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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代领导人与长江三峡工程|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1-17 04:46:51 点击:

      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史上的一个壮举。它倾注了三代领导人的心血。      实业梦想国力难圆      如何充分开发利用三峡水利资源以服务于振兴中华民族的伟业,如何消除它给中下游带来的严重水患,是20世纪以来华夏儿女孜孜不倦的追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他敏锐的目光,宏伟的抱负最早想到了三峡水资源的开发利用。1919年,他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写道:“自宜昌而上,入峡……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1924年8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民生主义》时,再次提及:“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比现在各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在这里,孙中山进一步阐述了长江三峡水力资源的丰富,强调开发三峡水电的重要性。
      可惜,孙中山先生希望利用西方战时的工业设备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国实业的想法,在一个刚刚结束几千年封建王朝统治,闭关锁国思想根深蒂固,政局尚未稳定,国弱民贫、科技经济几乎一片空白的国家,只能是设想而已。
      早期对三峡工程进行具体研究并初步揭示其可行性,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1932年,国民政府成立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在三峡地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勘查和测量,并于第二年编写出了第一份三峡工程的报告《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测勘报告》,拟定了葛洲坝、黄陵庙两处低坝方案。这是我国专为开发三峡水力资源进行的第一次勘测和设计工作。对这份充满激情的报告,由于当时国内民不聊生,生产力十分低下,再加上蒋介石政府正忙于围剿新生的红色政权,所以,1933年,国民政府交通部仅以“所呈计划尚属详明,应予存案备查”一纸批文,就束之高阁了。
      抗战后期,美国政府派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担任中国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纳尔逊到重庆后便与蒋介石商议设立中国战时生产局。1944年4月,任中国战时生产局顾问的美国经济学家潘绥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份题为《利用美贷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的报告,建议由美国贷款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在三峡修建一座装机容量为1000万�的水电厂和年产500万吨化肥的化肥厂,利用三峡廉价的电力制造化肥向美国出口,在15年内还清债务。在当时可怜的国力下,这个报告也不失为颇为实际的如意算盘。
      同年5月,世界著名水坝专家、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博士应中国政府之邀抵达重庆。9月,在中国工程师的陪同下,萨凡奇前往三峡地区实地踏勘。由于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宜昌以下沿江各城镇以及大半个中国还被日寇占领,他们查勘的范围只限于西陵峡末端南津关一带的河段。随后,在中国同行的帮助下,他在长寿县完成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这就是著名的“萨凡奇计划”。他建议在南津关上游200米处蓄水修建电站。这个以发电为主的综合利用方案,当时被视为水利工程的一大创举。
      为了进一步研究该计划,1945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邀集有关单位,组成了三峡水利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同时在四川长寿设立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在宜昌设立三峡勘测处,负责坝区的测量钻探工作。1946年,资源委员会与美国垦务局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根据协议,9月,中方先后派出54名工程技术人员赴美进行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工作。与此同时,资源委员会扬子江三峡勘测处亦调派专家技术人员,进一步进行坝址、库区测量、地质调查与钻探等实地勘测工作,先后编写了《长江三峡水库勘察报告》、《三峡水库经济调查报告》和《宜昌峡的地质报告》。但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忙于内战,资金短缺,国内经济形势日趋恶劣,而且缺乏一个巨型工程所必须具有的社会环境,1947年5月,国民政府撤回在美全部技术人员,该计划就此夭折。三峡工程在当时的中国只能是一个梦幻。
      
