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荣昌：我不敢富 “我不敢富。”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昔日响当当的“羊绒大王”庄荣昌反复说到这句话，“能解决温饱问题就知足了，怎么也比蹲监狱强。” 和别的企业家一心把企业做强做大，做成百年老店不同，20年前，庄荣昌便“根本没心思再干了”。90年代以后，已经声名远扬的庄荣昌出人意料地选择赋闲在家，远离企业。
在1993年当选的23位名民营企业家政协委员里，庄荣昌也显得与众不同，别人基本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而他当时已经62岁，年过花甲。他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庄回忆，“中央统战部跟我说，全国工商联50年代搞私营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又搞个体私营的，全国就我一个，有代表性。”
庄荣昌改革前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几乎就是私营经济处处碰壁的缩影。上世纪50年代，还是小伙子的庄荣昌在北京开公司，做砂石生意，中南海盖楼、北大校园建设他都提供过建筑材料，“沙子、石子、白灰都是我送的，我干建筑材料时候，除去北京建设局有一家采石场，第二家就是我。”但不久后的“三反”“五反”运动，他就因“谋取非法利润、盗取同家资产”的罪名获刑五年。
60年代，出狱后的庄荣昌被安排到钓鱼台工地当了一名建筑工人，为了准备结婚他换了400斤全国粮票，却又被人告发倒卖粮票，再一次锒铛入狱。
改革开放后，在清河老家变得谨慎的庄荣昌受村支书“带头做点副业搞活村里的经济”的鼓动，犹豫再三，重新开始留意赚钱的门道。
清河是国家级贫困县，没有草原、也不养羊，庄荣昌却发现了一桩从羊身上发财致富的生意。
当时羊绒是国家统购统销、出口创汇的俏货，私人根本插不进去。偶然的机会，庄荣昌遇到内蒙一个推销山羊毛的人，发现原来当下脚料的山羊毛里也能提取出羊绒。接下来改造设备、联系渠道，生意越做越大，“那时候给国家一年创汇100多万美元。”庄荣昌变成了身家千万的“羊绒大王”，也带动起来整个清河一方的羊绒业。
虽然被树立为改革开放的典型，但庄荣昌有历史包袱，“我那时候赚了钱不敢要，捐献给社会，毕竟在监狱里待了那些年，听的事、知道的比较多。我富起来捐给社会，用自己的话说，自我防止两极分化。说不定再来个运动，又找上你了。”
57岁那年，庄荣昌注册了河北清河企业有限公司，“在河北省那时候注册有限公司，我是头一家。”不过这家公司的性质，庄荣昌自己都说不清楚，“应该算私营企业吧，我当时就有些含糊其词，因为那时候这事儿相当敏感。”
政治荣誉接二连三落在头上的同时，庄荣昌却一步步远离实际经营。用老伴的话说，羊绒市场后来乱了，假货横行，但庄荣昌有那么高的知名度，给了那么多荣誉，不可能去造假，“没法干了”。
早在1989年，庄荣昌就想把企业交出去，各级领导不同意，但他已没心思再干，也不再去企业，慢慢企业也就和他没了关系。至于原来的企业以何种方式与他“脱离”，庄讳而不谈。“年轻人会开拓，自己没法比，已经不适应了，跟不上、也不想跟。”
庄荣昌的父亲上世纪30年代在日本洋行做事，年少机灵的庄荣昌一天跟着少东家到处跑，十几岁就见识过旧社会做生意的手段，“客人爱嫖你得陪着嫖，爱赌你得陪着赌。”
也有民营企业家向他讨教过资本运作的手段，庄荣昌说这些手段也不是什么新东西，解放前就有。不过，“说实在的，年轻人敢用，我不敢。”
（周夫荣）
童施建：
商业上的迅速成功刺激他滋生出更大的野心
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时，童施建38岁。1990年上任黄石服装厂厂长的他，仅用3年时间就将一个地方服装品牌打造成全国知名服装品牌。童上任后不久，就将服装厂更名为康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靠“变金牌为金钱”的经营理念，康赛集团迅速壮大。1995年，康赛集团总资产达到2.2亿元，销售收入1.1亿元，创利税2400万元。比童施建接于时分别增长了18倍、20倍、24倍。康赛集团被誉为“中国T恤之花”、“纺织行业的明星”。
商业上的迅速成功刺激童施建滋生出更大的野心，让公司上市。上市成为这位成功企业家的“滑铁卢”。面对上市资源的稀缺和企业竞争上市的激烈，童施建决定采用非正当手段。在童施建的主导下，公司“原始股”成为打开上市大门的钥匙。一些获赠股票的官员，力挺康赛集团。
1996年8月，代码为600745的康赛集团股票在上交所成功上市。官员手中的“原始股”溢价暴涨，转眼暴富。见此，童施建心中不平衡。1个月后，在童施建的授意下，公司近2000万资金和50万股票被其挪用炒股。半年后，获利2373万元。
出来混总要还的。1999年4月，童施建因涉嫌经济犯罪，被逮捕立案侦查。与童一起落马的有原国务院体改办宏观体制司副司长李雄。他在为康赛集团上市打开方便之门后，获得120万的“股票收益”回报。童被捕后，公司境况也急转直下。2001年4月，康赛集团发布公告，因连续两年亏损且每股净资产低于股票面值，股票被“ST”。
2003年8月，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童施建因贪污公款罪和单位行贿罪，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
（冯志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