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读李贺的诗似懂非懂、疑窦丛生的时候，学钦送来了他的《李贺诗全集疏译》，我比之为天上掉下的馅饼，并在《青岛文学》作了介绍。现在，我又读了他的《陌上蔷薇——鲁拜集新译》，不由得又要推荐给爱好诗歌的朋友，分享这本新书给予我的快乐。
《鲁拜集》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特有的现象。作者莪默·迦亚谟（Omar Khayyam）十一世纪下半期生于波斯，即现在的伊朗，死于十二世纪的上半期，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和诗人。《鲁拜集》的“鲁拜”（rubai）是当时波斯的一种诗体，如同我国唐代的律诗以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十四行诗。这种诗体古色古香，每首四行，韵式AABA，很像我国的七绝。英国十九世纪中叶的文人爱德华·菲兹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依照原来的韵脚和每首四句的格式，但不逐字逐句地直译，而是采取完全意译的方法，用自己的词句表达原作者思想的实质，1859年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同时出版。但它当时并未引起公众的注意，后来经罗塞蒂、斯温伯格等诗人的大力推崇，顿时声誉鹊起，“洛阳纸贵”，竟然成了英语文学中的一部“名著”，当时就促成了英国“世纪末诗派”的产生，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的思想倾向。据学钦在《代译后记》中的介绍，世界各语种的鲁拜集不下五百余种，我国也有了汉译本十余种，绝大多数都是从菲氏的英译本转译的。1928年，郭沫若由菲氏的文本转译为汉语新诗，命名《鲁拜集》。学钦则认为“七绝一波三折，句式婉转，容量较大，完全可以作为鲁拜的翻译载体”，所以译成了七绝。事实上《鲁拜集》之所以能够普及到全世界，正是多亏了菲氏，因为莪默的原作此前并不曾为人所重视，反而因其离经叛道的思想受到统治者和世俗的仇视，倒是菲氏的译本起了喧宾夺主的作用，使之“一登龙门，声价十倍”，而菲氏的知名度也主要靠着这部译作而非自己的其他作品，能说不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特例吗？
我从来没见过波斯文什么样子，因而也是通过菲兹杰拉德才接触《鲁拜集》的。1946年我在前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陈嘉教授主讲英国文学史，为我们介绍过《鲁拜集》和其中的几首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其后的六十多年，我就再没有见到莪默的诗，直到这次学钦惠赠他所衍译的全集。他在“译”前加了个“衍”字，因为他也和菲兹杰拉德一样，”是意译而非直译，是再创作而非“照本宣译”，和菲氏的英译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只读过几首到通读了全部共一百零一首，我等于又享受了一次盛宴，不能不再度感谢学钦的“厨艺”。更加巧合的是，前些时我偶尔在旧书摊上发现了一套四卷本的《英国文学史》，正是恩师陈嘉教授当年的讲义，于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即买下，还未及细看，这次就找到专讲菲兹杰拉德的一节。为什么当时的英国人对《鲁拜集》会有那么大的兴趣？先师说，因为它深刻地探索了生命的意义，表现了各种宗教徒和非宗教徒对生与死的困惑。而《鲁拜集》的主题是醇酒、爱情、及时行乐，还有关于陶器和陶工的说法，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思考，生命的短暂更使他们对第十二首诗产生了共鸣，请看学钦的七绝体译文（下同）：
一卷诗书一绿荫，箪瓢酒食意中人。
阿卿傍我歌荒野，醉比天堂胜几分。
这正是学钦在“译按”里所说的“有书有酒，爱侣为俦，如此天堂，夫复何求”？
上面提到，诗集和《物种原始》同年出版，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地质和天文的发现，动摇了很多人对上帝创世、造人、天堂、地狱的信仰，对正统的宗教信念和怀疑的内心冲突，不能不引起强烈的反响。请看第六十三首：
天堂地狱造由心，生命本身才是真。
真不长留美难葆，花开一日便飘沉。
