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鲁迅在杂文《知难行难》里，旧事重提，提起九年前的“宣统与胡适”的往事，还发了一通议论。鲁迅说：“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接下去，鲁迅简要地叙述了“胡适见宣统”的情形，寥寥数字，就把胡适和宣统两人的面目都刻画出来了。鲁迅是这么说的：“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众所周知，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闯将，是在中国最早揭起文学革命大旗的“新人物”。宣统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是两千年封建王朝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代表。胡适与宣统，两人不说是势不两立，老死不相往来，至少也是井水不犯河水，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这两人是怎么扯到一块儿去的呢？其实，要明白“宣统召见胡适”的个中情形，还得从九年前说起。
1922年，清宫装了电话，17岁的小皇帝溥仪独处深宫，备感寂寞无聊。有一天，溥仪突发奇想，给胡适打了个电话，约胡适进宫去聊聊天。据说，当时的溥仪也是个文学青年，有事没事的时候喜欢写写新诗。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影响的确深远，那时就传到了深宫内院。溥仪看过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后，很感兴趣，所以电邀胡适去谈谈。胡适后来写有《宣统与胡适》，很详细地记载了他与溥仪见面的情景，胡适是这么写的：“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过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据胡适后来说，“我们谈了20分钟，我就告辞出来了。”
然而，这“新人物”与“旧皇帝”之间20分钟的谈话，在当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报纸上一下子多了好多以“宣统与胡适”为题目的新闻，有的说“胡适为帝师”，胡适成了宣统皇帝的军师，为宣统出谋划策；有的说“胡适请求免跪拜”，胡适以西洋礼节向宣统行礼致敬，宣统也毫不在意，免去了传统的“君臣之礼”。
这些议论，使胡适很苦恼，他专门写了一篇《宣统与胡适》出来为自己辩护，说“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其实，大家要知道，“这是一件很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
但是，胡适的辩护词在当时看来就破绽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大家都知道，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帝溥仪（也就是宣统皇帝）于当年的2月20日就被迫宣布退位了，只不过按照当时订立的优待皇室条件，溥仪才能够依然留在故宫，在紫禁城里这狭小的范围内享受他原封不动的帝王生活而已。退位以后的溥仪虽然仍然称“皇帝”，用“宣统”的年号，但已经满不是当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时候的那么回事了。在宣统被废10年后，胡适依然念念不忘宣统皇帝的威仪，诺诺连声地称呼“皇帝”，俨然是大清国的子民，岂非咄咄怪事！何况，胡适还是新思潮的先驱，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更让人感慨“帝王思想”在中国的根深蒂固了。
胡适1922年做的这件“很有人味儿的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很为人们所诟病；但对人们的议论，胡适很有些不以为然：1924年，胡适曾经“第二次进宫见溥仪”，这就是所谓的胡适“二进宫”。到1931年的时候，胡适的“二进宫”已经烟消云散，人们早就把这事儿忘到九霄云外去了。鲁迅为何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在1931年，又翻出了当年的老皇历，给胡适一个下不了台呢？
原来，历史总是不断重演，甚至连细节都惊人地相似。这回，胡适又要被蒋介石政府召见了。1931年10月14日的《申报》上，就记载着“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的新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鲁迅叙述了胡适被溥仪召见的情景，感慨地说：“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
这回，胡适又要被蒋介石召见了，鲁迅笔锋一转，调侃地说：“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不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这里，鲁迅顺手用了一个新典故，是关于当时著名学者刘文典的。刘文典是安徽合肥人，跟胡适是安徽同乡，又曾在北京大学任教，与胡适曾是同事。1928年11月，在安徽大学学潮中，刘文典被蒋介石召见。刘文典是书生脾气，不通世故，在谈话中他称蒋介石为“先生”，而不称为“主席”，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当场就拍桌子打板凳。后来蒋介石到底找了个岔子，以刘文典“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拿下，将刘文典拘押一个月之久，直到同年12月才释放。
从1922年胡适被宣统召见时，胡适自称“我叫他皇上”，到1931年胡适被蒋介石召见，鲁迅为胡适拟想的“我叫他主席”，只用寥寥数语，鲁迅就给我们画出了胡适的一个侧面像。
鲁迅说过，他的批判和揭露，“乃为公仇，绝非私怨”。鲁迅往往提取了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现象，加以典型化，他的出发点并不在于批评个人，而是针砭一种社会病态。鲁迅对胡适的批判也是本着这个原则的。他批判的不是胡适个人，而是这种“胡适现象”。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五四运动高潮的过去，许多当时的先驱者失去了当年勇往直前的气概，跟封建势力妥协了。他们有的主张学者要“踱进研究室”，钻进故纸堆，不问世事，一门心思做学问，这派人物以胡适为代表；有的主张作家要“搬进艺术之宫”，要为艺术而艺术，不要把高雅的文学艺术跟粗俗的阶级斗争混为一谈，这派人物，以“新月派”为代表，胡适又是“新月派”中重要的一员。
在白话文运动中，胡适是“文学革命”的旗手，鲁迅在钱玄同的劝说下，参加了他们的革命队伍，为他们呐喊助威。鲁迅严格遵守胡适、陈独秀等前驱的指令，写了不少“遵命文学”；但到后来，胡适功成身退，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又提倡“整理国故”，胡适思想逐渐消沉，早就没有了“五四”时期朝气蓬勃的气概了。所以，鲁迅跟胡适，“五四”时期并肩作战的这两个亲密战友，只好各奔前程了。
鲁迅一生都坚持着战士的姿态，与各种反动势力不断斗争；胡适呢，越到后来，就越埋头于故纸堆中，向一个纯粹的学者发展了。胡适，这个文学革命的老兵，后来却离开队伍，最终退伍了。
从“宣统与胡适”到“蒋介石与胡适”，胡适走上了和鲁迅完全不同的道路，十字路口，歧路徘徊，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鲁迅和胡适，两人分道扬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