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投入，从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阶段。应当讲，经过近10年的高强度投入，哲学社会科学界已经“不差钱”了。但让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舆论不满或者不理解的是，投入增加了这么多，可撇去不断增殖的泡沫，真正有价值的产出却未见明显增多。于是乎，各种议论纷纷出笼，批评的矛头直指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创新能力。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更是频频出台文件，要求提升研究质量和创新能力，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面对日益增长的压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利害攸关方———学术界、出版界、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学术评价机构———不得不有所动作，核心议题之一就是如何采取措施，提高学术著作的学术影响力。
作为一名对哲学史的学科史反思有一定经验的学界中人，我赞同就如何提高学术著作的学术影响力展开讨论，不过，在我看来，当前的反思与讨论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首先是抽象化，即人们总是喜欢或者习惯于站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度”上“指点江山”，没有意识到脱离具体的学科发展来讨论所谓学术著作的学术影响力，既隔靴搔痒，抓不住重点，也空洞无物，让人难以信服。其次是非历史性，即人们在慷慨激昂地言说现实时缺乏必要的甚至是起码的历史感，全然没有意识到脱离学术史的学术评价要么是外在的、浅薄的，要么是扭曲的、虚假的。最后是机械决定论倾向，即人们在潜意识里都认为学术影响力应该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这显然是早已成过街之鼠的经济决定论的又一次当代复活！
或许是因为年轻读书时爱坐冷板凳的缘故，我养成了一种注重文献积累和综述的习惯。这在客观上帮助我形成了明确的哲学史的学科史意识。所以，在后来“经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个“主业”之余，我也兼及关照我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史，从而对西方“马克思学”有了比较完整全面的认识。所谓西方“马克思学”，简单地讲，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19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这一研究大体上肇始于19世纪末期，在经历了“史前史”阶段（约1900—1956年）、“黄金时代”（1956—1970年）、“繁荣时代”（1970—1991年）后，于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了自己的终结或消退时代，即进入了一个研究成果的数量维持在高位但学术创新能力已经基本停滞的平台期。通过研究西方“马克思学”，我首先意识到，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有大致相同的“生长”轨迹：一方面，只有经过相对充分的学术积累，才有可能成规模地涌现出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著作；但另一方面，绝不是说学术积累的时间越长，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著作就会越多。同时，我也对什么是学术影响力有了较为深入的领会，并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学术影响力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了较为直接的认识。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学术著作的学术影响力就是指一本学术著作是否对自己所属学科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在学术史上，那种开宗辟派式的创新性成果从来都是极少数的和可遇而不可求的。一般说来，一本著作只要在以下五个方面能够有所贡献，就不用担心自己会被扔进垃圾堆，进而可以在学科史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一是新的研究领域的发现或拓展。由于历史原因，在整个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学院派学者都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不是作为一种哲学出现，而是体现为哲学的替代物，或者是非哲学，甚至是反哲学。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卢卡奇和科尔施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辩证法即哲学。20年代后期，年轻的美国左派学者悉尼·胡克前往德国访学，接触到了这一全新的观念，后在1933年出版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一书中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西方“马克思学”界在此问题上的成见，使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及其起源、发展的研究成为随后半个世纪西方“马克思学”最为繁荣的领域之一。所以，尽管已经出版了近80年，可《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却依旧会出现在最新研究著作的参考书目中。
第二是新的研究方法或范式的引进或确立。1933年即马克思逝世50周年前后，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掀起了一轮为马克思立传的小高潮，几年间前后出版了五六种有影响的马克思传。不过，只有伊萨克·伯林1939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环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不断修订再版，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传中唯一一部至今仍然被广泛阅读、征引的著作。在伯林决定接受出版社的邀约着手准备该书时，年仅24岁。那么，他何以能够超越同时代那些更年长、更资深的传记作者，成就自己的持久学术影响力呢？归根结底是因为他在研究范式上超越了前人的窠臼，更关注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而不是作为“圣徒”“恶魔”或普通人的马克思，从而确立了一种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普遍采用的“思想史还原”写作范式。
