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是中国的主要腹地，也是城市的边缘；历史上，农村女性是边缘当中最边缘的弱势群体，常常被社会所遗忘，也常常被作家们所忽视。 在现代文学史中，通过农村女性的勾勒，萧红揭示出女性深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即封建父权体制下产生的男权意识。几千年来女性就在这种男权意识为中心的性别文化下轮回上演着一幕幕被缚――自缚――缚人的悲剧。萧红最重要的三部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就用力透纸背的笔力对农村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性别困境予以观照并呐喊，这充分体现了萧红价值的独特价值。
在当代文学中，反映农村题材和农村妇女的优秀作品偏少，特别是在女性作家笔下。今昔对比，可以遗憾地说，“绝响之萧红”反衬出“萧红之绝响”。人们当然并不要求“复制”萧红，因为历史的“过去式”与“绝响之萧红”不可以“克隆”，但对农村社会和农村女性的人文关怀和深切观照，理应文脉延续，时代呼唤着表现农村社会和农村女性的力作。
绝响之萧红：文本的意义
（一）被缚女性的可悲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既是一部阶级剥削史，也是一部性别压迫史。在以专制为核心的封建父权的等级社会中，三纲五常就是约束人们的道德准则。在金字塔似的等级结构中，女性被压在了最底层。在20世纪上半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封建的人伦思想仍然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制约影响着人们的言行。虽然在五四人道主义思想的吹拂之下，女性意识与人的意识曾一并在中国人的头脑中萌发生长，妇女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呼声一并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但毕竟由于声音的微弱，民众的愚昧，国力的落后，战争的冲击等因素的制约，五四的妇女解放与人的解放运动并不彻底，尤其是妇女解放运动更是昙花一现。男尊女卑的思想仍阴魂不散，性别不平等现象仍严重存在。从五四时期的冰心、凌叔华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张爱玲、梅娘、苏青，从她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那些高门贵族里的女性和一些受过教育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们尚且被封建父权体制的阴影笼罩得喘不过气，更何况广大农村劳动妇女了！萧红就为读者清晰描绘了被封建男权体制束缚住的农妇们的动物般的生存状态：动物般任人宰割的命运，动物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动物般世世代代被驯化，成为一种有如轮转的宿命。
马克思说过：“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 ①而生活在萧红“生死场”的民众正是“和动物一起忙着生，一起忙着死”，甚至还不如动物，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农妇更是蝼蚁般地生活着，在几近麻木的状态下屈辱地接受男权社会的摧残和压迫，默默地生，默默地死……
1、从贱命的女婴到挨打的女人。
从一出生，性别就开始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女婴是被认为最无价值的东西，甚至连动物都不如。王婆三岁的女儿从草堆上摔下死了，王婆一点也不后悔，想到麦田的收成，多少有些安慰。小金枝来到人间才一个月就被怄气的父亲成业摔死了，尸骨被扔在乱坟岗子，三天后被狗扯得什么都没有。
侥幸女婴长大了，穷人家的女孩会被像财产一样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呼兰河传》中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被卖到老胡家，舍不得打鸡打猪的婆婆只敢打小团圆媳妇，不到一年就将她“调教”折磨死了。
而进入夫家之后的农妇们则经常受着农夫们的粗暴打骂。这些处于等级社会中底层的农夫们因为生活的艰辛，常把怨气发泄在处于更弱势地位的农妇们身上。粗暴即是农家夫权的特点。“打女人”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女人根本没有法律保护，人权更无从谈起。所以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才会借娘娘庙与老爷庙的塑像相对比讽刺道：“怪不得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
2、听话的农具、生育的机器与男性泄欲的工具
除了正面着墨男性对女性粗暴外，萧红还从农妇们的劳作、生育和性爱这三方面来展现这些底层妇女贫乏单调而又令人触目惊心的原始生存状态。
《生死场》中麻面婆像一只母熊，在像洞一样的土房中忙着洗衣服，家务活一件跟紧一件。这还没忙完，她又慌张着心弦，用泥浆浸过的手去墙角拿茅草“准备烧饭”。而丈夫二里半在外面受了气回来，破口就骂麻面婆,扬言要把妻子女儿一块卖掉，争吵之中，竟然把女儿活活摔死！
女人的生活就是由烦琐做不完的家务组成，可怜的农妇们就像机器一般不停地劳作，伺候丈夫家人，忍受他们的打骂，同时还需要跟男人一样干繁重卑贱的工作，分担养家活口的责任。家庭像一个囚笼，把女性牢牢束缚在里面，丧失了视野的开阔，精神的追求，人格的独立。女人为着家庭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并没有得到男性的理解与同情，相反男性还把女性从事家务劳动视为低能，尤其是粗暴的农夫们由于阶级的剥削，生活困苦，更是把农妇们视为生活的负担、累赘，经常把她们作为出气筒。
曾在少女时代，女性多少还有对爱情的朦胧向往，但很快就被现实撕得粉碎。《生死场》中金枝出嫁才几个月，成业就对她厌倦了，经常打骂她，甚至在金枝快要临产时，还在她身上泄欲，致使她早产并差点丧掉性命。“在这种性关系里，男人不分时候，不分场地，更不顾女性在性生活中的好恶，他们所需要的并非拥有独立人格的女性本身，而是负载他们所需要的‘性’的实质，实体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性’。” ②
