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春,时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的林风眠,仿效巴黎的沙龙筹办了一次大规模的艺术活动“北京艺术大会”。受“五四”精神的感染,林风眠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打倒非民间的离开民众的艺术!”“提倡民间的表现十字街头的艺术!” 等口号。显然,美术界的斗士们认为,艺术也要像文学那样“走出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去启迪民众、救亡图存。在这个令文艺青年们血脉贲张的氛围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住在北京的另一位画家正准备去一个比“十字街头”还远的地方――农村,和一群抱有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一起,协助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做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这个人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最早的前身北京美术学校的创始人、第一任校长郑锦。
郑锦(一八八三――一九五九),字裳,广东香山人(今广东中山市)。十三岁时随姊东渡日本,曾入读华侨在横滨创办的大同学校,受梁启超影响很大,并从此奠定了师生情谊。梁启超后来在天津为他写的《郑裳画引》(一九一五)中就以“生”相称。根据日本学者鹤田武良编的《中国近代美术大事年表》(一九九七),郑锦在一九一一年从京都美术学校绘画科毕业后,又入学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一九一四年毕业回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郑锦受命筹备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一九一八年,该校正式成立,郑锦被任命为校长。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国立的、教育部直属的艺术专科学校,它的建立意义重大。郑锦为筹建这所学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北洋政府教育部当时为什么委任郑锦为校长,具体原因还不清楚。我想,多年留日、正规的学历背景以及梁启超的门生可能都是重要原因(梁启超写的《郑裳画引》其实就是一封推荐信。文中称赞郑锦的绘画境界高妙,合乎宋、元家法,希望他到京之后能够得到传统深厚的北京文化界和高层的认可)。不过,作为美术学校的校长,高超的艺术水准和宽广的学术修养当然是首先要具备的。
作为画家,郑锦尤善工笔人物和花鸟,在日本留学时,他的作品就曾入选文部省主办的第七回美术展览会(一九一三),这是日本当时最具权威性的全国美展,而郑锦很可能是第一个入选该展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他那些注重画面构成、线条婉转、设色雅丽的作品也为民初的北京画坛带来了一股新风。显然,日本当时一些名画家对他颇有影响。例如明治时代的京都画家今尾景年(一八四五――一九二四)绘制的《景年花鸟画谱》(一八九二)就是郑锦常备的参考。这使一些画家、学者对其艺术作品评价不高,潘天寿就曾说郑锦等人的作品“略带欧西风味,全为抄自日本者”。但平心而论,这类看法恐多为文人意气和门派之见的产物。郑锦的绘画的确有日本的影响,早期作品尤为明显,但归国后的创作则是在追摹唐宋工笔绘画传统的同时努力探求中国画的新途径、新样貌,说他全是抄袭日本画,实在有失公允。应该说,他的艺术成就,还有待史家做更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在学术上,郑锦对于绘画的思考也兼容并蓄,他关于绘画前途的考虑是在比较中西差异的基础上主张融合创新,“取各国之所成,补向来之所短”。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偏于传统和秀美一格,但是对其他艺术旨趣的理解和接受却一点都不褊狭。京师学务局内的学术讲演会曾刊行过一本郑锦的讲演录《西洋新派绘画》(另见《绘学杂志》,第一期,一九二○年六月),其中,郑锦系统地介绍了印象派以来包括新印象派、后印象派、立体派、未来派和野性派等在内的西方美术新潮的线索,并对各派艺术的特点逐一做了简要、准确的说明。能做到这一点的国画家在当时是极为少有的,由此也可见出他眼界开阔、学理通达。
