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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培训内容记录_港澳特供食品的安全监管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1-06 04:21:33 点击:

      “去年底,内地供香港食品合格率为99.97%,澳门达到了100%。”“我们至今保持11年未发现瘦肉精的纪录。”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下称珠海检验检疫局)有官员曾表态称。这句硬气十足的话来自一套独善其身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与国内食品安全由数个部门分段管理不同,它是相对独立由一个监管部门独力监督全食物链安全。不仅活猪,其它牲畜、禽类、蔬菜等食品,也保持着自建立至今无安全事故的完美纪录。
      这就是内地供港澳食品的监管体系,一头猪从出生到出口,由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全程监管。这是国内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奇迹,其背后不仅有市场的推动,还有政治的考量。不过,这一体系若要复制到内地,却是一个难题。
      
      全程监管
      
      珠海金鼎猪场场长林杰钊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防止他的猪生病。金鼎猪场每年出栏量约12000头,是珠海有供应港澳活猪资质的5个猪场之一,每年约有4000头输往澳门。
      在金鼎猪场里,猪如同刚出生的婴儿一样被百般呵护。在猪场约3米高的围墙里,猪舍被分成许多功能区。种猪安置在上风口,降低防疫风险。母猪配种时,有专门的配种间,临产前一周,母猪会进入产房生产。仔猪产下二十多天之后,转移到保育间,再稍大一些就养在育肥间,最后等待输往澳门。“国内规模化的猪场差不多都这样,但农户散养的就不可能了。”林杰钊说。据了解,国内至少有一半的猪肉来自散养。
      更严格的是对人的要求。工人进入猪舍必须沐浴更衣,趟过齐膝盖高的消毒池。进入不同功能区,必须再次消毒。如果工人休假外出后回到猪场,须静养3天,降低携带传染病的风险。检验检疫人员下场巡查时,不能“串场”。“就是不能上午去这家猪场,下午去另一家,避免交叉感染。”林杰钊办公室墙上挂着已经泛黄的“禁用药物名录”,这是猪场的生命线。一旦跨越,将面临撤销供港澳资格的严重后果。无论是林杰钊还是其他猪场场长,都认为供港澳猪场的监管要严格得多,甚至工人的健康证,比普通的也多出结核病、布氏杆菌的检查。
      在生产中,要求自繁自养、全进全出,即猪场不能购买仔猪,必须自己繁育;每批肉猪必须整体出栏,空栏彻底清洁消毒后才能进下一批猪,避免交叉感染。对于检验检疫注册,养殖场实行“一场一证”的准入制度。猪场日常生产活动都需记录在册,供监管部门查阅。每个月进行两次瘦肉精检测,每个季度进行一次常规监测,监测项目多达42项。
      这样养殖出来的肉猪并不是每一头都有资格供应港澳,还要看猪的品质。“外形要好看,后臀比较丰满,身体比较结实的。另外,瘦肉率要高,体重也有要求,不能超105公斤,不能低于95公斤。”那洲猪场场长冷和平说。他的猪场年出栏量约16000头,有一半供港澳。“剩下的再拉到自己内销的屠宰场,内地不看猪的外形。”林杰钊说。
      肉猪出口必须报检,运输过程必须符合动物防疫的要求。在运输过程中,不同猪场的不能混装,肉猪和其他动物不能混装,而根据港澳对动物福利的规定,每辆车只能装35头猪。在出境前,检验检疫部门再次进行临床检验,必要时还要采样送实验室检测。
      
      监管体系的由来
      
      这个迥异于内地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直接缘起于1998年在香港、广东爆发的猪肺汤事件。
      1998年5月,香港17名居民因食用内地供应的“猪肺汤”而中毒,同时广东也出现了7例因喝猪肺汤而中毒的患者。这是国内首次瘦肉精中毒事件,引起了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重视,组织了全国各地经验丰富的专家进行调研。“我们不是参考哪一个国家,实际上我们一直在积累经验,专家们分析整个过程,从源头管起是一致的看法。”珠海检验检疫局办公室主任黄新民回忆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人、财、物资源投入很大,一定要管好。”香港、澳门的牲畜、禽类、蔬菜等鲜活产品大部分来自内地,保障港澳食品稳定供应一直是我国的政治任务。1959年,港澳出现鲜活商品短缺,向中央求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之下,全国各地收集商品支援港澳,出现了保障港澳“生命线”的“三趟快车”。
      直至今日,供港澳活猪、活鸡、活牛等大宗农产品依然采取配额制,无论市场起伏,都首先保证港澳食品的稳定供应。1998年,形如救火般的活猪暂行管理规定出台,监管主体明确、单一的监管体制开始明朗化。
      
      能否复制?
      
      黄新民总结这套监管体系的成功之处,在于三点:“监管主体非常明确,是我们一管到底。另外,这是政治任务,国家投入非常大。还有,供港澳活猪价格比较高,企业有利润,也愿意加大成本投入。”珠海检验检疫局动植物监管处科长张标估计,按照活猪每季度42项监测,其中仅瘦肉精一项要每年两百多份样品估算,需要投入几百万元资金。这些是由国家拨款、免费提供给养殖场的。这仅是活猪一项,而且针对的是年出栏量达到1万头的规模化养猪场的。“在全国养猪有很多散户,必须要进行规模化养殖,这样行政成本才能降下来。”张标说。
      高企的行政成本还显现在监管环节上。在疫情高发期时,监管人员需要“监装”,而目前存在的困难就是“人员和经费不足”。
      林杰钊算了一笔账:“猪场的成本主要在饲料、兽药、工人工资、水电和日常开销上。该用的东西都要用好的。比如买饲料,好饲料养出来的猪正品率会比较高。”“疫苗一定要打。别的一些散户可能抱着侥幸心理,有时候可以不打。许多药不能用,要治病就必须用比较贵的药。算下来每头肉猪要30块钱。”以这样的养殖成本内销肉猪,盈亏只能靠市场价格。据林杰钊介绍,内地猪肉价格波动比较大,时亏时盈。而供港澳猪价相对稳定,并且有配额保障,利润也相对可观和稳定。
      冷和平本身也是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博士,他认为供港澳活猪养殖方式可以推广,但随之而来的是猪肉零售价也会上涨,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黄新民是广东省政协委员,每年“两会”,他的提案都与食品安全有关。他记得也曾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要由一个部门全程负责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但是,这是做不到的。供港澳食品数量有限,国家高度重视,投入很大,监管手段严密,但内地还没达到集约化养殖的程度,所以按照我们这个方式来做,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不行,成本承受不起。”
      (王海燕荐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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