学钦的“译按”说：“飘为飞花，沉随流水。真与美脆而易逝。”既然如此，及时行乐有什么可指摘的呢？陈师也说，人们又回到十七世纪那个“有花堪折直须折”的时代了。这里应当指出，“花”在英译里都用蔷薇，亦即玫瑰，第十九首首句学钦又有“陌上蔷薇异样妆”的译句，因而就把译本冠以《陌上蔷薇》之名。而在第六十三首肯定及时行乐之后，诗人紧接着又感到了疑虑。且看第六十四首：
亘古一谜难破猜，冥门恒向世人开。
觅谁为说其中事？只见进门无见回。
学钦的“译按”说：“冥门有进无出，还魂一说不过是痴人说梦。然同为说梦，中外诗人又有个分别在。中土诗人喜一梦到底，终得团圆，此为喜剧精神：西方诗人入梦知返，终抱长恨，故富悲剧精神（可比较《牡丹亭》与《俄尔浦斯阴间索妻故事》）”。陈师则说到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对人死后有否来世与善恶报应的存疑，并指出莪默作为伊斯兰教徒，较之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基督教徒怀疑尤甚。这一点从第九十六首可以看得很清楚：
可怜花谢送春亡，罢却清吟枉断肠。
昨夜莺歌枝上歇，不知飞去泣何乡？
这首诗的“译按”说：“花（蔷薇）谢送春，莺（夜莺）歌长歇，通达如莪默者，亦难免惆怅，此乃性情使然。于此，不禁想起一首外国诗：‘你劝我不哭，泪水却模糊了你的眼……’。”对此，陈师却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此诗表明了诗人（莪默）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和抗议，亟想挣脱他自己（加上英译的菲兹杰拉德）沉溺其中的享乐主义泥沼，从而在诗集临尾，即第九十九首，发出了重新塑造宇宙的呐喊：
焉得至高颁福祉，委卿与我任工师。
重抟天地遂心愿，不惮搀情重捣泥。
此诗中的“至高”指造物主。诗人甚望他能颁令，任命自己和所爱（“卿”）为陶工，按心愿重抟天地。按，学钦已在第三十七首诗的“译按”中指出：“上帝抟土造人之说见于《圣经》，亦见于中土女娲造人传说，信非偶然现象，当是远古‘地母崇拜’之孑遗。”又第八十二首“译按”说：“自此首以下，到第九十首，为一组陶皿诗。组诗以写陶为名，读之恍不知写人？写陶？”因此，诗人最后恨不得把自己的感情搀进去重新捣泥，重塑一个新的人类和世界，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对这一首诗，学钦的“译按”也写得力透纸背：“搀情重抟天地的梦想，其中必有大悲哀在。”这“大悲哀”是什么？就是借酒浇愁的那个“愁”。陈师指出，在《鲁拜集》里，至高无上的不是功名利禄，不是荣华富贵，更不是诗人所鄙弃的苏丹王位，甚至也不是爱情——这一点大概是东方之所共同，而是酒，是葡萄美酒。酒是“与尔同销万古愁”的麻醉剂。的确，自有人类以来，生的短暂和死后如何的问题就纠缠着人类，迄今还没有而且恐怕永远也得不到破解，难道不是此恨绵绵无绝期的“万古愁”吗？但是借酒浇愁的结果又怎样呢？“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我们的李太白在这里和莪默走到一起来了。关于这两位同样嗜酒如命的诗人，学钦也作了对比，例如诗集的第三十首：
休问源头恣漫流，莫究归宿任飘飕。
人生本属无常事，且把清规换酒筹。
“译按”说：“李白诗：‘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破执无念，方得大自在。‘清规’指禁酒令。”又第三十五首：
思遣愁情借一樽，人生奥秘复相询。
樽唇语我生时饮，泉下难寻酿酒人。
“译按”说：“与太白《哭纪叟》一诗相映成趣：‘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可见两位诗人兼酒徒极为相似，难怪有人把莪默称为波斯的李白。但是二者也有其根本不同之处，学钦在《代译后记》里作了很好的评说，我在这里不再重述。对比太白之为“诗仙”，他把莪默称为“诗哲”，我觉得很有见地。因为莪默是个大学者，通晓数学、天文、医学、法学、史学，当过御医，修订过历法，修建过观象台，头脑里富有理性和思辨的成分。太白在“举杯消愁愁更愁”之后，想的是逃避现实：“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莪默却要“重抟天地遂心愿，不惮搀情重捣泥”，再创新世，再造新人：二者的取向不就大相径庭了吗？最后，我还想说的一点是，对学钦新译中的《译序》、《代译后记》、《修订附记》，特别是每一首诗的《译按》，言简意赅，画龙点睛，对理解诗的精髓有诸多创见，读时一定不要放过。而就我自己来说，能够既通读了学钦的全译，又重温了先师的教诲，真可谓一举两得，不亦快哉。因此，仅以俚句一首，聊表自己的喜悦和对学钦的祝贺：
原文不见译文见，陌上蔷薇又绽开。
师友一生多惠我，诗书情意喜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