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寓言，是指寄托某种事理，具有劝谕、讽刺意义的简短故事。中国是世界寓言文学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寓言就被当时文人用作说理的载体，借此喻彼、借小喻大，形成了情趣盎然、深入浅出的散文风格。发展到唐代，寓言摆脱了从属于某一理论体系的附庸地位，成为一种完整独立的文学体式。宋代寓言的创作虽然受到唐代寓言的直接影响，但是也形成了鲜明的文学个性，有些作品的题材完全超出了唐代寓言的范围，显示出独特的时代风貌。其中南宋初年朱敦儒的《东方智士说》以人生为主题，集中体现了宋代文人关注自我、关注个体人生的文化取向，尤其值得重视。
这则寓言收录于宋末文人赵与时的笔记《宾退录》卷六，故事讲述一位“智士”借居于富家豪第，为期一年。但是在短短的一年中，智士并未享受“西园花竹之胜，后房歌舞之妙”，而是倾尽心力，营建东圊(厕所)，以至于“躬执茆帚，与役夫杂作。手足疮茧，头蓬面垢”。转眼一年已到，美圊未成而主人已归。智士恍然自失，抑郁而终，
作者对这则寓言寓意的解释非常简单含蓄：“子奚笑哉?世之治圊者多矣，子奚笑哉?”这给接受者留下了很大的发挥余地，赵与时从中得到的教益是：“世之人不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圣贤之乐地，而区区驰逐末务以终其身者，皆东方智士之流也。余亦惧夫流而于此也，读之悚然，为之汗下。”赵与时是杨简的门人，作为南宋心学的嫡派传人，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所谓“穷理尽性”。所谓“穷理尽性”，出自《周易・说卦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宋儒申发各自哲学理论的出发点，各家解释不尽相同，但都强调对世界本质和人的自我本性的纯理性把握。这种把握需要抑制耳目的干扰，因为“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张载《正蒙・大心篇》)。因此在理学家的眼中，所有感性的、审美的行为追求都是“末务”，包括诗文创作、游山玩水、饮酒品茶等等一切人生快意之事。然而对于并非理学家的朱敦儒来说，其本意却未必如此。只要想象一下“西园花竹之胜，后房歌舞之妙”，就能感受到作者对人生本质的把握并非理学家式无欲无求的哲学把握。那么在这则寓言中，作者到底寄予了什么样的人生寓意呢?这要从朱敦儒的生平说起。
朱敦儒，字希真，号岩壑。北宋灭亡之前，他就是洛阳城著名的隐逸诗人，无心功名，过着登山临水、嘲风弄月的生活。宋钦宗曾经征召他，他却辞以“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他曾有一首《鹧鸪天》可以视作这段生活的夫子自道：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可见从那时起，他就有视富贵如浮云、视王侯如粪土的狂傲之气。北宋灭亡之后，朱敦儒的生活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变化。一开始他仍然隐居山中，不愿做官。由于国难当头，在朝廷的一再征召和朋友的劝说下，他曾一度出山。然而官场险恶，朱敦儒最终因支持李光而被弹劾，在飘零了一阵子以后又重新隐居。秦桧当国，迫于权奸的淫威，他再度出山。秦桧死后，他受到牵连，再次落职，但这一次为官，彻底丢失了他保持了大半生的靖誉，留下了晚节不保的悔恨(朱敦儒生平材料参见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起起落落之中，破灭的是理想――包括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备受打击的是人格和自尊，搅乱的是原本超脱平静的生活，他越发领会到外在功业只是春梦一场，最终带给他的只有痛苦和悔恨：
新来省悟一生痴，寻觅上天梯。抛失眼前活计，踏翻暗里危机。莫言就错，真须悔过，休更迟疑。要识天苏陀味，原来只是黄薹。(《朝中措》)
了解了这一生平，我们再来看《东方智士说》，就能发现这是一则关于人生意义的寓言，其中充满了苍凉虚无的人生之叹。东方智士的悲剧性正在于他所苦心穷力营建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厕所而已，而且并非为自己所有，到头来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作者通过巧妙设喻，以肮脏而微不足道的厕所来象征功业，以寄居豪宅来象征人生，从而彻底解构了传统的人生价值观。世人孜孜以求的外在功业，实际并非人生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它对个体而言毫无价值。对外在功业和名利的追求最终使人们错过了人生真正值得珍惜和享用的东西。更何况人生本来就是寄居，如同白驹过隙，匆匆流逝，因此试图在虚无人生中建立对自己毫无意义的“事功”，以此来体认自我的存在意义，这正是佛家所谓“阳焰求鱼”、“梦中说梦”，
