒体宣传和记者群中。成功也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不要忘了，这位七十二岁老人度过的，是七十二个寂寞的三百六十五夜；在这位耄耋之年的“幸运儿”背后，难道仅仅是人们看到的幸运？
在一次闲聊中，我从朋友嘴里偶然得知：几年前我就见过凯尔泰斯！是在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依・拉斯洛的家庭聚会上。经过朋友描述，我隐约记起一位满脸微笑的魁梧老人。但我惭愧的是，那时我既没有听说过他，也没读过他的作品，更不曾料想：他竟与我有着命中注定的文字缘分。
更巧的是，当时我主编一份布达佩斯的华文周报，报社办公室的房东恰是凯尔泰斯作品匈文版出版社的社长夫人！这样一来，我不仅顺藤摸瓜地找到拥有作家翻译版权的德国出版社，还搞到了他的作品和资料：
1929年11月9日，凯尔泰斯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不信教的普通犹太家庭，从一出世，就继承了犹太民族独有的沮丧和代代相传的苦痛：“在每礼拜五晚上，祖父祖母总依照旧习点燃一支安息日蜡烛，但却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匈牙利名。对他们而言，把犹太教视为自己的宗教，把匈牙利视为自己的祖国，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我的外祖父母死于纳粹大屠杀。在拉科希统治下，祖父母的生活被摧毁，他们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背井离乡，被迫迁往北部边境。我们简单的家史浓缩、反映了这个国家近代史的痛楚。”
1944年夏，十四岁的凯尔泰斯被投入德国纳粹集中营，直到1945年被苏军解放。从集中营出来，他没去西方，而是怀着憧憬回到创痕累累的祖国。1948年中学毕业，先后在《光明》和《布达佩斯晚报》当了两年记者，开始了他的文字生涯。1951年后，凯尔泰斯先后当过工人、编外记者、自由撰稿人和文学翻译，翻译了尼采、维特根斯坦、弗洛依德、霍夫曼斯蒂尔等哲学家的大量德语作品，并在翻译中深受影响。1975年，他的处女作《命运无常》经过10年周折才得以出版，从此开始了孤独的思想跋涉�
当然，这是可以通过媒体手段了解到的“编年史上的凯尔泰斯”，而当作家本人站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台上时，却坦白道出了另一个更接近真实自我的自己：“自从我登上飞机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取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刻起，我就很不习惯地感觉到，有双漠然观察者的锐利目光尾随着我；在这盛典时分，当我突然变成公共视线的焦点，我却感觉自己与那位冷静的观察者更为贴近，而不是与这位一夜之间拥有了全球读者的获奖作家。”
的确，在我着手翻译凯尔泰斯作品之前，我对他的了解也只局限于那个“喜形于色的获奖作家”，而那个尾随在获奖的凯尔泰斯背后冷静观察的凯尔泰斯，对我来说仍很陌生。
三
2002年底，根据我的推荐，作家出版社买下《英国旗》、《另一个人》、《船夫日记》和《命运无常》等四部作品的版权。之后近两年的日日夜夜，我都是伏在电脑键盘上熬过的，困了趴下打一个盹，醒了睁眼继续敲字，躺着睡觉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命运无常》取材于作者少年时代在集中营的经历。在人性匮乏的世界里，主人公以单纯之心屈辱求生：将被捕当作“捉迷藏”游戏；将空袭欣赏为“圣诞树上的彩灯”；将集中营内的绞刑理解为“对违反游戏规则者的处罚”；在日复一日的“灰色工作日”里，他期盼那“最可爱的一小时休息”；他观察密密麻麻的虱子在伤口里“聚餐”，那痛苦的躯体似乎并不是自己的……“即使在集中营里，即使在如林的烟囱旁，也曾在痛苦暂息的时候有过某种与快乐相似的东西”。“生存，即屈从。”这是凯尔泰斯阐述的、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以及所有在野蛮暴政下忍吞了无数灾难的人们的生存法则。在他的“屈从哲学”里，闪烁着现实、勇敢、顽强的生命之光。“悲观主义，是一种勇敢。”对于弱小个体来说，自我的放逐是一种求生。