      宏伟构想止于备战
      
      新中国成立伊始,出身于农民家庭,深知治水不仅是农业命脉,更是兴国安邦大事的毛泽东便开始考虑治水、治江和防洪的方略了。党和政府在制定三年国民经济恢复计划时,把长江的防洪问题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1950年初,国务院长江水利委员会正式在武汉成立,在其指导和策划下,荆江分洪工程于1952年动工并建成。
      1953年2月,毛泽东为了谋划治水大业专程南下,特邀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到“长江”舰上促膝长谈,探讨治江良策。当听到林一山说把长江干流及支流上修建的一系列水库都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时,毛泽东当即指出:“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先修这个三峡水库如何?”
      这是毛泽东与林一山的第一次晤谈,也是毛泽东第一次谈论三峡工程。当然,对于毛泽东来讲,当时三峡工程尚处于酝酿阶段,只是提出和思考,并没有急急上马的意图。所以临别时,他还特别叮嘱:“三峡工程暂时还不考虑开工,我只是摸个底。”
      1954年,因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仅湖北境内受害农田就达140多万公顷,受灾人口900多万,死亡3万多人,南北大动脉京广铁路中断正常营运100天。洪水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惨重的损失,更启示人们:必须尽快根治长江水患!望着洪水消落的长江,毛泽东也在思虑:三峡工程该提上议事日程了。于是,1954年12月,当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汉时,他第二次召见了林一山,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和周恩来。这次见面,毛泽东主要就三峡工程技术上的可能性和地质情况等较为具体、专业的问题进行了询问和探讨。当他得知技术上借助苏联的帮助和我们自己积累的实践经验有能力完成,而建坝选址在三斗坪比萨凡奇拟定的南津关更好之后,欣慰地点了点头。此后,他委任于周恩来,很快协调好了国际工程专家来华协助进行长江流域规划的编制工作和三峡工程的研究。并于1956年,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形成编制流域规划的水文、勘测、科研、规划、设计等骨干力量。
      此时,关于三峡工程问题,毛泽东不只是在“思考”,而是已经加快了“行动”的步伐。
      1956年6月,三次畅游长江之后,毛泽东写下《水调歌头・游泳》,描绘出“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宏图,进一步表达了修建三峡工程的远大理想和改造战胜自然的豪情壮志。毛泽东的诗像高亢的冲锋号,给正在兴起的“三峡热”注入了新的巨大能量。同年,根据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成果,林一山在《中国水利》杂志发表《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一文,提出“在长江流域规划中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认为“三峡是防洪性能最好的地区”,“三峡水库可以根本解决两湖平原的水灾”。针对林一山的文章,时任国家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在《水利发电》第9期发表了《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文章就长江规划总的指导思想、防洪、发电、航运、地质、水文等方面的问题,阐述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并主张先支后干逐级开发长江。这就是我国水利界著名的三峡问题“林、李之争”,争论一直持续到80年代。
      就在人们为“高峡出平湖”的宏伟构想兴奋不已,专家学者为是否兴建三峡工程争论不休的时候,毛泽东对三峡工程的决策却始终保持着慎重的态度。他不断根据现实情况,针对泥沙、造价、防空等提出新的问题,并结合实际进行调查研究,逐步形成对三峡工程日趋成熟的决策。1958年1月,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决定把三峡问题正式提交政治局讨论,并让持相反意见的林一山和李锐都来参加会议,倾听双方的不同意见。他根据泥沙问题可能导致工程使用寿命缩短,造价太高国力有限,但三峡工程防洪、发电、航运诸多效益明显等实际情况,权衡利弊,最后提出了“少装机,少投资,先修大坝防洪”,"积极慎重、充分可靠"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积极准备”,表明毛泽东仍支持建设三峡工程;“充分可靠”,说明他也看到了三峡工程的浩大及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时,会上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亲自抓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要求周恩来"每年至少管四次"。会上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亲自抓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要求周恩来"每年至少管四次"。
      同年3月,党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并提出:“三峡工程的规划性设计应当争取于1959年交出,初步设计应当在1962年1963年交出。”从此,三峡论证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很快取得了重要进展。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60年代,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战争的威胁日益严重,备战成了影响党的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的重要因素。毛泽东也因此对战争的危险作出了极为严峻的估计,要求全党从准备最坏的可能出发,并根据我国所处国际环境,多次提出三峡建设要从备战出发。1969年9月,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向毛泽东提出修三峡,毛泽东当即拒绝说:"现在不考虑修三峡,要准备打仗,要考虑脑壳上顶着200亿立方米水的问题。要研究四川省境内长江支流的开发利用。”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三峡工程的规划被迫中止,转而决定先修葛洲坝水利工程,葛洲坝“是三峡工程重要组成部分”,“是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
      
