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分流机制往往决定受教育机会与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社会阶层与教育分流机制两者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结构功能主义认为，教育分流机制体现了学校教育的“选择”功能，具有实现社会分层、促进社会流动、激励社会进步等正向功能。而冲突论则认为，教育分流机制为社会不平等提供合法外衣，文化资本影响着教育分流机制的发挥，社会分层反作用于教育分流，影响教育分流的结果，加剧了教育与社会的不公平。因此，我们应正确认识教育分流机制的正向功能，提升其积极影响；通过构建“才学社会”、加强弱势补偿、克服教育分流机制的局限性等途径，“让穷孩子也有春天”。
[关键词]教育分流 结构功能主义 冲突论 才学社会 弱势补偿
[作者简介]王晓芳（1988- ），男，福建泉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法律。（北京 100875）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2-0013-03
近年来，处于社会弱势阶层的寒门子弟是否有机会接受优质教育，成为社会舆论和学界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此问题的实质是，在教育分流过程中，寒门子弟能否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教育分流机制往往决定着学生的受教育机会及其享有的教育资源，社会阶层与教育分流机制两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教育分流是指学校依据学业考试成绩和学术性向测验，将学生分层别类，进入不同的学校和课程轨道，按照不同要求和标准，采用不同方法，教授不同的内容，使学生成为不同规格和类型的人才。①在我国教育实践中，教育分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初中后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分流；建立在学校分层与择校基础上，基础教育阶段的“好学校”与“差学校”的分流；建立在高考选拔基础上的高等学校类型、层次与专业的分流；学校内部的重点班、重点组与重点培养对象等。教育分流机制是分配教育资源的一种重要途径。每一次选择或被迫选择都意味着一次教育分流的完成，都是一场残酷的厮杀，而选择与分流的目的在于争夺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
教育作为嵌套于复杂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其分流教育体系不仅是教育领域本身的事情，牵涉甚广，特别是与学生所处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经济、文化、社会、权力资本均有关系。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②可见，教育分流机制究竟是社会发展的“伟大的平衡器”，能防止社会阶层的固化，还是复制社会阶层，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穷孩子是否也有春天？”
一、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教育分流机制的正向功能
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在《作为一种社会系统的班级：它在美国社会中的某些功能》一文中通过探讨班级的结构与功能，提出学校教育具有两种功能：社会化与选择。学校教育通过社会化和选择的机制来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③其中，“选择”是一个分化或分类过程，是将个体分成不同社会等级、不同社会群体的一种手段。教育分流机制集中体现了学校教育的“选择”功能。
“学校是一个社会编组场”④，它帮助有个别差异的儿童青少年进入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接受不同的教育，为今后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学校教育的“社会编组”功能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分工及人的发展的个性差异所决定的。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教育分流机制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正向功能：实现社会分层、促进社会流动、激励社会进步。
（一）教育分流机制是现代社会实现社会分层的重要途径
教育分流是实现社会分层的重要途径。美国社会学家巴兰坦认为，“教育系统充满了分层过程，这种过程既反映了社会的学校分层，又说明学校是强化和持续社会分层的一种机制。”⑤可见，学校教育对于社会分层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教育分流，使得不同人接受不同的教育，进而获得不同的职位，最终的权力、声望与经济地位等将会发生高低之别，这就形成了社会分层。