1991年出版的《英国旗》是《命运无常》的续篇，描写了“我”在冷战初期的心灵磨难：从集中营回到“解放了的祖国”，结果坠入另一个不带铁丝网的集中营。无休无止的运动、批斗、逮捕、审判，“在监狱或者拘留所的走廊上，那些双手背后、脸冲着墙站立的犯人，就像细菌一样急速地繁殖……甚至可以这样说：就连监狱之外的所有人――而且是不分男女老少的每个人――实际都是这座监狱里的囚徒，只不过是被视为‘无期假释’而已。”
在不允许思想存在的年代，他“游离在一个可以用语言表述的、一个可以维持自己生活现实的世界之外”，他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开始了非语言的表述冒险。对他来说，“表述”不只是纸上的写作，还包括“无须表述的、哑然的生活本身”。
《船夫日记》和《另一个人》取材于作家1960至1990年代的思想日记。“至今为止，在这个地方谎言一直是真理；然而今天，就连谎言也不再真实了。”冷战时期，面对强暴的专政机器，他用哲学家的幽默深刻地讥讽。后来东欧剧变，凯尔泰斯经过一个兴奋、憧憬、困惑和失落的过程之后，环顾四周，发现人们正兴奋地用金钱建造着一个不仅拆除了电网、甚至取消了国界的新集中营，在那里，“人们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起一个和平的废墟”……�
如果说，《船夫日记》记录的还是作者在一个四壁无窗的囚牢里的孤独冥想的话，那么在《另一个人》中的凯尔泰斯则变成了一个张开臂膀拥抱世界的漫游者；自由，为他在结满血痂的肌肤上开了一扇窗，他不但看到了世界，而且拖着病弱的躯体从这扇窗子爬了出去。他告诉自己：“我们不能在自己当过奴隶的地方体尝自由。”
柏林墙倒塌之后，凯尔泰斯开始了自由的身心放逐。他先后去了奥地利、法国、瑞士以及圣城耶路撒冷，但最终令人不解地选择了柏林，并视之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四
2007年8月16日，星期四。
汽车开进柏林城时，已是凌晨一点三刻。车在城市外环上转了一个小时，才看到一个进城的路口。尚未看到城市风景，但是单从围着它驱车的时间以及在这段时间内我脑袋里所搜集的所有关于它的记忆，就足以让人感受到柏林的分量。这次来柏林有两个目的：一是拜会凯尔泰斯，二是看看柏林墙。但从历史的层面讲，这两个目的其实是一个。
有不少人不理解凯尔泰斯：他为什么一辈子只写集中营这一个题材？移居国外，他为什么偏偏选择柏林？几个月前，当我得到凯尔泰斯约我去柏林会面的邀请时，脑子里也闪现过这个问题。我猜想：他选柏林，或许由于德意志民族深刻的省赎之心。要知道：作为一生控诉纳粹罪行的匈牙利作家，恰恰是经德国出版社的力荐而顶上诺贝尔桂冠……当然，所谓的“宽恕”是最容易拣拾、最合乎逻辑的桌面上的理由；对作家本人来说，答案绝非如此简单。
对我来说，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是一个揣着魔匣、尝试表述自我存在的心灵冒险，在这近乎自虐的过程中，我感到一种经过疲惫、费解、沉重和那种窒息后的喘息和理解后的兴奋。在自己并不能算短的漂泊中，在自己异邦生存的体验中，从未感到竟会与另一颗同在这个世上漂泊的“另一个人”的心灵如此贴近。
文学翻译不仅要求意思准确、语言流畅，还要不失真地传达作者的文字质感、语速节奏和情感力度。比如他在描述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败后苏军坦克出现在布达佩斯街头时写道：“每辆坦克在继续行驶之前，都要发出一发――哪怕仅仅一发炮弹，似乎要比一个万一可能浮现出来的闪念还要快，每辆坦克开炮的位置、方位和靶心都一模一样，就这样，一辆又一辆的坦克一连几天将炮弹射向同一栋年久失修了的、装饰派风格居民楼一层的外墙上、窗户上和房内墙壁上，这个一天比一天逐渐扩大的窟窿上，这个一天比一天逐渐扩大的窟窿，看上去就像一具尸首临死前惊惧张开的嘴巴，现在又被人逐个敲掉了全部牙齿。”
