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谁家的老爷子，而是陆天明的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中的一个人物。 这部小说按通常的说法该算作知青题材，小说写了“文革”前一批上海知识青年赴新疆建设兵团后的一段经历，既悲壮可泣而又荒唐可笑！尽管同类的故事我已读得不少，但是读罢《桑那高地的太阳》，心头蛰伏的剧痛与困惑交织的情绪又立即泛起。剧痛是由于小说中那批青年凄惨的境遇勾起了我对旧时的回想。谢平、齐景芳等稚拙单纯的青年会在一夜之间蜕变得如此麻木、冷淡，有的还染上几分消极玩世的心态，这真叫人欲哭无泪；困惑则缘起于老爷子，当过知青的人对于这类人物无不有一种复杂难言的情感。在知识青年的历史上，这种可敬又可诅咒的前辈该占有怎样一个位置？他们对一代青年进行的“再教育”所起的社会历史作用该怎样来评价？这些都萦绕心头，因此，剧痛过后，面对案头这部小说，我独独愿意先说说老爷子。
当然，想说说这位不属于知青的老爷子，除了上述原因外，还由于这样一位地方干部的形象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实属罕见，在不少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中，地方干部往往取陪衬的地位，无独立的审美价值。他们个性中的善或恶都是作为一种影响知识青年的外在力量而存在。在一部分作家笔下，这类形象往往与知青处在不同的逻辑层面和价值系统中。这样在与生活本身作比照时，就现出了断裂和疏漏，造成这种疏漏倒不是作家们缺乏才具，而是他们的目光过份聚集于知青，醉心于展现知青的命运所致，然而疏漏了老爷子一类人物，也就疏漏了知青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桑那高地的太阳》恰恰在这方面有所弥补，作者在刻划老爷子时，将他的命运与知识青年的命运挂联起来，找到了两代人生活轨迹的联结点，于是乎随着老爷子与谢平两代人关系内核的剥露，那已逝去的历史也变得充实而具有景深感。或许这里的成功与其说是作者琢磨透了笔下人物，不如说是他对生活的洞见恰恰在老爷子身上得到了展现，正是从其生动的个性与个性形成的历史中，我们似乎明白了为什么知识青年只配有如此的命运。
老爷子大名叫吕培佥，但没有人直呼其名，这称呼里或许就包含着某种权威性。他是骆驼圈子分场的场长，资格最老的转业军官，分场党组的最核心人员。这种地位，加之骆驼圈子本身的封闭性，使他成为这方圆数十里内集立法、司法、行政及财经大权于一身的最高当局，细小到接纳被场部机关排挤出来的谢平，重大到场内劳改就业人员的生死予夺，一切政令、法令无不出自他那有高高木台阶的大屋子，至于场内大小职务的任免、家属们办贸易货栈的红利分配等日常决策，更是唯他的意志所是。
重权在握的老爷子有许多可爱之处，敢于庇护惨遭极左势力迫害的赵长泰即是一例；也有许多可恨之处，例如不允许于书田同赵长泰的遗孀渭贞嫂结婚，就让这两位老实人足足憋了好几年，在他不过是为了维护一己的伦理观，却为别人酿下了苦酒。
自然，老爷子的权威的确立，不是仅仅凭着上述一连串头衔，谁以为在骆驼圈子这样一处原始昧的场所，这样一个除了漂有羊粪蛋的河沟水再也没有一口干净水喝的地方建立起一份家业，笼住一摊子人只靠行政命令就能奏效，那就大错特错。那是需要一宗大本领的，除了必要的强制手段，领导者个性的强悍和感召力是最重要的条件。老爷子的成功正是借助自身强有力的个性。是他第一个向这块蛮荒之地宣战，又是他第一个以超常的牺牲精神把自己的家小从内地接到这荒凉的骆驼圈子。这种集外在的强悍与内在的自制于一身的性格，使谈见三、于书田等硬汉子也不得不为之折服而俯首听命。因此，当骆驼圈子内的人们在面对严酷的大自然感到走投无路时，老爷子这种强毅的人格便成了其麾下臣民的寄托所在。人们听从他是为了求得一种心理平衡，借某种精神力量与贫寒和蛮荒两相对峙，进而作一番较量。