学校建立之后,以培育美术师资、实用美术人才和提倡美育为办学目的,在郑锦领导下,学校增设系科、延揽师资,逐步走上正轨,并于一九二二年改名为“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不过,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混乱背景下,学校的发展道路可谓崎岖坎坷。尤其是欠薪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起就日益突出,到了一九二二年夏秋之际,不光是国立艺专,全北京的八所国立大学都因直系主政的北洋政府对教育经费长达半年的积欠而面临着倒闭的危险。包括郑锦在内,以蔡元培为首八位校长以联名请辞相逼才获得了两三个月的教育经费。在这艰难困苦之际,国立艺专内部的各种矛盾也愈演愈烈,其中有校务方面的,比如学生因教学和就业而对学校的不满,也有门派之间的,如教员之中“留欧”背景与“留日”背景之间的矛盾,国画中又有“国粹派”与“调和派”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一九二三年的学潮中最终搅在了一起,使情况更趋复杂。这一年,俄国和清政府签订的大连、旅顺的租借合约到期,而日本在日俄战争得胜后继承了俄国的租借权又不想还。于是,长期以来压抑在中国人心头的反日情绪又一次爆发。这种情绪自然也迅速延伸到了美术教育界和学生中间。部分学生和教员闹起了学潮,反对有留日背景的郑锦。郑锦开始时也不甘示弱,革退了不少学生反对者的学籍。
可以想见,作为艺专的创始人,郑锦当时处境极为尴尬,他心中一定热爱这所他白手起家创办的学校,作为校长要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但留日背景和多年累积的人事矛盾则始终绕不开众人的口舌。在混乱中僵持一段时间之后,郑锦于一九二四年四月底正式辞职。从此,他不仅淡出了北京的美术界,也逐渐远离了中国现代美术史风云变幻的舞台。我想,晏阳初很有可能就是在郑锦辞职后赋闲在家的这段时间里去找他的。在《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一九四六)一文中,晏阳初这样谈道:
郑先生在袁世凯时代即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案:此话有误,袁世凯时代止于一九一六年),我因为久慕其名,特别去拜访他。见到他家里的画很多,墙壁上架子上摆得琳琅满目,但所画的皆是些富贵图、美人图一类专供王宫大人们欣赏的画。他是广东人,我到他家里吃了好几次广东菜。我有一次饭后和他谈,我说:“裳兄,你的画画得真好,可惜欣赏你的画的人太少了,何如到定县去把艺术平民化。我们在定县办平民教育,单是文字还不够力量,希望你能到定县去为他们作画。”后来他辞掉校长到定县来工作。到定县后,他住在两间破房子里,可是布置得真艺术,它是用洋油木箱子来做家具,上面铺着定县织的土布,布置得素雅美观。从此,他不再画杨贵妃一类的美人图了,而画新爱人――老农老圃。他跑到乡下观察老百姓的生活,他看到农家贴的门神、灶神,又钻到定县有名的塔上――唐开元塔,去研究塔里的壁画,专门从事这些民间艺术的研究。
找一位高水准的画家帮助他推广平民教育,这在晏阳初的脑海中肯定是一个盘旋已久的想法,因为先前的教育经验使他认识到“艺术是直观教育唯一的利器”。早在一九二三年的一篇叫做《平民教育》的演讲中,晏阳初就指出,图画在平民教育中用处甚大,因为图画能够引起人的兴味,教员可通过图画吸引学生的注意,进而讲授字词和知识。所以他当时所设想的课本就是由三部分,即图、课、字组成。让不识字的人通过图画识字,进而学习一些先进的文明观念,这个想法其实是晏阳初早年进行平民教育试验的经验总结,也是晏阳初一向主张的手段。这在后来出版的《农民千字课》(一九二八)中也有印证,比如,在第二册的教学法摘要中开篇就讲:“教师应先领学生看图,就图中人物,用问答式将课文中事实说个透彻,然后再教生字,最后再读课文。”“为使学生看图时,精神得以集中,最好教师在令学生看图之前,将课文和生字的那页,折过去。学生只看见图画,看不见课文和生字,自然心就不分了。”