凯尔泰斯的作品里，不仅充满一页一个句号、读起来令人窒息的复杂长句，更充满精准深邃、触撼灵魂的哲思。他像位冷静的科学家，以“上帝的眼睛”捕捉、记录下散落于日常生活中的思维碎片，近乎残酷地展现了自己每个神经末梢的真实冲动。熬过两年的无眠日子，我感到如释重负的安宁，仿佛是在另一个星球里，突然听到了自己的语言――而这种语言，自己却从未听到过，更不曾使用过：
“不管你相信什么，你都会死掉；但是，假如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那么对活人来说，你已经死了。”
“摩登，并不是年轻时代的风尚，而是老年时代的。它不是开始，而是最终的表白……艺术就像一个胚胎，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必须经历过所有的发育形式。”
当我翻译完这一系列重如磐石的作品后，我恍然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一个聋哑的孩子！我突然发现：自己翻译的竟是另一个孤独的聋哑孩子的语言！
欧洲人说：译者是作者的合著者。我对凯尔泰斯确实怀有这种感情。尤其当我一边为生存挣扎一边蹲在二十四平米的小屋内翻译凯尔泰斯在同样窘迫中、囚在同座城市互不相望的另一间二十八平米的小屋内写下的四部作品时，我甚至在时空中也感到一种欣喜的神契。正是这种“亲历”，最终使我在阅读自己的译文时，恍惚听到了作者的嗓音。
从这种意义讲，天亮后我将要拜会的并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的――或者说是我存在于别人身上的那“另一部分”。
五
进到柏林城后，我落脚在遇到的第一家旅馆。让我惊喜的是：客房不仅带淋浴、空调，而且还有单独的门厅、客厅，总面积不仅比在慕尼黑的大一倍，且便宜一半！不过，从窗帘的颜色、地毯的质地、家具的样式以及墙缝里散发出的烟味判定：这里是“东德”，估计这栋楼曾是某国营企业的职工宿舍。尽管德国已经合并了十几年，但那道坍塌的墙，会像幽灵一样伴随这座城市许多年。
关了灯，躺在床上，暗示自己快点入睡。离天亮只有四个小时，出门时我不想携带任何疲惫。四周很静，街上无车，路灯的光束投在墙上，仿佛是投自电影院的后窗。虽无图象，更无情节，但在我的视网膜上却迅速切换着一个个场景、一幅幅图片，还有老人那张熟悉的我提笔可以画下来的慈善面孔。第一次见面时我们寒暄了什么，我早忘了；但第一次通电话的内容，我记忆犹新：“您的匈牙利语讲得真好……谢谢您翻译我的书，不容易，是吧？”
当时我握着话筒突然不知该回答什么，应该道谢的是我，因为翻译他的作品，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借用他的眼睛，我审视生死；借用他的悲悯，我体贴世人；借用他的倔强，我任性孤行；借用他的语言，我剖白自己。阅读、翻译和写作，在我身上融为一体；“表述生存”，是我身体的内源光。
我知道，凯尔泰斯的写作也曾从哲学翻译中汲取营养；我还知道，他也曾有过漫长的潦倒岁月，他也曾译过不少对他来说无趣无味的东西以平衡平时的琐碎开销。有一回，我在多瑙河边的一家旧书店里翻到一本封面打卷儿了的流行小说，一个瑞典人写的《孩子岛》。匈文译本是1983年出的，译者竟是凯尔泰斯，我如获至宝地买下来。时过不久，我在另一家旧书店又买到一个封面不同的再版版本……当时的感觉，像是跟踪自己偷爱的人。我买下它，并不为阅读，而是为纪念，用这个自己的“发现”来激励自己。当我将这两本书与凯尔泰斯的著作及我的译本并排摆在书架上时，我感到一股不愿与人分享的了解的喜悦和理解的温暖。看着这些肩并肩的书脊，它们好像长在了一起。
不久前，他托朋友送给我四本有他亲笔签字的作品：一本的扉页上只有签字，另一本一笔一划写了我的名字，第三本特意加上了“爱”字，第四本的签字不仅写在小说正文的第一页，而且写的是“热烈的爱”。通过这些签字，我不仅能够想象出老人签书的顺序和场景，并能感受到他当时暗涌的温情。这四个签字，是从握手到拥抱。
今天就能见到他了，我该叫他“凯尔泰斯先生”，还是“伊姆莱大叔”？
天快亮了，可我还是睡不着。窗外车辆驶过的频率越来越密，脑子像是翻了车的车轮，嗡嗡空转。
六
醒来时吓了一跳，以为这一觉睡到中午。其实还不到九点钟。匆忙洗漱，收拾东西，试了几身衣服之后，决定穿一条白裤子配蓝衬衫，出门前反复照了好几回镜子。我相信老人会喜欢我的，但我仍跟孩子一样，偷偷地希望能让他更喜欢些。