然而，偏偏是老爷子这种权威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构成了谢平等一代知青的悲剧，他的个性、他的价值观几乎决定了谢平的命运和道路。
谢平无疑是青年中的佼佼者，其勃发的献身精神和浩然的开边气魄并不随那个时代的消逝而失去原有的光彩。然而唯其品性优秀，更见出促使其同化的那股势力的强大。
读者有理由责备小说的前四分之一写得太臃肿，谢平被繁冗、沉闷、没完没了的机关琐事所包缠，既晦暗了人物，也减低了阅读的兴趣。但是作者自有其用意，他要造成一种氛围：是羊马河农场机关这种僵死、了无效益的官僚体制的腐蚀，机关上上下下如同被瘟了一般，毫无一点生气，连齐景芳的被奸污除了有其新闻价值，竟然不能让人有所警觉，真是大雾弥天呢！知识青年进入农场机关本是死水中的一点鲜绿，然而却难以久存。谢平的烦躁、焦虑和莫名的不安，乃至持理顶撞陈满昌、率人痛打奸污者黄之源，所有这些心态和举动并不能仅仅归于年轻人的莽撞和不谙世事，这是谢平在农场机关找不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理想不能兑现，抱负无法施展时，无可奈何的发泄。所以当他被发配去骆驼圈子时，同事们为之可惜，于他反而是一种解脱。
但是十九岁的他未能料及，正是在面对以老爷子为首的、由转业官兵和劳改留场人员组成的混合群体时，他才算是真正濒临危机了。因为眼前这批人远比他所厌恶的那班平庸无能善拍马屁的场部官僚来得纯朴、本色、真诚。在本质上他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却又存在着某些差别，造成这些差别的文化和历史因素可以暂且不论，但差别的双方究竟谁该向谁靠拢，这其实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可是令人痛惜、令人遗憾的事就发生于斯。读者居然看不到谢平有更多的犹豫和踯躅就自甘就范；起先，他只是“下决心忘掉自己是个上海人”罢了，到后来“即使在梦中跟人吵架，说的也是那种农场通用的河南官话”；起先，他一口气干掉二两八钱的本地土烧，只在表面上与当地老乡缩短了差距，到后来竟然也象所有的当地人一般“习惯了闲下来，在老爷子家门前的木台阶栏杆上静静地一坐半天，啥也不想，啥也不做……”活脱脱又一个韩天有，作风和做派毫无二致。他心头有过的一切惊涛狂澜，全都变成了冻结的冰块。一场悲剧无声无息地悄悄完成，一个活生生的青年以平和的方式演化成一个半死人，这真可谓人类脱胎换骨的奇迹。
谢平的异变，老爷子决脱不去主要干系，在整个异变过程中处处能觉察到老爷子对他施加的影响。这影响既来自他的权力和威势，也来自其人格和观念。
他特地安排谢平同撅里乔搭伴放羊，那营生的惨苦和撅里乔的凶狠蛮横于初出茅庐的谢平不啻是头上的两把刀子，这种非人的境遇一方面固然促成谢平强悍，练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胆量，另一方面也使其麻木，滋长起懒怠――思想的懒怠，这种麻木和懒怠必定为老爷子所赞许，因为它不仅减轻了谢平异变过程中的痛苦，也缩短了他们之间的差距。
不过，老爷子与谢平间关系最精湛的一笔不在于描写前者对后者的强行同化，小说妙就妙在把谢平异变的最后契机放在这样一个场合，在此场合，谢平亲见了这位堂堂男子在政委(他不过是幸运而爬上了高位)面前受到的羞辱和表现出来了软弱。这位老兵在用肩膀抬政委的小吉普时内心所积的怨愤统统传染给了谢平，与此同时他还目睹了全骆驼圈子的硬汉在精神和体力双重挤压下的惨垮之状。直面这种情形，谢平猛然省得自己的稚拙与可笑。当那么多人被生活压得展不起腰板，抬不起脖梗时，理想本身就成为一种奢侈品，老爷子等早就甩脱了这些奢侈品。现在，该轮到他来摆脱这一切了。于是乎仅仅数年间，凝聚在谢平身上少得可怜的文明成果便化为乌有，且在放弃原有的人生价值尺度向老爷子的小圈子看齐时，他竟显现出令人吃惊的虔诚和自觉。
