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商君列传》给我们讲了商鞅立木取信与五马分尸这段以喜剧开场，以悲剧告终的历史故事。尽管已有不少人说过这故事，今天仍然值得重温。 商鞅初露头角，就气势非凡。他既有预见，又十分自负自信地说：“有高人之行者，必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毁于民；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商子・更法》)。在以高屋建瓴之势，力排众议之后，就以疾风暴雨之势，在秦国实行变法维新。
经过十年的励精图治，使贫穷落后的秦国，一跃而为“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传》)，雄视天下的强国，为扫平诸侯、结束纷争、和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司马迁为商鞅立传，虽然肯定了商鞅在事业上的成就，却完全否定了商鞅的为人，说了商鞅的许多不是。比如：说他“挟持浮说”，就是不讲帝王之术。其实能富民利国就是好的，管他什么术哩。说他天资刻薄，就是指他搞严刑峻法，但这是政治统治的需要，不会是天生的。说他是靠嬖臣(景监)的引荐而见到秦孝公的。这是吹毛求疵，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说他掌权以后惩办了公子虔。为什么就不说公子虔破坏变法改革？说他领兵作战，不讲信用，诱杀了魏将公子。为什么不说自古兵不厌诈？说他不听赵良的逆耳之言(这点可说对了)。所以商鞅没有好下场，并不冤枉。就这样的贬斥商鞅，还使苏轼不解气，他给司马迁立了两大罪状，其中之一就是把商鞅的事迹载入史册，使后世帝王或明或暗地行商鞅之道。苏轼说，秦国的富强是秦孝公敦本力穑的结果，而不是商鞅变法维新的功劳。恰恰相反，秦王朝的迅速覆灭才是行商鞅之法，失去民心所造成的。商鞅(还有桑弘羊)的名字就如蛆蝇粪秽的肮脏，……谁要行商鞅之法，就会“破国亡宗”(《论商鞅》)。好厉害！
司马迁还说，读了商鞅的著作，对照他的所作所为，完全一致。谢天谢地，太史公这一笔不是出于本意的褒词，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这证明商鞅完全是一位表里如一，把理论与实践统一了的正人君子。这又使我们想起司马迁的另一段话，他说，秦孝公一死，商鞅被公子虔一伙诬告谋反，仓惶逃亡，竟因没有带“身份证”不得在旅舍投宿，陷入“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史记・商君传》注，引《集解》)的绝境时，竟哀叹“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史记・商君传》)！这是说商鞅到现在才明白把法制搞过头了，落得作法自毙，噬脐莫及了。须知，变法改革已经十余年，成效也已经为世所公认，而商鞅居然这时候才接触实际，了解到他的政策法令，贯彻得如此完善彻底，不要说这可能不符合实际，就算果真如此，商鞅也应足以自豪，死而无憾。太史公出于完全否定商鞅的为人的需要，是否下笔不慎呢？
商鞅用盖世奇功，换得名败身裂(车裂)、灭族无姓的结局，对此，前人作过许多议论，其中有韩非、桓宽、王安石、章太炎……等等，但辩其功过是非者多，究其失败的原因(教训)者少。那么，用现在的眼光试试探讨一下酿成商鞅这出悲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也不无益处吧？
首先，应该说商鞅是把法制绝对化了。他说：“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为也；……(《商子・君臣》)。这就是说，思想上要念念不忘法制，在实际生活中，甚至鸡毛蒜皮的事也要纳入法制轨道，搞得人动辄违法，作辄被刑，谁受得了呀！商鞅还说：“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商子・画策》)这就是说，有了法就有了一切，其他都不需要了。在强调法制的同时，商鞅竭力贬斥、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把《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等等，都摆在与法制相对立的位子上，片面地认为这些东西只能起消极破坏作用。(《商子・农战》)他还直言不讳地宣扬庸愚易使，智慧可恶(可怕)的愚民主义。他说，“遗贤弃智，治之数也”。(《商子・禁使》)韩非说商鞅还教秦考公“燔诗书而明法令”(《韩子・和氏》)，只是没有来得及坑儒罢了。当然经国安邦，扶危救敝，也少不了严刑峻法，但它只能救燃眉之急，不都是一抓就灵，不足以长治久安。何况事物总有个极限，过了头就会走向反面。更重要的是，商鞅的法制是专治老百姓的，对君王丝毫不起约束作用。所以秦孝公能使商鞅身荣名贵，而秦惠王就使商鞅名败身裂。因此历史上造反者的命运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而改革者的命运常常是，成不能为王，不败也要为“寇”。
其次，商鞅不注意或根本不懂得化敌为友。在变法之初，有人以新法不便为理由反对过他，后来新法施行收到良好效果，这些人又表示拥护变法，这本是思想认识上的转变过程，是正常现象，理应受到欢迎、鼓励。然而商鞅对此很不理解，反而把这些人当敌人看待，说“此皆乱化之民也”(《史记・商君传》，把他们全部发配边境。虽然落得耳根清净，却造成万马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最后，商鞅料敌不深。变法之初，秦太子也跟着起哄，反对变法，商鞅认准了“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史记・商君传》)，毅然决然“在太岁头上动土”，这在当时也是大得民心的事，但是它同时也大失宗室贵戚之心，他们决不会甘心。四年之后，曾经受过惩罚的公子虔再次犯法，商鞅加重了他的处罚，割掉他的鼻子，这比死刑还要难堪。当赵良对他说：“公子虔杜门不出(指密谋于室内)已八年矣，……君之危若朝露！”(《史记・商君传》)对这样严重警告，商鞅居然置若罔闻，其政治麻痹性，已达到何等程度！商鞅不是死于被人阴谋暗算，而是死于他的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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