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聚光灯聚焦在马蔚华的荷包上时，人们忘记了三十多年前那个在沈阳铁路局当工人的马蔚华，忘记了他是一个经过艰苦打拼而成功脱贫的人。 这一年来，招商银行又出了两件撕扯公众眼球的事情：一是招商银行纽约分行获得美联储的批准，成为20多年来我国首家在美国设立分行的银行，这一堪称中国银行业发展里程碑式的创举，使招行无愧于中国最好的银行之称；第二件事情说起来有点八卦，就是这家最好银行行长马蔚华的工资问题，访问对这件事的关注几乎令招行取得的诸多辉煌业绩相形见绌，一夜之间银行业高管的高薪似乎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象征。
为何不许银行家富起来
当年，邓爷爷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出现了万元户；而在9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个体户、乡镇企业家们成为颇具社会地位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的富裕成为人们共同的理想，随着国有企业市场化的改革，国企老总们的薪酬也逐步市场化，高薪早已经成为司空见惯之事。
要说最近这两年，权且以马蔚华收入的争议当作代表性事件来说吧。2005年以来，马蔚华税后260多万的银行业“第一高薪”(现在不是了，事实上当时也不是)招致众多非议，延演至今成为今年的关于金融业高管高薪的争议。而此时此刻，以张朝阳、丁磊、李彦宏等为代表的IT精英们已经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创富神话。在富人灿若群星的今天，银行家为啥不能也“富”起来?毕竟，银行家也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创富的。
其实，争议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社会分配不公的看法、盲目的仇富、官本位意识、社会快速进步，以及富人对待财富的态度。
为何是社会不公?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同时，贫富的差距不断扩大，也确实存在一些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但是，贫富差距并不等于分配不公，在一种情绪化的环境下，一些似是而非的事件很容易成为公众情绪宣泄的对象。当聚光灯聚焦在马蔚华的荷包上时，人们忘记了三十多年前那个在沈阳铁路局当工人的马蔚华，忘记了他是一个经过艰苦打拼而成功脱贫的人。银行家也好，企业家也好，只是一种社会角色，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产生了社会分配不公。
为何是盲目的仇富?从传统的“农本商末”，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再到今天的全民求富，中国人对财富可谓是爱恨交加。传统文化的熏陶导致我们缺乏一种对财富的正确态度，似乎财富与罪恶的距离只有一尺远，总是感觉财富的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很多正直的企业家，没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倒下，却倒在了仇富的舆论中。舆论在为打倒“富人”欢呼时，往往对企业衰败后职工们的困苦视而不见。我们谈论王石今天7000万的年薪，但是不要忘了1984年那个在深圳卖玉米的年轻人，他曾因失败想过自杀。
为何是官本位意识?改革开放前，官商不分，厂长、经理仅仅是官员序列里的特殊称谓罢了。于足有正厅级、正局级、正处级厂长经理，后遗症是正x级厂长要比正x级官员薪酬高多少才合适?至今难以定论。大家都是正x级、副x级，真要是当厂长、经理的收入高出一大截，不引起争议才怪呢!任正非写的《我的父亲母亲》，读的人热泪长流，那个时代很多人与任正非一样有吃不饱肚子的感受。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一篇祭文，因其忙于业务，未能与母亲诀别，更未能使母亲享受到他今天的成功而留下终身遗憾(但他的多数员工享受到了)。一个成功企业所需付出的艰辛与代价，岂足那么容易被理解的?
为何足社会快速进步?中国社会发展的速度快得令人难以想象。一项国外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一年的变化大致已经相当于欧美3―4年的变化。在如此迅猛的发展中，很多人忽视了所有经济生产要素的价格和定价体系正经历着巨变。随着人才市场的放开，中国正式承认了劳动力是商品，进入了一个新的要素定价体系。随即人才资源的稀缺性、人才的价值性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最为稀缺银行家、企业家们。在所有发达国家，银行家过去是、现在也仍是公认的高薪阶层，就是此类人才价值的体现。而国内对新出现的高薪职业经理人阶层还显得很不适应。
为何是富人对待财富的态度?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遗憾的是，有部分富有的人倡导享乐主义，毒化社会风气，逃避社会责任，树立了负面口碑，使马蔚华们为社会所做的贡献、积极支持公益事业的举动被湮没了。部分富人的劣行也毁坏了财富的名誉，使其他拥有财富的人的善意，不那么容易为公众所认可了。
时代需要深圳式的宽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深圳固有的宽容才有了马蔚华、王石、任正非、李彦宏等一大批执行业牛耳的企业家，正是这些儒商改变了脑体倒挂，在他们的辛勤劳作下中国成长起了一批大型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这并非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未来深圳的腾飞，未来中国经济的继续腾飞，还需要更多的大银行家、大企业家。
深圳应当继续旗帜鲜明地鼓励创富、保护创富。如果企业家创造了超过国外同行的价值，为何不能拿超过国际同行的薪酬?我们不要用道德的判断来代替市场的判断，尤其不要用自己的好恶来代替市场的选择。消灭了天价薪酬，恐怕也消灭了天价的创新和智慧，对人才的定价不公将造就最大的社会资源浪费。
所以，我们绝不能走回吃大锅饭的老路，更不能变相地在经济较为发达时吃高级大锅饭，搞高经济水准的平均主义。我们需要打破窠臼给企业家一个足以自豪的人生，而不是一个凄美的晚景。对政府和公众来讲，真正需要关心的不是银行家、企业家们薪酬的绝对额的多寡，而应该关注取得这样薪酬的社会机会是否公平，并努力营造公平的环境。真正该反对的是权力资本主义，那才是威胁最大的社会分配不公。
其实，劫富济贫只能使富人变穷，但不能使穷人变富。良禽择木而栖，相信马蔚华们鼓鼓的荷包将会是深圳最好的城市名片，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国际人才纷纷加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