或许我们该有点启悟了，在“文革”的特殊条件下掀起的那一场知青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城市青年人的逆向改造。知识分子同工农结合本来是革命年代正确的战略，在“文革”中，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某种价值原则和一部分人的心理态势。这是历史的一个恶作剧(也许是辩证运动中必经的一个环节)，不妙的是，其苦果恰恰落在谢平一代人身上。
如果《桑那高地的太阳》所体现的仅仅是老爷子同谢平的改造与被改造关系，那么老爷子这个人物还不值得一谈。
小说的新意在于构成了一种透视关系，即从谢平的被同化中能隐隐窥见老爷子这一辈人心态的蜕变和迷乱的足迹。这么说并不是指小说中有多少纯心态的描述和心理剖析，陆天明的手法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注重于动作和外在的冲突。老爷子与政委间的牾、他扣压谢平的返城通知险些儿惹起的火并、骆驼圈子内既得利益集团与贸易货栈家属们的尖锐冲突，真可谓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但这种跌宕起伏，环环相扣的传统写法融进一个西部的故事时还真让人觉得十分熨贴，因为老爷子这类人物的心态是充分动作化的。一种动作即是一种心态，一种心态必然外化为动作，它们是互生的，又是共生的。作者正是把他心灵中两股相冲撞、相激荡的力量与故事中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并且在叙述这一切时胸中久蓄的愤懑和激奋转化为语言背后的一道潜流，因此老爷子这个人物越发有厚度，经琢磨。
作品的时间跨度为十四年，从谢平的下乡写到他返城，并没有追溯老爷子以前的历史。但是从他的忍耐中含疑虑、强硬中看风势的习惯和做派中，读者能大致判定他是农民出身。
是革命改造了这位农民，使他成长为军队的一位营长，骆驼圈子的场长，作了一方之主。同时，也免不了，这位农民要改造革命，按他的气度和领悟力来接受革命、理解革命，把革命限制在他的眼界内，划定在他可容纳的范围内。
老爷子最初不让谢平去场部为身受的错误处分作申辩，给读者的错觉是他采取了一种迂回战术，为以后的翻案埋下伏笔。但是随着情节的推进，看到他在强权面前如此顺从和忍气吞声即能恍然大悟，他只是迂而不回，他的强悍是有选择的，只显露给弱者，而不敢直面强者。说穿了是老爷子内心深处缺少某种活力，而这种活力与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是相通的。由此可以说正是各等各式的老爷子们(这儿必定是复数)，容忍了场部机关这班昏庸的官僚和仗势欺人的小吏如陈满昌，但是他们的器量不足以使他们接纳那个有锐气有棱角的谢平。他们迁就官僚――尽管恨这些人，却要改造谢平――尽管爱这位青年。
原因很简单，对官僚们的平庸和欺上诈下，老爷子们是熟悉的。而熟悉的、有几千年历史的东西，他们并不惧怕，并已发展出一套对付的办法来，如老爷子对政委是阳奉阴违。而韩天有、徐到里等更取一种麻木的逆来顺受的态度。但是对于青年们的举动，他们是陌生的。而一切新鲜的、乍起的东西总使他们产生疑虑。他们千方百计要消除这些疑虑，也就处心积虑要同化谢平，改造他、异变他。
应该说在改造谢平上，老爷子是充满自信的。从阻拦桂荣与谢平结婚，到扣压其返城通知，又决定把他留在八音台守烂摊子，简直是独断专行。老爷子的自信，说到底是因为他相信人都是这么过来的，谈见三、于书田不是这么过来的吗？连他本人也未尝不经过这么一个阶段。赵长泰不肯改变，所以遭了灭顶之灾，故老爷子对他既敬重又忌讳。凭借着自己那点经验，他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如指掌。唯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由一条刚强的汉子蜕变为徒有硬壳的甲虫。
他二十年前或许就是眼前的谢平！
谢平呢，必定是二十年后的又一位老爷子！