九点半出门，事先查好要走的路线。天气清爽，道路潮湿，昨夜刚刚落过小雨。汽车沿着主路前行，我脑子里演习着与老人见面的微笑、握手的力度和问好的声调，还有见面要说的话。对一位七十七岁的作家来说，他的时间比我的宝贵。
听说老人明年计划出三本书，一本访谈式的回忆录，一本图片集，还有一本从未发表过的短篇小说集。其中两篇，在我来柏林之前就已经得到，一篇是写于1967年的《世界公民与朝圣者》，另一篇是写于1978年的《长椅》。《世界公民与朝圣者》的写作时间与他后来获诺奖的《命运无常》同期，通过对《圣经》中“该隐与亚伯”故事的扩写，揭露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嫉妒、狡黠、残暴与憎恨的不善本性。“人的手掌强硬有力，将神攥在了手心里”，就连创造人类的上帝都无可奈何。当时作者只有三十八岁，便巧妙地借助《圣经》之口，指出大屠杀是人类堕落本性的结局。凯尔泰斯发现：大屠杀也是一种文化，自人类诞生就从未中止，集中营将大屠杀发挥极致，成为艺术。
《长椅》写于冷战中期，当时的匈牙利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所有人都丧失了自由的权利，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小说中的长椅，比喻了“惊魂不定、丧失自我”的怯懦奴性；丢开长椅，承认自己是个“赋闲的罪犯”，然后用“请病假”的方式争取有限的自由，这恰是诺贝尔奖所褒扬的凯尔泰斯式的抗争。通过这两篇早期作品，我看到了一位有良知、不流俗的大家的坚定执着。四十年来，从他的第一部作品到最后一步，凯尔泰斯的步伐没有毫厘的偏移……�
一路想着竟走了神，忘了拐弯，汽车径直开过了施普雷河，被堵在一个工地的街角。看了下表，急出一头冷汗：现在离目的地不仅很远，而且要穿过整个闹市区，离约好的时间只有十分钟！赶紧拨打凯尔泰斯家的电话，玛格达女士说，老人已经动身去了饭店，她马上打手机叫他回来，并将见面的时间推迟到十一点半――但是让我难堪的是，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地从隔壁街内的停车场跑进凯宾斯基饭店大堂时，已经差一刻十二点！
两位老人坐在圆形的咖啡桌后，一同起身冲我微笑。玛格达一边跟我握手，一边不无嗔怪地笑道：“能让诺贝尔奖得主等四十分钟，你也可以获个奖啦。”
看到我满头大汗的一脸窘相，凯尔泰斯温和地安慰我：“柏林要比布达佩斯大多了，第一次来这儿约会的人，没有不迟到的……”老人穿了件熨得平整的浅黄衬衣和白色西裤，面色红润，笑容和蔼，手掌宽厚，握手的时候沉稳有力。没等我的“凯尔泰斯先生”叫完，他就打断我说：“别叫先生，就叫伊姆莱！”
我说：“那我还是叫伊姆莱大叔吧。”毕竟在我面前是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我怎么可以直乎其名。玛格达笑着挥了下手：“伊姆莱不喜欢被叫大叔，感觉太老。你就这么叫吧！”
“书带了吗？”刚寒暄完，老人就迫不及待地问我。中译本虽然出版了三年多，可是凯尔泰斯一直还没有看到过。这次我专程赶来柏林，就为能亲手送给他。我将准备好的一袋书掏到桌上，一本一本地递到他手里。老人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翻看，感觉是自己的作品第一次问世。“你看，封面上印了匈牙利文……还有我的签字。”凯尔泰斯对中译本的装帧十分满意，凑到妻子身边指给她看，并用手摸了摸上面烫金的签字。
“这下面写的是什么？”他指着书里一条注释好奇地问。我回答说，因为在他的作品里提到了许多中国读者不很熟悉的欧洲人物，所以我在翻译时特意加了近百个注脚。他听后高兴地摸着我的膝头，说他的书译成了上百种语言，只有我做得这么周到。
玛格达女士赞同地捧着《船夫日记》说：“这本书我很喜欢，可惜许多国家并没有翻，不过在瑞士很受欢迎，仅这本书就卖了三万册。”我回答，这本书也是我的最爱，不仅翻译的时间最长，翻译得也最投入，在中国知识分子圈中也影响最大。
“我写的书，中国读者理解吗？”凯尔泰斯认真地问。
