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的陶渊明画像，较为著名者有北宋李公麟的《归去来兮辞图卷》，明代王仲玉的《陶渊明像》，马轼、李在、夏芷共同创作的《归去来兮图卷》，及清代陈洪绶的《陶渊明故事图》。这些图画中，陶渊明的形象多为身披宽氅，头戴葛巾，一副悠然的隐士之像。然而陶渊明的形象究竟如何，各种传记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述。魏晋时代尚品评人物，包括其外在容貌及内在气质，如《世说》言梁简文帝萧纲“轩轩如朝霞举”，但对于陶渊明的评定并不多见。后人对陶渊明形象的描述和传诵，多来自于《晋书隐逸传》、《宋书隐逸传》、《南史隐逸传》以及梁昭明太子的《陶渊明传》，其中萧统传中云：“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这些行为很符合魏晋名士的风范，便被后人不断玩赏。厚此薄彼，难免会有管中窥豹之憾。往往人们只注意到渊明的这一部分，其真实的形象便被遮蔽了起来。
鲁迅先生曾说：“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题未定草六》）知识的表面化便是执其一端，就以为是全部，这看似是懂得了不少，其实与无知并无二致，甚至还会带来对知识理解的误导。陶潜就是这样几千年被误导着，我们一直以为他很潇洒，其实他有很深的痛苦在里面，唯其痛苦，故其潇洒就显得更为不易。然而如若不知道他有这痛苦，只知道他有潇洒的，便很容易走向轻浮和浅薄。鲁迅先生对此深有感悟，于是言辞不免激烈：“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陶潜）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文选家和摘句家所缩小了，凌迟了。”（《题未定草七》）。
“静穆”本是朱光潜先生对陶渊明的评论，朱先生的原话很好，鲁迅先生的目的也并非与朱先生较劲，而是提出论文需要顾及全篇和全人，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这确是不刊之论。今试从全篇全人和时代的角度来探寻一个完整的陶渊明。
渊明内心有很深的痛苦，这种痛苦根源乃是其悲天悯人的情怀。陶潜所处的时代正逢乱世，杀伐不断，他多次辞官，直至最后辞去彭泽令彻底地归隐，“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只是一个借口，其实是他对整个时代的失望乃至绝望。不是时代将他抛弃，是他抛弃了整个时代，而凌于时代之上。陶潜大约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约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在其生60年岁月里，他经历了淝水之战、王恭之乱、孙恩卢循之乱、桓玄之乱，后刘裕当政，伐刘藩谢混、诛刘毅、平司马休之、克长安、灭姚秦、收复洛阳，最后篡晋称帝，杀晋安帝与恭帝。其间半个多世纪战乱频繁，连帝王都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普通百姓更如蝼蚁。权力争夺无甚道义可言，就连当时有魄力者如桓温、刘裕辈也终不能免，何况司马道子父子。儒家的道德体系近乎崩溃，在这样的乱世中，高洁纯粹之士若抱有强烈用世之心，大都会被阴谋家利用，如陆机、谢灵运皆莫不如是，最后命丧于权谋。
陶潜也许曾有过经时济世的志愿，他在《拟古第八》中说：“少时壮且历，抚剑独行游。”《杂诗第四》又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渊明并非一开始就走向澹泊。即便他不像传统的士人怀有用世的心志，但也会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有着某种期许，这从《桃花源记并诗》等诗文中可以看出来。故他曾做过桓玄的僚属，又做了刘裕的参军，皆因当时桓玄与刘裕似有澄清天下的志愿。虽然渊明常说自己是因为要养家糊口才被迫出仕，但其少量诗句中还是透露出除了迫于生计以外的出仕原因，《时运》中说“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齐业，闻咏以归。我爱其静，寤寐交挥。但恨殊世，邈不可追。……黄唐莫逮，慨独在余！”这几句能见出他希望的是一个宁静而和平的世界。陶渊明在做桓玄和刘裕的幕僚之前，曾做过江州祭酒，之后还做了建威参军和彭泽令，可见他出仕还是有不少的门路，但在那风起云涌的时刻选择在桓玄与刘裕麾下供事，恐怕与他二人当时是唯一能平定天下者不无关系。然而他们未能摆脱权力的欲望，桓玄篡位，最终兵败丧命；刘裕有雄才，结束东晋百年统治建立刘宋，但仍残忍扑杀已无威胁的幼帝司马德文。这都是陶渊明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出仕不久便告辞归。