晏阳初在定县的平民教育实验分为四个部分:文艺教育,解决“愚”的问题;生计教育,解决“穷”的问题;卫生教育,解决“弱”的问题;公民教育,解决“私”的问题。郑锦所参与的主要在文艺教育这一块。所谓文艺教育,就是要“从文字及艺术教育着手,使人民认识基本文字,得到求知识的工具,以为接受一切建设事务的准备。凡关于文字研究,开办学校,教材的编制,教具教学方法的研究,以及于乡村教育制度的确立,都是属于这部分工作范围以内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一九三三)。在平民教育的四个部分中,文艺教育最为基础,因为对于贫弱的中国来说,开启民智是第一位的。而根据李景汉等人一九二七年对定县教育状况相对较好的六十二座村庄所做的调查,当时的绝对文盲占72%,非文盲和半文盲占28%(《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九三三)。显然,要想开启民智,首先要让大众,尤其是青壮年识字。“愚”的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都无从谈起。
多年的教育经历使晏阳初认识到,《四书五经》和当时“高小”现成的课本都不适用于平民教育,于是他开始组织人手自编教材。这就是后来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农民千字课》。晏阳初曾说:“这风行全国的四本平民千字课,编写的经过,是不平凡的,里面包含有中国不少知名教育家的心血,像朱经农、陶行知、瞿菊农、孙伏园诸先生,均曾先后参与其事。”(《回顾与前瞻》)这些课本中当然也凝聚着郑锦的心血。对于晏阳初借助美术推行平民教育的想法,郑锦显然极为认同,这可以从他写的小册子《平民教育与平民美术》(一九二八)中得到印证(该文曾以《平民教育运动与平民美术的提倡》为题刊于《教育杂志》第十九卷第九号,一九二七年九月)。郑锦指出,在平民教育中,因为成年学生“老幼不等,愚智不一”等种种原因,颇难教授,唯有借重美术,别无良策。他还解释了个中原因:其一,美术能安慰身心;其二,美术能引起不同人群的兴味;其三,美术能使人产生爱好和兴趣;其四,美术有优美高尚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郑锦在因应平民教育对美术需求的同时,鲜明地提出了“平民美术”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历朝各代的美术都只供达官贵人享乐,不是“平民美术”或“民众美术”,而在专制制度被打破之后,艺术家的任务就应该是创造大多数民众能够享有的美术,并“引导民众生活于艺术之中”。在他看来,“平民教育”和“平民美术”是相辅相成的,而使两者成功的捷径则是在“平民识字课本及平民生计教育课本及各种平民读物之印刷品上一律附入合理之优美图画,及多采用挂图标本模型及实物等,使民众日与美术相接近”。显然,在郑锦看来,四册《农民千字课》不仅是平民教育的识字读本,也是平民美育的普及读物。
《农民千字课》出版之后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晏阳初曾谈道,“出版界――如商务、中华等书馆,也各在编行《千字课》,计有五十多种,但都以平民千字课为蓝本。更为适应全国识字运动的新需要,各书商对民众读物,也都争先恐后的大量编行”(《回顾与前瞻》)。然而,时过境迁,《农民千字课》在许多大图书馆中都颇难寻觅,好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有收藏。晏氏说的那些仿效者在今天的市面上倒是还能见到一些,但就笔者所见,无论是从内容、印刷和插图的精美程度上看,它们都比晏阳初编的《农民千字课》逊色不少。
在这些课本中,郑锦主持编绘的许多插图的确颇具艺术水准。比如,《孟母断机》(《农民千字课》第三册第七课)一课就特别能表现出画家技巧的高妙。画面将孟母和孟子都放置在逆光的环境中,并用仕女画的手法描绘了孟母的身姿和神态,形式感很强,而画面前方的孟子则背对着读者恭恭敬敬地聆听母亲的教导。画家在绘制这幅插图时似乎已经考虑到,读图的读者和孟子一样,也是来明理受教的。这种把观众引入文本情境的手法在其他课文的插图中也有表现。不过,最令我感佩的还是《农民千字课》第四册最后关于“模范村”的两篇课文。课文中介绍了一个叫做“平民村”的模范村,村里干净整洁,人人都有职业。村中有自治公所,全体村民选出几位职员办理教育、卫生和改良农业等公益事务。村里还有一个合作社,统筹办理储蓄、消费、生产、购买等事宜。为了防备盗贼,年轻人还组织了一个保卫团天天操练。在这个模范村里,还设有幼稚园、初高两级小学校、初高两级平民学校等教学机构,并设有平民图书馆、看报室、问字处等以提高村民的知识。此外,村中还有一个小公园、小博物馆以及村民自筹自建的乡村医院和卫生会。插图有两幅,一幅是平面规划图,一幅是全景鸟瞰,都按照课文的描写一一画来。可以想见,当平民学校学员们在经历过一番文化启蒙,即将结束他们的学习时,看到这样的图景,心中必定对未来满怀希望。这虽是七十多年前的“新农村”梦想,然而,许多方面即使放到今天也不觉落伍。