      千秋大计反复论证
      
      当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紧张施工之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在此背景下,三峡工程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1980年7月,邓小平在陈丕显、鲁大东等陪同下,乘东方红32号轮,从重庆出发顺江而下视察长江三峡。船行三斗坪,邓小平站在江轮甲板上,举起望远镜久久地凝视着江中翠竹丛生的中堡岛。一路上,他从防洪到长江流域的生态问题,从航运到三峡库区移民的安置问题,从三峡工程的发电效益到三峡工程的社会影响,详细询问了随行的专家。在听取意见后,一到武汉,他立即电召国务院及国家计委负责人到武汉研究三峡工程问题。会上,邓小平再次听取了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在实地考察并听取多方意见后,邓小平认为,航运上问题不大,生态变化问题也不大,而防洪作用很大,发电效益很大。他说:“轻易否定三峡工程不好。”这是一个重要的表态。于是,论证三峡工程的步伐加紧、加快了。此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决定由国家科委、国家建委负责组织水利、电力等专家对三峡建设进行论证。
      1982年11月下旬,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都赞同低坝方案。此后,邓小平又多次向姚依林、宋平指示,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定要加强重点骨干工程建设,尤其是能源、交通、农业、原材料等行业,不要重复搞效益不大的加工项目,并指出要抓紧进行三峡工程的准备。他说,搞建设也和搞改革一样,要有一点闯劲,要立即抓紧修路等准备工程,国家建设项目能放在三峡地区的尽量放在三峡地区。在邓小平的关怀下,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顺利推进。
      1983年3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完成了《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同年5月,国家计委组织了350余名专家对150米蓄水位低坝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审查讨论。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决定进行正式开工前的准备。与此同时,党中央下发了《关于三峡工程筹备工作的通知》,于是三峡开发总公司等一系列机构成立,湖北、四川两省及三峡工程淹没省、区(市)、县也相应成立了“长江三峡工程建设搬迁办公室(后改称移民局)"。9月,葛洲坝集团公司迅速组织了一支900人的施工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三峡工地,开始"三通一平"等大坝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正当三峡工程开始投入前期施工准备之际,争议之声再起。1984年11月,重庆市对三峡工程实施低坝方案提出异议,认为这一方案的回水末端仅止于涪陵、忠县间180公里的河段内,重庆以下较长一段川江航道得不到改善。建议把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以便万吨级船队可以由武汉直达重庆,使川江真正成为连接西南和华中、华东的黄金水道;同时提高蓄水库容和装机容量,以增大防洪能力并充分利用三峡水资源。此后,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以及水利、水电、地质、航运等方面的专家就150米方案的种种具体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意见和建议。在1985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一批政协委员也针对三峡工程的投资、移民、生态、防洪等问题,建议推迟建设。
      党中央、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立即指示国家计委、科委对三峡工程的水位问题进一步组织论证。同时,论证还涉及到三峡工程的作用和必要性、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移民的可行性、国力能否承担等等问题。从此,三峡工程论证的又一个回合拉开了序幕。从1985年开始,国家计委、科委组织了14个部门108位专家,成立了8个专家组进行论证。配合论证进行科研试验的有近200个科研、设计单位约3000名专家和科研人员。
      力主三峡工程上马的邓小平对三峡工程争论中各方面提出的不同意见和建设问题都十分重视。1985年1月,他在谈到三峡工程时曾说:“三峡是个大项目,我们要从长远利益考虑,给子孙后代留下点好的东西。”1986年3月,他在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表示: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
      为了使三峡工程决策更加科学、民主和稳妥,1986年6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扩大论证,联合发文责成水利部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以钱正英部长为组长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立了14个专家组,对150米、170米、180米等多个方案进行了长达两年八个月的重新论证。直到1989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编制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报告推荐的建设方案是:"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实施方案确定坝高为185米,蓄水位为175米。2月,论证领导小组召开第十次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办根据论证成果重新编写的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9月,水利部、能源部联合把可行性报告和14个专题论证报告报送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至此,三峡工程全面论证工作基本结束。
      
