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处偏远的甘肃，女知识青年邓春兰在“五四”精神的启迪和鼓舞下，毅然投书北京大学校长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要求女子应和男子享有平等的上大学的权利，在全国第一个起来为大学解除女禁奔走呼号，艰苦奋斗，为我国妇女解放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页。
自小立志1898年7月3日，邓春兰在家乡青海循化县起台堡诞生。她自小喜欢读书求知，学习非常用功。
邓春兰的父亲邓宗（字绍元），辛亥革命时在兰州组织过反清斗争。他早年就读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毕业后回到兰州，在省教育厅任科长职务。邓春兰七岁起就和堂姐邓春芩、邓春藻等几个女孩子在家乡循化县起台堡一所小学上学，这应该就是邓春兰要平等、争自由斗争的开始。
1911年初，邓春兰和堂姐邓春芩、邓春藻离开故乡来到了兰州。先在兰州淑贞女子高等小学上学，后来转至父亲和李德裕创办的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成为这个学校的第一批女生。
在兰州邓春兰接触了不少新鲜的事物和进步读物。 1916年，一个启发她觉悟、对她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闯进了她的生活，他叫蔡晓舟。蔡晓舟1914年从北京来兰州后，经水梓（邓宗的同学）介绍认识了邓春兰。蔡晓舟对这个好学上进、大胆豪爽的甘肃姑娘很欣赏，他们经常漫步在黄河之滨、金城关下，热烈地谈论着发展教育、白话文运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问题以及救国救民，振兴中华，改造社会的方法、道路。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征得邓家的同意，这一对志同道合青年于1916年农历三月十五日结合了。
不久，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的消息传来，蔡晓舟十分兴奋，当即离别新婚的妻子取道北京，东渡日本，在东京谒见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并被组织派往故乡――安徽组织革命斗争。丈夫走了，但邓春兰一直把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斗争铭记在心。
上书求学 当时，邓春兰和堂姐邓春岑虽然从甘肃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甲种教员讲习所毕业了，却为不能继续升学而苦闷和不满。这时《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1919年3月15日《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演讲全文，文中蔡元培先生再次呼吁男女教育平等。邓春兰看到后，十分动心。北京发起“五四”运动的狂飙又给了她很大的勇气和力量，她于5月19日给蔡元培先生写信，倾诉自己多年的愿望，强烈要求大学解除女禁，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同班，使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高等教育的权利，在全国发出了“女子要求入大学的第一声”。在这封《春兰上蔡校长书》中，她慷慨陈词：
“孑民先生钧鉴；敬启者，春兰早岁读书，即慕男女平等主义，盖职业、政权，一切平等，不惟提高吾女界人格合乎人道主义，且国家社会多一半得力分子，岂非自强之道？”
“我国数千年皆沿防隔同外之陋习，欲一旦冲决藩篱，实行男女接席共事，阴力必多，且女子无能力，何堪任事？是故万事平等，俱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
“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增女生席，不于此时更待何时？”