在以往的社会，往往通过血缘、种族、性别等来对社会成员进行分层，排斥他人进入某一个阶层，实现统治。进入现代“才学社会”，学校教育逐渐成为社会分层的机制。⑥个人接受何种程度与何种类型的教育，往往决定其职业类型、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教育技术功能理论也认为，“教育为学生提供工作所需要的技能，而技能是影响职业成功的主要因素，因为技能影响着人们职业生涯中的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这样教育成就的等级结构，或者说教育分流在技术、技能上的意义说明了职业等级结构。”⑦基于教育分流而建立起来的教育等级金字塔结构，与社会分层的金字塔结构是重合的。受过不同程度教育的人在进入社会后会依据其受教育的程度“对号入座”，进入相应的社会阶层。教育技术功能理论的观点得到了国内外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国内学者张轶通过历史数据分析了我国教育分流对人们所从事的行业、职业及是否在业、是否失业的影响，“人们是否在业，与教育分流及其相关的教育程度的关系是，教育程度越低，不在业比例越高；反之，教育程度越高，不在业比例越低。在全部不在业人口中，文盲人口所占比重最大。”⑧
（二）教育分流机制能有效促进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
社会阶层是分层的结果，而社会流动则是分层的动态过程。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现代教育分流机制有利于实现社会流动，防止社会阶层固化。
首先，教育分流机制可以帮助个体获得某种自致角色。⑨现代社会对各种角色在知识、才能、情感、态度、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范要求。分流教育可以帮助个体获得角色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理解与角色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培养与角色相适应的情感与态度等，从而使个体的条件逐渐符合某种角色的规范要求，有望获得与个人意愿及条件相符的社会角色。其次，通过分流可以相对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实现合理的地位分化。除身份、权力、财富、声望等外，教育也是一种可以促进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资源。由于现代教育分流具有相对客观的分化标准与公平竞争的分化机制，因此，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三）教育分流机制通过实现社会分层，能有效激励社会进步
功能主义者认为，社会分层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因素。“将社会分成具有高低的阶层，是有利于人才的分配的。而较重要的职位由较有智慧的人来担任，并给这些人较多的权利、声望、待遇等也是合理的。因此，以智慧与训练的多寡，配合职业的功能重要性来决定待遇的不同，这是维持人人愿意努力的最好动机，更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必备手段。”⑩也就是说，虽然社会分层体现了不平等，但是在功能主义者看来，这种不平等具有激励作用。“由于现代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抛弃了一些家庭出身的束缚，学校教育成为人们走向社会不同分工领域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主要的和正当的途径，教育分流的意义也显得更为重要，教育分流体制受到进一步的强化。”11
二、冲突论视角下，教育分流机制的局限性
（一）教育分流机制为社会的不平等提供合法的外衣
在研究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认为，学校教育分流的实质是为社会不平等提供合法的基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造成人们的不平等，而资本主义学校教育把人们的不平等与他们在学校中的智商和学业成绩联系起来，并在表面上根据学业成绩进行分流和选择……教育分流便为社会的不平等提供了合法基础。”12
实际上，教育分流是社会不平等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在学校的日常活动中，分流和等级意识无时不在：学生之间的分化和等级关系（如班干部与普通同学之区别）、学校的分层（如重点学校制度）等。教育活动中的分流、分层与分化均是社会不平等的预演。
（二）学生拥有的文化资本影响着教育分流机制的发挥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支配着各种社会资源的分配。资本不单单指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更包括文化资本。特别是在教育分流领域，文化资本往往比经济资本更能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文化资本理论重视学校教育在再生产方面的作用，同时，重视文化资本在再生产社会不平等方面的作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在其所著《国家精英》一书中就指出，个人在学校教育中的成功极大依赖于家庭文化资本的拥有量，而学校教育中的成功，将转化为教育资本或文凭，进而影响未来职业。
布迪厄认为，在学校教育中，学生表面上好像进行公平竞争，但实际上，每个孩子并没有平等的成功的机会，那些在教育分流中处于有利地位的学生，总是那些拥有必需文化资本的孩子。13在文化资本理论看来，社会各个阶层位置的个体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是不一样的。与此同时，学校教育分流的结果受到文化资本拥有量的影响，教育程度的高低又影响社会阶层的获得。“教育分流体制具有巩固和充实家庭文化资本的性质，因而有利于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
