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你很容易忽略那些黄铜做的名牌，它们被嵌在科隆旧城区理查德瓦格纳大街23号公寓外的人行道上。被人踏过并被风吹雨打，它们都静静地躺着，只有太阳照在它们身上激起强烈的反光时，才会提醒别人铜牌的存在。这些黄铜牌纪念了22位于1941年在这所公寓居住过的德国犹太人，他们全被押往集中营，却无一人回来。
在德国科隆市有超过1300个这样的铜牌，表面都深刻而清晰地刻着：“这里曾居住着死于纳粹对犹太人的毁灭政策的……出生日期以及出生地是……”每一个铜牌都由50岁的雕刻家甘特・德姆尼格(Gumter Demnig)手工制成，甘特称这些铜牌为Stolpersteine，意思为“绊脚石”。
为每位遇害者做一个牌
在科隆的雕刻工作室里，甘特仔细地在新烧成的黄铜片上刻字，一幅牛仔打扮的甘特十分仔细认真，身体因专注而紧绷，额上微微淌着细汗：“近期我要完成600块铜牌，过去我曾经一天做了40个铜牌，但现在我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每做完一个铜牌，甘特会把它嵌进一块砖头里，以便日后把它嵌在“主人”住址外的人行道上，成为“绊脚石”。
为什么要制作这些铜牌?甘特先说了一个小故事：“一次，我为在1940年5月吉普赛人被驱逐的路线上画白线。那是盖世太保的演习，他们想为后来对欧洲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实行驱逐和种族灭绝的计划做准备，并试探周围德国人的反应。这时，一个老妇人走近我说：‘我知道你所做的是好事。但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吉普赛人。’我看着她，她几乎经历过整个纳粹时代，但却不知道惨剧就在她眼皮底下发生。当我把档案拿给她看，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后，感到十分震惊。我想起了那些在纳粹的毁灭政策中丧生的整整600万犹太人，他们大多数尸骨无存，死后连块墓碑也没有，亲人朋友也可能死在集中营，无人能证明他们曾经存在。”于是甘特萌生了制作“绊脚石”的主意，他查阅盖世太保的档案，努力为每一位遇害的犹太人复原个人资料，把这些资料刻上铜牌，然后嵌入死难者曾居住的房子前的人行道上。
柏林的大屠杀纪念馆在2003年9月已经动工，修建的纪念馆足有4个足球场大小，但甘特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太过雄伟的建筑会弱化人的因素，使人们忘记人本应记住的东西。”而纪念物放在每天有人走过的人行道上，则随时都有警示的作用。“如果偶然你碰到一个‘绊脚石’，被它‘绊住’或被吸引住，看到上面所刻着的名字以及个人资料，然后再看看死者曾经住过的房子，你的脑海里便隐约浮现一个人的面孔，他本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本也应和我们一样过着生活，但却被残忍地剥夺了权利。”
我不是惟一的一个
1947年甘特出生在东柏林，年轻时学习绘画、雕刻和没计。甘特希望所创作的作品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和宗教信仰，便从东柏林搬到了西柏林，在他看来西柏林是个文化交流的温室。在制作“绊脚石”之前，甘特是位有名的“表演”艺术家，他曾有过一次引人瞩目的“表演”：踏着一个容量为250升的圆筒从德国卡赛尔市出发前往伦敦，一路上动物的血从圆筒流出在地上刷出一条血迹，寓示德军进军的路线像屠宰场。甘特不是犹太人，但他却和许多国家的犹太人站在一起。
2000年，甘特在科隆做了200个“绊脚石”，另外还有l700个分散在德国其他城市。刚开始这些铜牌的安装没有得到政府的同意，但甘特多次向当地政府争取，有些地区政府终于让步。同时甘特的做法渐渐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人们不断写信给他，赞成他的计划，或者打电话给他提供建议，还帮助他建立了一个网站让志愿者着手对盖世太保的秘密档案进行历史调查，以及筹款等。其中最积极的一位志愿者是汉堡的艺术经纪人彼得・赫斯，彼得的父母曾是非常狂热的纳粹分子，因此彼得对在大屠杀中遇害的犹太人有很深的负疚感，自从昕说甘特的“绊脚石”计划后，他马上赶往柏林。彼得希望“绊脚石”可以遍布德国所有的城市，他说道：“即使这样，也永远不能补偿发生过的一切。”甘特对于人们的支持感到惊奇和赞赏：“当我第一次制作‘绊脚石’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一劳永逸的事，但媒体开始报道之后，人们越来越关心这件事情。我很高兴为死难者制作铜牌，但我并不是惟一一个。”
激起一些人的反感
虽然大多数德国城市都赞成甘特的计划，但甘特的行为也激起一些人的反感和敌意，特别是自己房子前被放置“绊脚石”的房主，他们认为甘特这样做会降低房子的价值，于是偷偷把铜牌拆掉，但甘特发现后又立即补上，双方有些不愉快。除此之外，即使甘特的电话和地址被放上公共电话本上，他也从来没有受到威胁或被打扰。
风和日丽的一天，在汉堡某所公寓的人行道上，甘特单膝跪地，嵌上“绊脚石”，一位老先生停下来，礼貌地问他正在做什么，而这时候一个年轻的姑娘也停了下来。听到甘特的解释后，姑娘的态度明显与老先生不同，她非常激烈地表示不同意甘特的做法，便和老先生争论了起来……“在我看来，这好极了，这就是我要的：揭开被掩盖的记忆。”甘特微笑地说道。
(摘自《海外星云》 2004年第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