第三是新问题的提出。作为西方“马克思学”术语的发明人，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影响力最大的论著或许是其1970年发表的《“马克思传奇”，或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反恩格斯提纲”）》一文。在这篇翻译成中文只有5000多字的提纲性文献中，吕贝尔系统总结了西方“马克思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问题上的既有观点，提炼出了一个极具震撼的新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究竟是马克思创立的，还是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地看，正是这个新问题的提出迫使学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这个原本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从而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解答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第四是对重大学术问题的系统解决。在西方“马克思学”中，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一直是一个研究重点。几乎所有有关马克思的著作都会不可避免地涉及这个主题。但是，人们公认，只是在1968年希洛姆·阿温纳里的《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一书出版后，这一研究才进入一个真正科学化的新阶段。之所以阿温纳里能够做出这一点，原因就在于他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结构的整体分析，找到了马克思思想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内在本质，进而对马克思不同阶段的政治理论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给出了系统的连贯的解答。在阿温纳里之后，类似主题的论著不断涌现，但它们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所划定的学术边界。
最后，极端化的立场或观点有时候也可能在客观上推动学科的发展。美国学者诺曼·莱文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极端“对立论”，从1975年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1985年的《辩证法内部对话》到2006年的《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他孜孜不倦地从各种角度来论证自己的立场。这种极端和坚持迫使其他学者不断地去回应、去批驳，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酝酿于20世纪60年代初，正式形成于70年代末，在经历了80年代的辉煌和90年代的困境后，于新世纪初迎来复兴。这种曲折的发展历程有力地促进了该学科的成熟与规范化。就当前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水平而言，该学科大约位居中上。可即便如此，该学科的学术影响力也没有达到人们期待的高度，更不用说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所期待的高度了。在我看来，这归根结底是因为该学科的发展还不够充分，还没有到能够成规模地涌现出学术精品的时候。当然，我这么说绝不是想替作为学者的“我”们推卸责任，也不是认为“我”们只能无所作为地一味等待。事实上，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提高学术著作的学术影响力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寻求突破。
第一，强化规范意识，提高选题质量。学术著作的影响力的来源有很多，归结为一条就是要有新意。而有新意的前提则是知道什么是陈言。古人感叹：“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陈言务去”的确很难，但知道什么是陈言却不难。事实上，掌握基本的学术研究规范的研究者都知道学术研究要从文献综述做起。一旦做过文献综述，研究者就能够对本学科、本领域的历史与现状形成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分得清什么是陈言，知道哪里可能会有新意。但令人遗憾的是，相当数量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缺乏基本的规范，根本不知道应当以及如何做文献综述。因此，他们“跟着感觉走”确定的课题自然质量不高。试问，低劣的种子怎么可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呢？强化规范意识、提高选题质量，说到底，就是让研究者知道如何避免做无用功，从而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在那些可能打出甘甜丰沛的水井的事业上来。
第二，破除观念束缚，开阔学术视野。对于学者而言，学术视野开阔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其学术成就的大小。因为一个人站得多高，就能望得多远；能望得多远，看到的世界就有多大。改革开放后，国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视野变得空前开阔，但并没有达到时代所允许我们达到的高度和广度。究其缘由，主要在于我们尚未彻底克服一些陈旧观念的内在束缚：首先是政治正确观念，即我们还不能坦然地做到学术的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往往会在自觉不自觉中让学术屈就、迎合政治需要；其次是姓资姓社观念，即我们还不能以开放的心胸去对待西方国家的学术成果，始终担心它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最后是门派观念，即我们还是会受到传统的文人相轻观念的影响，不能包容并蓄地对待其他学派、师门、学者的学术成果。
第三，增强方法自觉，改进研究方法。学术研究必须讲求方法，因为“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我们只有找到适合对象的方法，才能够恰当地把握对象的本质。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要求研究者具有充分的方法自觉，即研究者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研究的问题属于哪个层次，适合哪种研究方法并能够熟练运用相应的方法技巧完成自己的研究。总的说来，国内学者的方法自觉程度比较低。不少人还停留在前方法的朴素阶段，以为能读会写、有感悟、有想法，就可以从事学术研究，就可以出版学术著作，结果在不自觉中生产出大量学术垃圾。当代中国学术界有太多的实例表明，只要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前进几步甚至一步，他的成就和学术影响力就会变得如此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