我说“当然理解”，中国人在二战中经历的南京大屠杀，相当于欧洲的纳粹集中营，所以中国人也是人类堕落的见证者。在中国，不仅《命运无常》的书销量不错，还能买到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DVD。至于《英国旗》等另三本书，对中国人来说更有共鸣，想来我们有过相似的历史遭遇，现在又面临同样的使命与冲击。我还告诉他：在北京的书店里我还见到过《英国旗》的盗版书……我说：“盗版虽然不是好事，但有人盗您的《英国旗》我很高兴，至少说明您的中国读者要比我们知道的多。”老人微笑着连连点头。
七
先喝了一杯咖啡，又干了一瓶葡萄酒，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多。从翻译谈到创作，从匈牙利局势到中国的发展，从对欧洲文学的看法到彼此的创作计划，转眼聊到一点多钟。若不是老人感到口干，而杯底已尽，恐怕还会一口气地聊下去。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吃午饭吧？我来请客。”老人在跟妻子小声商量之后，热情地向我发出邀请。我不假思索地点头应允了，不仅为能跟老人多说会儿话高兴，更激动于作家夫妇对我的好感。
饭桌上的话题自然离不开美食。玛格达女士说，她在美国生活时，经常到当地的唐人街吃中餐，她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搬到柏林之后，也经常光顾中国饭馆。玛格达是一位身材结实、性情开朗的练达女人，上身套一件白色夏衫，下身穿一条蓝牛仔裤，言谈举止毫不做作。她笑着跟我抱怨说：自从她成了诺贝尔奖作家的夫人，再也不能口无遮挡，畅谈无忌。在玛格达的话里，幸福的成分远多于抱怨。我在翻译《另一个人》时，就深为她与凯尔泰斯和作家前妻的感情所打动。
凯尔泰斯与前妻奥尔碧娜相识于1953年，集中营的恐怖经历和“对未来的绝望”将这对年轻人紧系在一起。“狱友般的团结”，使他俩在“几乎不可能的爱情”中分获得了“不幸中的幸福”。在一间二十八平米的小屋里，他俩相依为命四十年！奥尔碧娜的病逝，对凯尔泰斯来说是致命打击，从而诞生了这段最真、最美、最令人动情的关于爱情的文字：
“她走了，并且带走了我生命的绝大部分，她带走了那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创作从开始到完成；她还带走了一段岁月，在这段岁月里，我们是如此相爱地生活在一个并不幸福的婚姻里。我们的爱，就像一个满面笑容、张着胳膊奔跑的聋哑孩子，慢慢的，他的嘴角弯成了哭的模样，因为没有人能理解他，因为没有找到自己奔跑的目标。”
奥尔碧娜走了，但她把自己对丈夫的爱传递到了另一位女性身上。
玛格达女士在1956年匈牙利自由革命失败后逃亡美国，1990年作为美国的官方代表回到匈牙利工作。她在一次聚会中结识了凯尔泰斯夫妇，并成为挚友。奥尔碧娜与玛格达是一对相知相敬的女友，奥尔碧娜病重时，情真意切地将丈夫托付给了守在病床前的玛格达：“你嫁给他吧。”1996年，玛格达与凯尔泰斯结婚，成了他的妻子、旅伴、秘书和“第一读者”。她经常说：“与伊姆莱的生活，是一段浪漫的旅行。”
我注意到，即使当着我这位“客人”的面，玛格达仍甜蜜地称丈夫――“我的小精灵”；而玛格达滔滔地讲话时，即便观点有所不同，他也会柔和、温暖地望着她。两位老人默契的恩爱令我感动。
八
谈话中，凯尔泰斯提到：“我们搬到柏林，实际是玛格达的主意。是她发现，或许我在陌生的地方更容易获得内心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作家写作的先决条件。最初我们只是租了套房子在这里小住，后来得到一笔半年的奖学金，半年之后，我发现自己恋上了这座城市……”
“为什么？”我终于有机会提出这个揣了许久的疑问。
“为什么，哦，”老人沉吟片刻，随后宽厚地笑了笑。显然，在我之前，这个问题已有许多人问过他。
“不久前，在斯德哥尔摩，就有位女士问过我：你为什么偏偏选择柏林？我当然明白，她暗指我的集中营体验。我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说：‘那代人已经死了，我不能把他们的罪过归到下一代身上，而是应该帮助他们正视历史。’我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令她满意，但这么严肃的问题不可能在饭桌上用一两句话说清。”虽然，我们也是在饭桌前，但凯尔泰斯还是继续解释下去，“我从来没把纳粹集中营视为犹太人与德国人之间不可解除的敌意。如果那样认为，就太简单了。我之所以选择柏林，是因为我的主要读者都在这里，是因为我在德国成为作家，我的作品首先在这里产生了影响。另外，还有我从年轻时就从中汲养的德国文化、哲学和音乐……现在，我只不过借用德国文化的工具，将艺术归还给德国人。”