国内社会学者方长春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文化资本对教育分流的影响，“处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所能提供或营造的文化条件是不同的，会间接影响教育分流。或许我们可以说，布迪厄所谓的文化资本及其传递的作用，在我国的教育获得中也是存在的。”14
（三）社会分层反作用于教育分流，影响教育分流的结果
社会强势阶层对于教育分流的影响往往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影响，换言之，就是某个经济阶层、政治阶层直接垄断着优质教育机会和资源，排斥其他学生进入。二是间接影响，典型的就是通过考试制度，以学业成绩为标准，来分配教育机会和资源，实现教育分流。
以往的以种族、民族、家庭经济背景等因素来实现教育分流的方式已经不可取，“教育机会的阶层直接选择常常导致非常强烈的阶层冲突，危及社会的基本秩序。”15现代国家教育制度所设计的教育分流，普遍采用以考试制度为中介的间接影响路径。其实质是，透过形式上公正的考试制度，在教育机会的竞争中传递阶层优势，是李森科主义（Lysenkoism）在教育领域的翻版。
优势阶层往往通过支配、主导考试规则、内容和形式，使优势阶层的子弟更容易在考试中获取优胜位置。此外，学校选择制度就是为社会优势阶层服务的，是一种阶层优势直接影响教育分流的形式。父母为受教育的子女选择教育质量优良、教育设施好的学校接受教育，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高层级的“教育利益”——更好的升学机会、更高的职业位置等。
我国学者沈祖超与阎凤桥基于家庭经济背景的差异，分析了社会分层对于高等教育分层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职业和教育背景对于子女能否接受高等教育具有正向影响。16《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20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可见，“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通过运用各自的社会经济文化或权力资本作用于子代的受教育过程，使其在考试中取得良好的成绩，实现教育分流。”教育分流的结果往往复制已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并没有起到促进社会流动的正向功能。
三、完善教育分流机制，促进我国教育公平的实现
结构功能主义与冲突论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教育分流机制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前者着重于教育分流机制对于社会分层、流动以及社会进步等的积极影响，而后者则强调教育分流机制的消极影响，认为其无法实现上述功能，甚至会加剧教育不公平与社会不平等。教育分流机制犹如一把悬在教育、社会领域的达摩克里斯剑，究竟该何去何从，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一）构建“才学社会”是教育分流机制发挥正向功能的前提
教育分流机制对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进步的正面影响，其最根本的基石是“才学社会”（Talent Society）的形成。通俗点讲，就是教育机会与资源分配的标准是个人的能力、学识、努力程度，而非家庭背景、性别、种族、民族等。而我国从古至今也一直奉行“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教育传统理念。
教育分流是以一定的标准对学生就行分层、分类，而这个标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比如，历史上教育选择机制中长期存在的“贵族式的意识形态”，教育机会与资源的分配是依据家世与特权。瑞典教育家胡森（Husen）指出，“西方世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才学主义的风尚中。除了才能，其他不相干的因素，如种族背景、社会经济地位、性别等，都逐渐地被摒弃在个人成就的决定因素之外。”17 在“才学社会”中，分配教育机会和资源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第一，竞争原则：教育机会的分配决定于公平自由竞争的结果，每位学生在才学化的教育选择制度中，都应该被公平对待。第二，成就原则：依据学生不同的成就表现给予不同的机会分配。第三，精英原则：对于不同学业成就表现的学生给予不同的机会或报酬，将精英的学生挑拣区别出来接收高质量的教育。第四，量化原则：公平客观的量化方式来表现能力与水平。18
因此，我们应不断改革考试和评价制度，使学业成绩成为决定教育分流的主要评价标准，淡化家庭出身、社会阶层以及权力关系对教育分流结果的影响，缓解教育分流过程中的不平等、不公平现象的发生。例如，为了防止来京考试的经济成本成为对贫困学生的隐形障碍，清华大学于2011年推出了自主招生B计划，其中详细规定了“考试费用支持方面”，对于来京参加复试、路途遥远且家庭经济困难的考生，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支持其往返的硬卧火车票费用及来校期间所有的食宿费用。
（二）“雪中送炭”，加强对处境不利群体的补偿与优先扶持
冲突论对教育分流机制的批评（教育分流机制复制了社会阶层结构，实现富贵与贫穷的代际传递），深刻反映了一个尖锐的事实：“现有的社会与教育不平等是造成新的社会与教育不平等的根源。”19面对教育竞争日益激烈，处境不利的群体往往陷入恶性循环过程，无法进入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因此，在教育分流过程中，对于不具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权力资本等的弱势群体，仅仅强调所谓的“竞争机会平等”是远远不够的。