渊明也曾感慨道“有志不获骋”（《杂诗第二》），其中对“志”的解释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出仕施展抱负的志愿，有的则说是隐居的志向。然而不论为何种志愿，都给渊明带来了“终晓不能静”的焦虑和痛苦。东晋内乱最为剧烈之时，正是陶渊明30岁前后的壮年时期，他能很清楚并很深刻地看到政治方面的诸多丑态以及良知的泯灭和人心的复杂。如王恭之乱时，名将刘牢之本为王恭部下，但被司马道子父子收买，临阵倒戈，致使王恭兵败而死。后司马元显征讨桓玄，刘牢之为前锋都督，然而又为桓玄所收买，使桓玄长驱入长安，篡位称帝。桓玄称帝后首要之事却正是剪除刘牢之为首的北府兵系统，最终刘牢之也落得个自缢身亡的下场。沐猴而冠自然为渊明所不齿，然而也会使他困惑：是什么让人心变得如此险恶、阴暗与复杂？他希望的是一种单纯的生活，但这种生活在当时简直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这是渊明的痛苦。所以将渊明的志愿仅认为是出仕或是隐居，无疑是小看了他的胸襟。他的志愿更加广大，他诗中描写的和平生活，是对那个时代的无声控诉，也是对一个宁静祥和的生活的深切期待。他虽无力在现实中改变混沌的时局，却在诗歌中缔造了一个完美的理想家园。
乱世中人的生命与尊严遭到极大的践踏，对于有悲天悯人情怀的陶潜来说，内心的悲痛无法言喻。他的内心是多种痛苦的交织，他在《自祭文》中写道：“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无眷！”“畴能无眷”一语道出他还是有所眷恋、有所不甘的！但这种痛苦发之于诗，却又是那般飘然澹泊。他尽量写隐居的山村的平静生活，写乐天知命的和平环境，其实是对生命的巨大感叹、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所致，亦是他对人的生存的深刻思考。渊明那些碧玉莹彻的诗歌为那个时代挽回了些许生命的尊严。
关于陶渊明退隐后的生活，各传中多有记载，如上文所引萧传中两则即是。看起来确实有些飘飘然的意味，然而实际的生活却很苦，各传都认为《五柳先生传》是实录，其中便说“环堵萧然，不蔽风日”，可见所住环境不佳。44岁那年还遭遇火灾，房屋全部焚毁，全家被迫住在渔船上，他特意写《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对此作了记录；后又有虫灾，他的庄稼损失不少，还不时有旱灾、水灾，所以渊明晚年的生活近乎悲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云：“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渊明的诗歌一向平静，到此也不免有激愤之语。他也承认自己不善农务，但依然在很认真地做一个农民，这很不容易。庄稼长年歉收，以致到乞食的地步，却犹能豁达对待、淡然处之，更显其胸襟的广阔。各种传记中说他退居后，重阳节常无酒，坐在菊花丛边等江州刺史王弘送酒，酒来即醉；又备一张无弦的琴，兴致来时随意敲打。这些行为不仅仅是潇洒，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处艰难之境，不怨天尤人，仍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并常怀有悲悯之心。而正是渊明的这种态度，影响了后来的白居易、苏轼、辛弃疾等人。
陶渊明的诗中也常写到隐居乡村里的生活，如写自己的躬耕情形，《归田园居》前两首云：“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写自己躬耕态度的，有《杂诗第八》：“代耕本非望，所业在旧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52岁又作《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云：“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从中见到的是一个纯粹的农人形象，早出晚归，身披草衣，肩上荷一锄头。即使生活艰苦，也觉得很满足。历代图画中的陶渊明形象一身清洁，我想应该在身上涂点泥土才更为真实；头上的葛巾也应换成一顶破旧的斗笠。另外这些画中的渊明大都比较丰腴，而从诗文中看，实际他的饮食并不很好，萧统《陶渊明传》说他去庐山，“渊明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两个孩童就能将他抬起来，想必是比较清瘦的。渊明将农务作为生存的根本，“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不依靠权贵、不求于有势，而靠努力躬耕去生活，“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自祭文》）一生虽有不甘，但问心无愧，也没什么遗憾了。
至此陶渊明的形象便渐渐明了。有关他平静澹泊、潇洒静穆的一面，前人已谈论甚多，而他激涌、深沉的一面却长期被平静的表面遮掩住了，这两者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陶渊明。宗白华先生在《诗（文学）和画的界限》一文中引用了温克尔曼《关于在绘画和雕刻艺术里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的一段话说，“就像海的深处永远停留在静寂里，不管它的表面多么狂涛汹涌，在希腊人的造像那里表情展示一个伟大而沉静的灵魂，尽管是处在一切激情里面”。其实在陶渊明那里，不也是在一切激情里面展示了一个伟大而沉静的灵魂么？宗白华先生谈到拉孔奥这幅雕塑时又云，“（拉奥孔）全部雕像给人的印象是在极大的悲剧的苦痛里保持着镇定、静穆。”陶渊明的伟大形象便正如古希腊的雕塑一般，在极大的苦痛里保持着镇定和静穆，也保持了一个人格的完整独立与高尚纯洁，并放射出一种从容淡定的无言大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