“说心里话，我热爱这座城市。很长很热的夏日之后，秋天就像清晨的少女：清新、凉爽、充满欲望，仿佛是在策划着什么。柏林的路很宽，树很密，到处都是挤满人的咖啡座。当然，我也看到了柏林被那堵墙分割的另一个面孔……”说起柏林，老人脸上洋溢出深情。
的确，柏林负载了沉重的历史，但正因如此，柏林人才有了如此深刻的自省。玛格达深有感触地说：“柏林是真正意义的世界都市，它的宽容，没有任何一座欧洲城市可以与之相比。在这里无论你是阿拉伯人还是美国人，犹太人还是东方人，这里人对你都是一样；古典艺术，先锋艺术，流行艺术，地下艺术，在这里同样都有观众和市场；同性恋在这里不但能结婚，还被柏林人选为市长……”
“对我来说，柏林是座文学之都，历史上始终扮演着东西欧文学的中介角色。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是先翻译成德文，才传到西方的；斯特林堡等许多斯堪地那维亚的作家，也是从这里为世界所知。”凯尔泰斯重把话题拉回到文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卡夫卡从布拉格搬到柏林，在这里决定以写作为使命；许多中东欧作家也都是通过柏林之路，走向世界文学的。知道吗？‘世界文学’这个词是歌德发明的。在布达佩斯，在我出生的城市，许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你到底在柏林寻找什么？或许这样回答更干脆，在柏林，我找到了我生来本该享受的那种生活方式！”老人的最后这句话，道出了他为什么爱上柏林的根本理由――自由！身心的自由，文学的自由！
接着，凯尔泰斯夫妇为我将在柏林逗留的两天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建议我看刚刚开幕的达利美术展，看柏林墙和“柏林墙博物馆”，看电影《柏林苍穹下》里的大天使，看犹太街区的老屋和博物馆岛，自然还要去看布兰登堡大门和旁边的纪念集中营死难者的雕塑群……在我随身带来的柏林地图上，两位老人认真地圈圈点点。
准备离开咖啡馆时，已是下午三点半，若不是老人还有一个约会，我们还会聊下去。我还没来得及请凯尔泰斯签字，他先从桌上抽出我翻译的《船夫日记》递到我手里：“请在这本书上写一句话，我要好好保存它。”我当时怔怔地望着老人，心里感动得无言以对。这是伟人的平易与谦恭。我在扉页上用中文写道：“感谢您为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的人类的堕落作证。”当我讲这句话翻译给他后，老人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很好。”
之后，作家夫妇也先后为我签了字，玛格达说：“这是我第一次在伊姆莱旁边签名。”书已递到我手里，凯尔泰斯忽然想起什么，又要了回去，重新拿起笔，在自己的签名下边认认真真地补写了一行：“2007.8.16，柏林。”
他再三叮嘱我，以后翻译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或需要什么资料，随时可以打电话找他。“谢谢你给了我们一段这样美好的时光！”凯尔泰斯说着握住我的手。
我再次被老人的真情打动。要知道，我与凯尔泰斯会面，竟是老人先开口感谢我！我觉得自己的嘴好笨好拙，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惊诧与幸福。几乎同时，我们都从咖啡桌边站起，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
走出饭店，走到街口，我和凯尔泰斯夫妇合了个影。老人认真地问：“看看，照得好吗？不好的话，再照一张。”
过了马路，我们再一次吻别，老人第三次将我搂在怀里，拍着我的背用父亲般慈爱的语调告诉我：“翻译我作品的人，就是我的亲人。”
亲人，我是凯尔泰斯的亲人！望着相互搀扶、卷入人流的那双背影，我在心里幸福地尖叫。
责任编辑 韩 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