她坚决要求首先入学，“以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还表示不日将赴京，“联络同志，正式呈请”。谁知信刚发走，北京就传来消息说：蔡元培先生为反对军阀政府对外屈辱卖国，对内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无耻行径，已于5月9日愤然辞职。因而邓春兰的呼吁未能奏效。邓春兰没有灰心，又拟了一份《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暨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和致蔡元培先生的信一齐寄到北京，请蔡晓舟转交北京新闻界，再一次呼吁全国妇女同胞为大学解除女禁，教育平等而奋起抗争。“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及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大鉴：启者，欧战告终，西半球之女子，因助战功勋，获得参政权利，出席国会，为议员者已有多人，将见其女总统出现矣。反观我国教育尚未平等，遑论职业，更遑论参政。相形之下惭愤何如？妹不敏，已代我诸姊要求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先生，于大学添我女生席，不意妹函至京，适逢变故……天下安有不耕耘之收获哉！顷拟组织大学解除女禁请愿团于北京，……以牺牲万有之精神，至百折不回之运动，务达我目的而后已……”
她这种正义的主张和要求，一经上海的《晨报》和北京的《民国日报》发表，立即引起舆论界和名人学者的支持和响应。如李大钊发表题为《战后之妇人运动》的文章，胡适的文章《大学开女禁问题》一时形成了妇女解放、大开女禁的社会声势。
万里赴京邓春兰接连发出两封信后，天天翘望着北京传来喜讯。但是当时的甘肃交通闭塞，境内尚无一寸铁路一寸公路，给北京寄一封信差不多要走一个月。这年六月，就在邓春兰焦急等待的时候，北京女师来甘肃招考官费赴京学生。邓春兰喜出望外，不惜撇下才两岁多的爱子毅然报了名。由于邓宗等人士的极力主张，甘肃破天荒地录取了邓春兰、邓春芩等六名成绩优异的女学生。
7月26日清晨6时，她们登上几个羊皮筏子联成的排子，解缆启程，踏上了万里赴京争学权的征途。行至中卫，才易筏为舟，顺黄河疾驶而下，至包头改坐牛车，兼日走路。到丰镇又换乘火车沿京绥线东行，于当日抵达北京。历时三十二天，行程近万里路。
对于这次争学权的万里行，邓春兰在她的《晋京旅行记》的后记中写道：
“此次离亲别乡，长驱异域，所经困难，更甚男子，精神体力，反日健旺，此生理方面，未必逊于男子之表征也。且今后世界日新月异，吾辈女子复岂以常处闺闼，以自放弃其责任耶？故此后当振我精神，致力于学术，以为服务社会之备，岂不快哉？”
在赴京途中，邓春兰除了寄回十几封家书外，还坚持写日记，详尽细致地记录了旅途生活，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沿途经过的奇峰险川，名胜古迹，及所见所闻的风物人情，掌故传说等等。邓春兰抵京后曾把这些日记整理成《晋京旅行记》，发表于1919年12月26日于北京出版的《春晓学社季报》第一卷第一期。后又修改成日记体的散文，以《从甘肃到北京途中》为名，1920年在北京的《新生活》周刊的“游记”专栏里连载。
斗争胜利1919年8月27，邓春兰到达北京的这一天，正是“天安门斗争”的最高潮。大批军警、保安队，把三四千名请愿的爱国学生强行驱赶到天安门里面围困，并逮捕了请愿总指挥马骏。邓春兰一下车听到蔡晓舟告知的这一消息，便和他一起直奔天安门。在那里她和爱国学生一起高呼“打倒卖国军阀！”“爱国无罪！”“释放学生代表！”等口号，投入火热的斗争，她又听到了5月4日以来女青年们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感人事迹，使邓春兰对开放大学女禁的要求更加坚定不移了。
邓春兰还在赴京途中时，经过蔡晓舟的不懈努力，北京《晨报》已经率先发表了邓春兰的两篇文章。随后，北京、上海的《民国日报》等各大报刊也相继转载，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少年世界》、《少年中国》等刊物还为此出了“妇女号”专刊，开展男女教育平等，妇女解放及婚姻家庭的讨论；《新青年》也就妇女解放问题发表了征稿启事。邓春兰一面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积极参加讨论，赢得了很高的评价和称赞。这年冬天，复回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先生深为邓春兰坚忍不拔的精神所感动，明确地表示：“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在接见上海《中华新报》旅京记者时，他又慨然应允：“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
在邓春兰的带动下，山西省教育联合会也通过了男女共学提案；湖南三十几位旅居天津的女青年联名呼吁北京大学解除女禁；协和女子大学生奚浈也联络一些上海、南京的女青年要求进入北京大学男女同校同班学习；即将法国勤工俭学的向警豫还在百忙中，代表蔡和森和她写了一封长信给湖南女青年陶毅，建议她“从速加入要求北大公开招收女生的运动”。