      美梦成真近在咫尺
      
      江泽民在上任后不久,就开始过问三峡工程问题。1989年7月,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三峡,视察了三斗坪坝址、葛洲坝工程和荆江大堤,又到长委了解三峡工程和长江中下游防汛情况。在从沙市顺江而下的船上,他详细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专题汇报,到了武汉,又参观了三峡水库泥沙模型试验。几天的考察,进一步坚定了新一届领导人的决心,三峡工程要争取早日上马,把几代人的伟大梦想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变为现实。
      1990年7月,国务院成立了以邹家华为主任的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决定采取先分地址与地震、工程规模、枢纽建筑与施工、发电与电力系统、机电设备、移民、生态环境、投资估算、经济评价与资金筹措、综合等10个专题进行预审,然后再集中审查的办法,力求使审查得出客观、科学、公正的结论。至1991年8月,审查委员会一致通过了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认为三峡工程建设是必要的,技术是可行的,经济是合理的,报请国务院审批,并提请第七届全国人大审议。
      终于,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决定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从此,三峡工程开始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为了保证三峡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国务院于1993年1月成立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三峡建委是三峡工程高层次的决策机构,由李鹏总理任主任,成员由中央各有关部委负责人组成。委员会下设三个机构:办公室、移民开发局和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7月26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查批准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枢纽工程),标志着三峡工程建设进入正式施工准备阶段。8月,国务院发布了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规定:国家在三峡工程建设中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使移民的生活水平达到或者超过原有水平,并为三峡库区长远的经济发展和移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
      1994年10月16日至19日,江泽民再次前往三峡地区,对湖北省进行了考察。他在考察三峡工地时指出,“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上这个工程,就要万众一心,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务求必胜。”江泽民还为三峡工程题词:“向参加三峡工程的广大建设者致敬”。同年12月14日,李鹏在宜昌市三斗坪三峡工程开工典礼的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告: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第一罐混凝土稳稳地浇筑在大坝江心岩石上,标志着一项伟大的跨世纪工程将从这里崛起,并将载入中华民族腾飞的史册。
      至此,三峡工程七十余载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在其漫长的论证、决策过程中,三代领导人亲自过问、指导和部署工作,为三峡工程的最终上马倾注了大量心血。李鹏在《众志绘宏图》中曾提到,“特别怀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是他们提出了建设三峡的设想,并主持了初期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建设三峡工程作出了重大决策。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在此后几十年的建设过程中,江泽民、李鹏、朱�基、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亲临工地视察,了解相关工作,对工程建设尤其是百万移民工程作出许多重要指示,为三峡工程的顺利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年1月13日至17日,江泽民视察重庆市及库区移民工作,要求把移民放在大事之首,抓住机遇,埋头苦干。10月3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视察重庆,了解涪陵、万州、云阳等地的城镇、企业迁建和移民安置情况,看望了移民搬迁户,考察了三峡建设工地。1998年朱�基总理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后,于12月28日至30日对三峡工程库、坝区进行了考察,并谆谆告诫全体三峡建设者,三峡工程是“千年大计,国运所系”,质量是三峡工程的生命,质量责任重于泰山。1999年5月20日,他在深入库区调查后指出:移民建设要走建设和环境保护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随即,国务院对移民政策做了两个重大调整:一是加大库区移民外迁安置力度;二是加大库区工矿企业搬迁和结构调整力度,按现代企业制度进行重组。这些调整对三峡二期工程及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2002年10月,胡锦涛专程前往丰都县考察三峡库区移民迁建情况。他对当地干部说,移民工作是关系广大移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一方面,要加快移民迁建进度,确保三峡工程二期移民目标如期实现;另一方面,要加快库区经济发展,帮助移民群众广开致富门路,真正使库区移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吴邦国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强调,一定要做好移民搬迁安置工作,要正确把握移民心态,有针对性地做好外迁移民思想政治工作,确保三峡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确保三峡库区和安置区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2003年10月,国务院总理、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主任温家宝赴三峡库区和三峡枢纽工程建设工地考察。
      有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有了工程建设者们的辛勤努力,三峡工程一、二期建设目标顺利完成:1997年大江截流成功,完成移民15万人;2003年大坝下闸蓄水,完成移民55万人,第一批机组并网发电,永久船闸通航。2006年5月,三峡大坝全线封顶,这标志着三峡大坝已经具有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的能力。10月,三峡水库156米蓄水目标成功实现后,三峡工程由围堰挡水发电期正式转入水库初期运行期,其防洪、发电、通航三大功能开始全面发挥。目前,三峡工程已进入三期工程验收阶段。国务院枢纽工程专家组经过深入详尽的调查,认为枢纽工程一期比一期干得好,工程质量稳步提高。
      过去终将汇入历史的长河,让我们把目光投向2009,三峡工程全部建成投入运行之时:高峡出平湖,多少代人的世纪长梦终于变成现实。人们不会忘记,这里边凝结着三代领导人的心血。
      责任编辑 村 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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