萧红笔下的农夫，只是单纯追求性欲望的释放，并加诸于女性身上。这种性关系，只能称得上是动物般的“交配”，而非“性爱”。“交配”之后，等待女性的还有生育的痛苦。《生死场》第六章就“以刑罚的日子”命名，描写“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浸着血”，产妇“像条鱼似的光着身子在灰尘中爬行、号叫，结果产下一个死婴。”自然性别的劫难更加上男人的无理与冷酷，构成了女性生命的非人境地与悲剧性质。
（二）自缚女性的可怜
女性在“男子本位”的封建性别观念的束缚下，伤痕累累同时被“驯服”。这种“驯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自觉地接受并服从这种男权意识，并把男性对女性思想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要求内化为自身的立身行事之准则，指导自身的人生活动。另一方面，被男权文化教化后的年长女性如母亲、婆婆等，还利用手中的“家长”权力有意去“调教”和“塑造”着男性文化要求的女性，这就形成了男权社会中女性自缚和缚人的生存困境。
《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就是一个典型的“自缚”者――封建男权意识调教出的古典东方女性。她的性格、气质和行为规范、道德观念无一不深深留下了男权观念的烙印。翠姨的封建门户观念根深蒂固，她一直隐藏着对堂哥的爱,因为她自觉“命运不会好的。”一来她已被订婚，是一个人的未婚妻；二来她是出了嫁的再婚寡妇的女儿，她认为出生不好，其母没有“守贞节”，所以连带她自己也是有污点的。而堂哥是地主家才学出众的公子，又受过新的现代文明的教育。顺从“命运”安排的翠姨最后悒郁而亡。
这就深刻揭示出了女子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父权社会中所受的精神毒害。《礼记・郊特牲》中为女子所下的定义是：“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白虎通》声言：“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妇者服也，以礼屈服。”这种要求女子驯从的封建男权意识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尽管五四女性解放的呼声开始唤醒了一些知识女性，但大部分女性还自觉地遵守维护着传统的封建男权观念，并自觉地将之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这才是翠姨悲剧的根本原因。
（三）缚人女性的可恨
被男权文化教化后的女性们，一方面将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内化为自身的立身之本亦步亦趋地效仿执行，另一方面还以自己的教育方式或慈爱或残忍地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塑造着男性文化要求的女性。她们俨然以“教化者”自居，既作为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作为父权社会的同盟军和代言人，去“教化”那些被她们认为不守“规矩”的女性。
《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就因为走路走得风快，个头太大不像十二岁的女孩，两只眼骨碌骨碌转，一点也不知羞，头天来到婆家就吃了三大碗饭，就被邻居们认为不像“小媳妇”。为了“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 她的婆婆对她“一天打八顿，骂三场”。惨无人道的折磨，使小团圆媳妇很快就奄奄一息了。婆婆把自己省吃俭用，兢兢业业积下来的那点钱全部拿出来,请“跳大神”给小团圆媳妇治病,结果一个活泼生气的小女孩就这么给折磨死了。而远近村民全部兴致勃勃地来观看这一“盛举”。如果说婆婆对小团圆媳妇采用的是肉体折磨的“教育”法,那么呼兰城人对王大姑娘则采用的是精神折磨的“教育法”。
王大姑娘，一位美丽健康、活泼能干的女性，当她自己做主与冯歪嘴子相爱结合，就触犯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伦理，遭到村夫村妇们的一致反对，人们对她说长道短，甚至造谣中伤，先前的那些优点也全变成了缺点了。王大姑娘就在这可畏的“人言”中日益憔悴，最后难产而死。
萧红笔下的小团圆媳妇、她的婆婆、王大姑娘、翠姨、呼兰河村民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之于小团圆媳妇的暴行直接隐喻了女性对男权扼杀女性生存暴行的认同与继承。这些以“教化者”自居的母亲、婆婆们既是封建男权文化的受害者，同时又是男权文化的执行人。
萧红之绝响：文学对农村和农村女性的疏离
正如冰心女士在爱的氛围中长大，对她成人后“爱的哲学”起着重要作用一样，萧红从小就感受到“人生的残酷”。生母的早逝，后母的冷漠，父亲的严酷专横，周围人的麻木愚昧，尤其是祖父的去世，更使萧红“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不幸的是，这种痛苦的童年感悟并未因她的成长自立而得以解脱。萧红是一位向往自由、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女性，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屡屡碰壁，几次婚恋的失败，生育的艰苦，疾痛的折磨，周围人的误解，男性的欺骗、负心、冷漠等，还有那种男尊女卑的封建性别思想无形之网的笼罩，更使萧红加深了这一从小而来的人生感悟。
红颜薄命、身世坎坷的萧红最可贵之处在于，她在创作中并不像庐隐、苏青那样停留在咀嚼一己的悲欢，也不像冰心、凌叔华、丁玲等作家那样主要以知识女性和都市女性作为叙述主体，观照她们的生存状态，而是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把视角伸向广阔、落后、贫瘠的农村，以比她更不幸的广大农村劳动妇女作为观照对象，真实地描绘了这群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男权专制社会压迫下最底层劳动妇女怵目惊心的动物般的生存状态，替她们发出对不公平社会的控诉，也是喊出了自己的控诉和苦难。
如今，萧红笔下那种落后、愚昧的农村已成为历史，丁玲笔下涉猎过的土改农村今天已进行着另一番的改革。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严格来说，萧红之绝响是合乎历史逻辑，但反映农村、关注农村的发展和问题，刻画当代农村妇女形象，以及萧红对底层妇女持久、深切关怀的那种精神、意义不应该绝响。遗憾的是，在当代文学中，农村题材特别是农村妇女题材比较少，女性作家书写这一题材的优秀作品几乎付诸阙如。诸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优秀作品还是出自男作家之手。何以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的现象?