在社会舆论的推动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蔡元培先生经过与当时的北京大学代理教务长陶孟和等人反复磋商和考核，北京大学于1920年2月先后招收了王兰、邓春兰、奚浈、孟晓园、韩恂华、赵懋芸、赵懋华、杨寿壁、程若勤等九名女学生入学（邓春兰分在哲学系），成为我国历史上男女合校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北京大学一带头，全国各高等院校也纷纷效法，陆续解除女禁，就这样，这沿袭多年的“男女有别”的封建戒律――“大学女禁”，终于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在甘肃青年首起奋争下被打破了。《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及《少年世界》、《少年中国》等报刊，都以显著的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并纷纷刊登这些女大学生的照片，发表她们的文章、讲话，热烈称颂这教育改革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重大胜利，赞扬这些勇开一代新风的女英雄。已返回安徽从事建党工作的蔡晓舟也在他主办的《新安徽》上发表文章，遥表祝贺。当时，美国哲学家杜威夫妇正在北京讲学，闻讯以后，特意宴请了这些女大学生，并合影留念。
奋斗不息 1920年秋，邓春兰的第二个孩子诞生了。她又要上课，又要在平民学校教学，还要参加《新陇》（“五四”运动期间在京甘肃大学生创办）杂志社的活动。而蔡晓舟正频繁地往来于京、沪、宁、皖之间，忙于筹划建团及创办安徽大学的工作，无暇照顾春兰母女，邓春兰当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但邓春兰毫无怨言，在紧张的学习工作之余，她奋力挑起（下转74页）（上接76页）扶养孩子、操持家务的重担。蔡晓舟十分感动，曾在《新安徽》上著文称颂邓春兰的美德。
1922年初，终因再次怀孕临产，她休了学，随同特地来京接她的蔡晓舟一起去安徽。他们路过南京时，陶行知先生特意宴请了这对“五四”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革命夫妻。到了合肥，蔡晓舟把邓春兰母女安顿下，便赶往安庆工作。邓春兰自分娩后就抱病不起，女儿心铭三天两头害病，为了不影响蔡晓舟的工作，秋天，邓春兰别了丈夫，回到阔别多年的兰州，在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从事教育工作。
1926年秋，中共党员宣侠父、钱晴泉等人来到兰州开展革命工作，并创立了我党领导的甘肃最早的进步青年组织――青年社。邓春兰任教的兰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就是青年社的主要活动场所。邓春兰自然也成了积极分子。
1926年11月，蔡晓舟等人领导的合肥吴山庙起义失败，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来到兰州，后来，蔡晓舟又去了北京，以开书店做掩护，从事革命工作。此间，蔡晓舟曾多次来信要接邓春兰母子，邓春兰因考虑儿女们尚小，去了会影响蔡晓舟的工作，再说家中年老体衰的父母也需要人照料，没有前往。邓春兰哪料到，这竟是他们夫妻最后的通信。1933年6月30日，蔡晓舟积劳成疾，患胃癌逝世于北京。
邓春兰是著名的共产主义者的妻子，又接触过宣侠父、钱晴泉等共产党人，积极参加青年社的活动，因此，被反动的学校当局视为思想赤化，屡受压制、打击，1938年被无理辞退。但她誓死不向反动势力低头，宁肯闲居家中，靠父亲、弟弟的周济，过清贫的生活。
解放后，邓春兰一直在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幸福地欢度晚年，于1957年8月受聘为甘肃文史馆馆员。她是当时唯一的女馆员，并作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她常说：“我年纪大了，思想并不老，仍要老当益壮，为国家建设尽自己的力量。”邓春兰十分怀念杨亮功等留居台湾的“五四”旧友，去信问候她们，并盛情邀请他们回乡叙旧，共同为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竟尽全力。1979年，台湾前“考试院院长”杨亮功先生，在台湾《联合报》上载文说：“邓春兰女士，甘肃循化人，于民国九年初进入北大哲学系旁听，为北京大学成立以来第一位女生（应是第一批――作者）遂名闻全国。”
近年来，邓春兰患膀胱癌，政府遍请名医为其诊治，未能治愈，于1982年6月9日逝世，享年八十五岁。甘肃省政协为邓春兰举行了追悼会，高度评价了她的一生。
编 辑 段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