这些插图由郑锦整体负责,却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由他一人完成,从插图的水平上也能看出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据晏阳初说,在郑锦的影响下,有许多位画家也到定县参加了平民教育工作,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找见他们的名字了。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农民千字课》(第一册)的“第三次改正纪要”中说,图画工作由郑锦、王建铎等人担任。根据刘开渠的一篇文章得知,这位王建铎先生生于一九○三年,早年毕业于北京国立艺专西画系,与刘开渠、王雪涛、李有行等同学,后留校任助教。他善画水彩,解放后在四川重庆轻工业局从事挑绣的设计工作(《装饰》,一九九一年第一期)。显然,王建铎是郑锦的学生。我想,如果参与教材绘画的还有其他人,那大概也都是国立艺专的青年教师、同学吧。郑锦在定县的工作不限于识字课本插图的编绘,还包括其他一些内容,比如晏阳初就曾经告诉赛珍珠:“我们的文艺部门选择那些具有高尚品德的民族英雄,把他们的画像挂在平民学校的墙上,用一两行诗句概括其伟大业绩,让学生能背诵。”(《告语人民》)
郑锦关于平民美术的主张和实践自然是受到了晏阳初的影响,但这也符合郑锦一贯的艺术追求。在我看来,这种追求既源自蔡元培的“美育”理想,也与梁启超对高等美术教育的期许有关。梁启超曾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五日来到北京美术学校做过题为《美术与科学》的讲演,末了曾讲到这样的希望:
贵校是唯一的国立美术学校,他的任务,不但在养成校内一时的美术人才,还要把美育的基础,筑造的巩固,把美育的效率,发挥的加大。校中职教员学生诸君,既负此绝大责任,那么,目前的修养和将来的传述,都要从远者、大者着想。我希望诸君,常常提起精神,把自己的观察力养得十分致密十分猛烈十分深刻;并把自己体验得来的观察方法,传与其人,令一般人都能领会,都能应用。
可以想见,作为梁氏门生的郑锦当时必定在场聆听受教。而他在定县的平民美术和教育工作似乎就是对梁师这一讲演期冀的最好注解。可以说,为了平民教育,晏阳初找到了郑锦,而郑锦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也绝非起于名利之心。要知道郑锦长晏阳初十岁,当晏阳初要说服郑锦跟他去定县做平民教育实验时,郑锦已过不惑之年。虽然北京不太平,但作为一个大画家、国立艺专的创始人,即使辞职之后,他仍可以到别处应聘、卖画,继续安享富足的生活。但是,郑锦答应了晏阳初,决定去定州农村主持平教总会的“直观视听教育部”,而且一做就是十年。一九三七年,日军入侵华北,局势丕变,晏阳初等人撤出定县,改到四川继续做乡村建设。而郑锦则应乡贤力邀回到中山,准备在家乡推广平民教育经验。怎奈形势逼人,日军于三年后又攻陷中山。郑锦的理想在家乡尚未施展,只能携眷避居澳门,余生大半时间寄情于书画,一九五九年在澳门辞世。
根据现有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框架,郑锦在定县的平民美术和教育工作的确难以定位。我想,不妨将其归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更广泛的民众美术运动中去。今后的历史写作不应忘记,中国的民众美术运动不光有鲁迅和左联的“普罗美术”,还有一位跨进了泥巴墙的画家郑锦,他在定县的工作虽然默默无闻、朴实无华,但同样具有价值。
今年四月,我与几位同学驱车来到定县,希望能够实地感受一下先贤的足迹。晏阳初纪念馆正在翻修,也没有什么资料。我们又赶往翟城村,去到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温铁军等人在这里的试验已经荒废,墙外面刷的那些领导人讲话依旧,屋子里还存放着他们当年展览的农具和宣传挂图。谢英俊设计那些建筑也已面露衰败之相,并没有人住在里面,只有一只狗在警觉地向来访的陌生人吠着。不过,虽然此处满院荒草,但在这块曾经实践过两代知识分子理想的土地上,我依然体会到一种令人感佩的情怀。据说,翟城村仍在与一些高校和社会企业合作,已经有几位年轻人毕业后志愿来到了这里。虽然从他们的谈话中,没有听出什么明确的方向,也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能坚持多久,但我感觉到,这里仍然是一片蕴藏着理想的热土。
(《告语人民》,晏阳初、(美)赛珍珠著,宋恩荣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三年版,24.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