客观来看，当今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在于现代化。而现代化置于全球化、知识化、城市化的背景之下，整个社会处于巨大的转型之中，人的物质追求更加凸现，精神状态更加多元化，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相比现代化显得更加边缘，农村的现代化似乎就是城市化――虽然并非如此。因此，不少作家们包括女作家更把笔触对准了城市，书写现代观念和意识，放眼经济大潮，描摹女性的解放(包括现代女性的离经叛道和惊世骇俗)，其中不少作家以情与欲、爱与恨、离与合、缘与散、罪与罚、反叛与妥协等为主题，工笔城市浮世、才子佳人、饮食男女，甚至热衷于所谓后现代。相应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在文学领域也形成了城乡的巨大断裂。
当今社会，女性主义及其女性主义文学主要植根于城市，并没有深入到农村，虽然男女平等的观念已深入城乡的人心，但现代女性、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现代女性的思想观念、现代女性的生活环境似乎与农村的观念格格不入，女权主义、性的独立、开放以至颠覆等，都与农村隔膜得很。
从女性写作者来看，女作家呈知识化、城市化趋势，城市出身的女作家当然更易于、乐于写城市题材或为城市读者所喜爱的题材，而农村出身的女作家大多由于知识化之后“远嫁”城市，虽然也情之所发涉及农村题材，能够写出农村的些许“土”味，但往往因为融入城市而更加热衷于书写城市、服务城市。
此外，从文学的读者来看，文学的读者更加知识化。农村的文学读者往往对于知识化的写作存在着接受的障碍，存在着伽尔达摩所言的“视界融合”（即文本的视界与读者的视界融合）的问题。相比而言，城市读者对于文学特别是时尚的文学有着更大的阅读愿望和购买力，因此，一般而言，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间，文学家更愿意服务于城市读者这一读者群。
虽然文学理论上来说是没有国界、跨越城乡的，城市的读者也可以接受乡村题材的作品，乡村的读者也可以接受城市题材的作品，但直接反映乡村的发展、人物、问题的作品农民们更加需要，读起来是“平易近人”而更有亲和力。
农村占据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农村人口逾8亿。当今中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农村的城市化也得到了很大的推进，打工族形成了中国巨大的人口流动和迁徙，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农村的面貌以及农村人口包括妇女的精神面貌均焕然一新。但另一方面，农村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三农”问题、青壮年劳力流失、男女比例问题（包括新生儿性别比问题）、生育问题以及伴生的其他社会问题。此外，与城市相比，农村仍显得相对传统、落后、发展力不够、发展速度缓慢。农村蕴藉着巨大的创作素材，同时是一个本真状态的“召唤结构”，召唤着有责任感的作家、有担待感的文学、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作品。文学当然不是调查报告，但理应艺术地观照农村的生存状态、发展趋势，映射当代农村的人与事、物与景，表现当代农村、农民喜闻乐见的故事，深切地表达民声和民情。
今天，我们回首萧红，其绝响文韵显示出无可追袭的独创性，其20世纪上半叶农村的原生态表现也旧景不再，但是，中国文化忧国忧民的道脉，萧红对农村社会深切关怀的观照精神，对农村女性的深刻体察和同情，对封建性别文化的揭示和批判，均是今天文学界需要继承的遗产，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说萧红的精神不该绝响；同时，必须倾听当代农村社会和农村女性对属于自己的多元化作品的呼唤，对属于自己的大家之作的呼唤。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人文传播学院）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42卷，第96页。
②《中国女性文化》2004年第2期，中国文联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