一个变异在前，一个同化在后，外界条件有许多不同，但内心变化的轨迹却有某种重合，即都是内心深处某种积弱倾向的复归。这种积弱倾向就是自甘变异，把个性磨灭并消融到周围的群体中去，用群体的意志来代替个体的意志。当心里产生痛苦时，就用龟缩来消除矛盾，达到平衡，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得放弃独立思考的天赋权利。不过同是变异，谁也不会忽视老爷子和谢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即谢平在这条路上比老爷子走得更坚定，更自愿，因而也陷得更深，他几乎是毫无保留地献出了整个身心。真叫人不敢相信，这种逆向改造在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身上居然那么容易奏效。作者或许并未意识到这背后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但是凭借直觉，他写出了这一点。
已有人指出，这种逆向运动的一个根源是本世纪以来的几代革命知识分子习惯于把农民作为“参考群体”的缘故(参见《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载《读书》一九八六年第九期)，这一行为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被大大地夸张了，成为某种价值标准，以至于由外在的行动目标、方向、手段等按农民要求来办理的倾向，逐渐内转到以农民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来处理一切问题。这种倾向的延续，必定浸染心态，久而久之对人格的变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更可悲的是，在农民是出自本能的、下意识的行为，在知识分子那里一变为殉道式的自觉，因此更具有迷惑性和破坏力。
值得称道的是作者陆天明在以前发表的若干个中篇里(《那边驶来一条船》、《第七扇黑铁门》)就试图通过李叔铭、于勉等形象展示过人格异变的病根。且这些意识成为他一系列作品的灵魂，然而，这些中篇的反响不大，除了有艺术表现上的原因外，也是因这类主题内涵本身的不易把握、不易传达。这一切在《桑那高地的太阳》中得到了解决；题材和主题的充分融合，老爷子和谢平关系内核的准确捕捉，加之对多年的生活积累殚思竭虑，使作者在某一瞬间将思绪的光华穿透素材，于是主题的意义与主题的力量汩汩地溶进了作品。一切都来得自然，顺乎事理，作品中人物的善于忍受和自觉异变都分外妥贴，羊马河农场机关内虽有派系，但各派系的人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无所事事的空忙中却是步履同一的。宣教股的老宁、生产股的老严虽然是中年知识分子，与谢平的身份不同，境遇各异，但那种自觉变异的劲头却是惊人地一致，他们的行为看起来不仅是无可指责的，甚至还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如果不是以读者的身份与他们保持着一段距离，我们也会不知不觉地踩着他们的脚印走下去的。
老爷子与谢平的关系的告终是在谢平离开羊马河之后。谢平自有其归宿，他将回到上海，并且可能建立起一个蛮不错的家庭，对其消逝的年华，读者会洒一掬同情之泪或在心中留下一个小小的遗憾。老爷子呢，或许将被人遗忘，但这种遗忘是不公平的！
桑那高地上寂寞的人们有一种下意识的举动，他们会突然喊叫起来，“喽罗――，喽罗――……那么尖厉，那么悠长，那么粗犷，那么高昂”。
呼唤中有着人心深处未灭的灵光？呼唤中有着无限的渴望？然而这呼唤毕竟又不可避免地带着盲目和懵懂。也许正是这呼唤的诱发，致使作者写下了那么一大篇故事，又写下了老爷子、谢平及其一堆人物，悲哉！哀哉！令读者感叹，令读者沉思。
(《桑那高地的太阳》，陆天明著，刊《当代》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推荐访问:老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