然而，这则寓言的意义远不止此。从客观上说，它也集中体现了整个两宋文人对人生本质和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宋代是一个积弱积贫的时代。面对内忧外患，不少宋代文人都曾有过通变救弊、投身国是的热情。但这又是一个皇权统治高度完备的时代，这种热情是不被鼓励的，不仅如此，实际上任何以自我肯定为基石的人格目标都是没有发展空间的，南宋张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秦汉以来，士贱君肆，正以在下者急于爵禄，而上之人持以为真足以骄天下之士故也。”(张拭《张子房平生出处》，《南轩集》卷十六)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君权专制体制之间的强烈冲突使传统人生价值观遭受到严峻的挑战。可以说，宋人对人生本质的不倦探求，是建立在对传统人生价值体认的质疑和部分否定之上的。
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人生价值体系中，个体的生命价值必须附丽于社会，也就是说，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对社会有所裨益时，其人生才是有价值的；只有建立了某种社会性的“事功”(包括德、功、言三个方面)，个人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然而当荣华富贵如同春梦一场烟消云散的时候，当少年壮志在世事磨砺中只剩下苍白两鬓、飘零一生的时候，宋人开始将眼光从外界转向内心，在自我省视中寻--求生存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我是谁”、“人活着到底为什么”、“我所做的一切有意义吗”，这些看似简单却困扰了古今中外一切哲学家的问题也让宋人陷入了沉思，他们朦胧地感受到“我”之所以为“我”，除了社会的属性之外，还有一个非社会的“自我”的存在。社会的“我”直接影响甚至决定非社会的“我”，但越是这样，非社会的“自我”的离心力就越大，人就越发渴望一个自主自由和自悦的个人世界。正因如此，才会有苏轼“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的悲哀无奈和王安石“乞得胶胶扰扰身，五湖烟水替风尘。只将凫雁同为侣，不与龟鱼作主人”(《初到金陵二首》之二)的轻松喜悦。宋人人生发展的需要和自我理性思维的高度成熟都促使他们超越纷纭复杂、变幻无常的人生表象，从更深层次去把握世界，也把握人生本质。
如果说人生如梦的虚幻感是宋代文人挥之不去的梦魇，那么否定事功、关注自我就是他们摆脱外在得失荣辱，追求自由自主自悦人生境界的解脱之路。只要看下面两则轶事：
雷宣徽有终，颇涉道书。因读史费书，流涕曰：“功名者，贪夫之钓饵。横戈开边，枝剑讨叛，死生食息之不顾。及其死也，一棺戢身，万事都已。悲夫!”
(苏东坡)后过金山，坡题自己照容偈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儋州惠州。”(《宋稗类钞》)
“横戈开边，枝剑讨叛”本是封建时代男性崇尚的最高事业，只要读一读李贺《南园》诗中“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霄阁，偌个书生万户侯”的慷慨诗句，就能想见唐代文人对军旅生活的向往和建立军功以名垂青史的渴望。而宋代文人却将之一并视为贪婪者的钓饵。宋代另有一位文人林防在其寓言《赴火虫》中曾用扑火的飞虫来比喻那些追逐声色利欲而蹈死不疑的世人，很明显，这“声色利欲”之中同样也包括了功名。苏东坡远贬惠州时，佛印曾在给他的信中这样劝他：“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想要从这胶胶扰扰的红尘中得到解脱，唯一的途径就是“把一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泥土”(钱世昭《钱氏私志》)。然而实际上，苏轼的入仕并不为富贵功名，而是“一心为国”。早年力倡革新，是为通变救弊；为官一方，是为了造福百姓；反对新政，也是为了国家社稷，然而在佛印的眼中，这一切都是“富贵功名”，均非“自家本来面目”。这虽是一个佛教徒的看法，但对苏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才会把他一生的功业归之于政治上毫无建树的贬谪时期，因为只有在困顿中，只有在远离了充满是非得失的政坛，只有在摆脱了功名荣辱的搅扰之后，他才领悟了人生的真谛，至少宋人是这样认为的。
不能否认，《东方智士说》蕴涵的人生哲学是悲观消极的，它对外在功业的否定消解了人生的现实意义。试想，没有了外在事功，个体人生价值何从体现?没有了现实人生，自我又皈依何处?对此宋人实际上也充满困惑，并且陷入了由此带来的无限悲哀之中。然而这则寓言深刻而广漠的人生悲哀在整个封建时代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它的强烈的否定性植根于对当时社会合理性的质疑，因此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李泽厚《美的历程》)。从这一点而言，其深刻性不言而喻。此外，《东方智士说》也教人珍惜生命，看淡功名利禄，学会享受人生，因此即使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