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一书中提出了“差别对待”的原则。他认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20罗尔斯主张，通过弱势补偿来拉平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不平等，防止弱势群体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然而，“中国的精英主义传统总是善于‘锦上添花’而不擅长‘雪中送炭’，成绩好的学生读好学校，成绩差的学生读差学校。”21因此，在完善教育分流机制的过程中，我们应加强对处境不利群体的补偿与优先扶持，减少因为家庭经济背景等因素对教育分流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教育弱势群体的核心特征是缺乏获得、支配教育资源的能力和潜力”，我国教育弱势群体的成分比较复杂，如农村地区、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妇女与儿童、少数民族、残疾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特殊家庭儿童等均可归为教育弱势群体。因此，首先，在教育政策方面，国家应该适当向教育弱势群体倾斜。例如，在区域教育发展方面，国家要优先照顾中西部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加大对上述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逐步缩小其与东部地区、城市地区等发达地区在教育资源和水平方面的差距。在校际发展差异方面，国家要取消“重点学校”制度，同时，促使教育资源流向薄弱学校、职业学校与村镇学校。其次，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还可以仿效美国的“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出身较低职业阶层的家庭的受教育者的特殊政策，使他们能够低于统一或一般的入学分流标准的情况下，同样享有高质量的教育机会。”22再次，为了避免让“高学费”成为阻碍贫穷学生上学的门槛，国家应完善相应的贫穷学生贷款和奖助学金制度，降低贷款门槛、借由财政补贴贷款利息等。
另外，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逐步发育，教育类民间公益组织在防止教育弱势群体处境进一步恶化、满足弱势群体对教育资源的需求、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可以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著名的教育公益事业“希望工程项目”，“从项目实施以来的20年中，希望工程累计募集捐款53亿多元人民币，资助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逾338万名，建设希望小学15444所，建设希望工程图书室约14000个，配备希望工程体育园地2500套，配备希望电影放映设备200套，培训农村小学教师52000余名。”23可见，教育类民间公益组织对防止弱势群体的处境进一步恶化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而间接地对教育分流的机会平等、过程平等以及结果的公平性产生积极影响。
[注释]
①⑦⑩1112131522许庆豫，卢乃桂.教育分流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6，70，73，13，15，120，476.
②潘晓霖.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N].
2011-08-05.
③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506.
④柳夕浪.教育分流与分流教育[J].上海教育科研，1994（3）：15.
⑤（美）珍妮·H.巴兰坦.美国教育社会学[M].杨舒驰，刘慧珍，杨京梅，译.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55.
⑥刘精明.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教育获得的社会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09.
⑧张轶.简析教育分流与社会分层[J].高教理论，2004（2）：13.
⑨董泽芳.略论教育分化与教育分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6）：16.
14方长春.家庭背景与教育分流——教育分流过程中的非学业性因素分析[J].社会，2005（4）：105.
16沈祖超，阎凤桥.社会分层对于高等教育分层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7）：72.
1718洪洋.教育社会学[M].台北：鼎茂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130，131.
19刘复兴.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68.
20（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96.
21曾晓东，周文海，曾娅琴，等.择校纠结何时了——择校问题困局与治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27.
23黄传会.为了那渴望的目光：希望工程20年记事[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