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为了补充兵力，反对日本侵略军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大规模征兵。1939年初，国民政府给重庆北碚实验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设立了北碚实验区）下达了兵役配赋额任务。
当时，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陶行知先生在周恩来和许多共产党员的支持下，正在北碚筹办育才学校。他对北碚的抗日征兵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1939年3月15日，陶行知在北碚的一次讲演中说，“这阶段的战争特征是把战争的形势展开成全面，它已不是点线的战争，而是各方面的全面战争了。”他认为全面战争需要进行全面教育，政府应动员民众志愿当兵上前线抗日杀敌，提出了“抗日志愿兵”的主张与具体招兵办法的建议。北碚实验区署采纳了陶行知先生的建议，一改过去强行配额拉兵的办法，区政府向全区民众发出了《告本区青年同胞书》，于是在北碚实验区掀起了志愿当兵抗日杀敌运动。
4月3日，北碚实验区邀请东北来的“游击队之母”赵洪文国老太太在兼善中学礼堂作报告，讲述她亲眼目睹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讲她一家三代坚持7年上山打游击的故事，当她讲述她如何支持、爱护抗日将士的事迹时，500多听众无不为之感动。4月21日，北碚实验区在全区掀起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各机关团体组织宣传队深入工厂、农村、学校，用各种形式宣传《告本区青年同胞书》；同时，还建立了“北碚实验区抗日将士家属优待委员会”，在全区范围内形成了当兵抗日的热潮。在国难当头，北碚广大热血青年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踊跃报名参军，首批报名青年就达600多人，从中挑选了267名优秀青年成为首批赴抗日前线的志愿兵。当年北碚就动员了三批志愿兵奔赴抗日前线，第二年又组织了一批。据北碚历史档案记载：1940年北碚全区共有19771户，人口97349。但北碚在抗战期间就向前线输送了3000多名抗日热血青年。
1939年5月3日，北碚29个社会团体，共同组织了一场盛大的酒会，为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267名热血青年壮行。会前，267名出征青年身戴大红花，队列整齐地走在前面，他们的亲属和社会各界代表走在其后，在雄壮的乐曲声和口号声中沿街游行，然后来到北碚体育场，150桌酒宴整齐排列，四周旌旗猎猎，锣鼓喧天，群情激奋，近2000人站立而食，共同祝酒壮行。会上，中国西部科学院、嘉陵江日报社、战区教师服务团北碚办事处、天府煤矿救亡宣传队等单位和知名人士赠送锦旗、横幅，上面分别题书“国民表率”、“蜀民前驱”、“忠勇可风”、“维护正义”、“精忠报国”、“还我河山”、“歼灭敌寇”等等勉励之词，北碚实验区抗战将士家属优待委员会名誉会长、宝源煤矿公司董事长兰绍侣，委员杨兆龄，北温泉公园主任邓少琴以及复旦大学、天府煤矿公司等单位代表先后向出征将士及家属敬酒。在酒会上，陶行知先生登上讲台，高举酒杯，激动地说：“一杯酒，各位将士齐动手；二杯酒，日本鬼子要出丑；三杯酒，中华民族天长地久！”然后带头捐银元50元，发起向志愿兵捐款活动。最后卢子英区长再次敬酒：“一杯酒，敬祝各位将士出去打胜仗；二杯酒，敬祝各位打大胜仗；三杯酒，敬祝各位不断打大胜仗！”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5月25日，这批志愿者乘轮船出川奔赴抗日前线，北碚各机关团体代表及数千群众聚集北碚正码头，再次热烈欢送。
北碚社会各界还掀起募捐活动，各种形式的义演、义卖、义捐热火朝天，当年就募得捐款14539.05元。以后又是月捐活动，许多群众将每月的收入捐出一部份，第二年又募集资金13539.20元。根据陶行知先生的建议，这些捐款全部用于对抗日将士家属的优待。每个志愿兵发给20元安家费，家属每月5元优待金，并发《光荣之家》门牌和优待证，凭优待证可在北碚享受教育、减租、就业、就医和节日慰问等优待。
同时，北碚的妇女也组织起来，1937年冬缝制棉背心1000件，1939年缝制寒衣10000件捐献给前方抗日将士。社会各界买抗日公债13840元，献飞机捐款十万元，捐粮食3651.78石。而这两年正是日本飞机5次疯狂轰炸北碚，造成176名同胞被无辜炸死,244人被炸伤，财产损失法币180万元的情况下募集的，由此可见北碚人的抗日爱国热情。
陶行知先生曾就北碚的抗日志愿兵运动，写了8篇书面材料上报军委会政治部，周恩来副部长亲自审阅后印发各地大力提倡，成为大后方征兵工作的典范。
责任编辑 远 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