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一次名为“中国梦践行者”的典礼上，主持人问我，“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三个符号里，我选择哪一个。我没有选择“企业家”，也没有选择“登山家”，而是选择了“不行贿”。为什么?
作为企业家和登山家，我都还在路上；而“不行贿”作为一种行为底线，我踏踏实实做到了。在一个企业家奉红顶商人胡雪岩为偶像的时代，我因此成为另类。但我于心无愧，甚至可以自满。
但是，“不行贿”本来不过是一件我可以做到的、最起码的事情，而今却成为我的标志符号，这也多多少少让我觉得荒诞。
8年前，我去云南参加一个企业家论坛，发言时讲到万科的不行贿。后来发言的一位企业家嘉宾说，“王石先生不行贿，我很佩服，但那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比如说我自己就行贿。”他说完这句话，台下300多位听众报以热烈掌声。我说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说他行贿，下面倒是掌声雷动，这让坐在台上的我很尴尬，也给了我很大刺激，行贿的反而成英雄了?
几年前，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我给学生讲企业伦理道德，当我讲到万科不行贿的时候，老师请我停下，问在场的200多学生，相信王石不行贿的请举手。结果举手的不超过1／3，恐怕其中一些人还是出于给面子才举的手。几年后，我再一次到光华管理学院，依然是当年那位老师，把上次讲课的录像播放一遍，然后问台下学员，相信王石不行贿的举手，这一次举手的超过一半，但也不是大部分。
我不禁疑问：为什么人们会认可行贿，觉得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而去怀疑不行贿?
按照上面提及那位企业家的说法，因为行贿很实用，而不行贿太理想化了，最终会“一事无成”。我偶然读到钱穆先生的一个说法：中华民族属于早慧型民族，我们很早就脱离了原始社会，过渡到理性社会。但是过早的理性过渡，民智的过早开化，碰上当初落后的农耕技术、贫瘠的生存环境，匮乏的生活物资，会导致社会实用主义哲学大行其道。
如何衡量行贿的“实用”或“不实用”?
一些商人、企业家通过贿赂官员，获得特权或机会，确实能在短时间内赚取大量财富。问题是，一旦官员仕途中落，或者贪污被查，往往扯出萝卜带出泥，公司一蹶不振，甚至同样面临牢狱之灾。即使公司能幸免于难，通过这种模式，竞争力只会越来越萎缩，很难发展壮大。
行贿受贿是形影不离的一对。万科的风险管理部门做过分析，如果企业员工向客户索要一块钱回扣，就会给公司带来10块钱的损失。可以想见，受贿给各类组织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一旦要以人的幸福为代价，这种“实用”可就无论如何算不过来了!
为何行贿受贿在我们的社会会泛滥到如此程度，以致于人们竟然对不行贿报以深深的怀疑?哲学家卡尔・洛维特有一段话：由于人们不断被迫妥协，这种软弱扩大为一种普遍的人格特质：一种由于对善的荒废而来的罪行。
我理解为：人人心中都有善的一面和恶的一面。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内心只有光明、美好、向善而无一丝阴暗和恶意的人，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纵容恶、荒废善的理由。如果假定他人都是恶意，自己就会展现出恶的一面，人与人之间无法合作，社会就走向荒诞和堕落，最终秩序混乱，制度废弛。假定他人表达善意，自己也就会尽力展现善的一面，由此建立的社会共同体，才会是一个和谐有致的格局。
我心中也有恶的一面，但我一直谨记“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持有理想主义，假定他人善意，也积极向社会和他人表现善意。假定善意，不荒废我们的善――或许这就是万科“不行贿”的起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