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提到，钱钟书考大学时，“数学只考得十五分”。他之所以能被清华破格录取，完全是凭借国文和英文特优的成绩，折服了校长罗家伦。名人毕竟是名人。这件在普通学生那里必使其羞赧无颜的陈年往事，到了“文化昆仑”身上，自然就成为一桩无伤大雅的小八卦，可爱得令人津津乐道，像一道饭后小点心，不仅不会损伤主食余味，反而能使食者产生完满无缺之感。笔者亦难免从俗，想借此为笔端，谈谈钱钟书与数字的关系。所谓管中窥豹，那略见的一斑既是该豹的一部分，那我们借此推想它的毛色，总不会相离太远。况且，有时候“八卦”虽小，却能生动地折射出一个人的真性情来。
钱钟书之于数学乃至数字的“迟钝”应该是可信的。小时候，他读《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等小说时，兵器的斤两能够“记得烂熟”，“却连阿拉伯数字的1、2、3都不认识”。在苏州桃坞中学读书时，“他功课都还不错，只算术不行”。此外，他还“总记不得自己的生年月日”。
对于数学或数字的“迟钝”，可能是因为钱钟书对其接触较晚，错过了最佳的启蒙时间。十岁之前，他所接受的是旧式教育，先在亲戚家私塾附学，后于家中由伯父授课。从他的“不认识阿拉伯数字”，我们不妨大胆猜想，私塾和伯父都没有教给他相关数学的知识。1996年堂弟钱钟韩在《自述》里回忆道：“祖父很反对洋学堂，因此我开始读了四年私塾，1920年才同意我们进入公立学校，直接插入‘高等小学’，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年级。为了应付升学考试，在暑假里临时突击学习阿拉伯数字，学了一点加减乘除。”此时可能是钱钟书第一次真正接触“数学”这一门学科。然而此前大量书籍的阅读却让他奠定了非常好的国文基础，加上天资聪颖常获肯定，十岁出头的小孩子难免有些“狂气”。等到进入东林小学读书，如果他发现新学的数学科目不能出类拔萃甚至落后于人的话，那自然就将精力全部倾注到他所拔尖的国文上面，再加上那一点“狂气”作祟，说不定他还以此为傲。偏科之余，其数学成绩自然“相当糟”。况且，钱钟书从来只凭兴趣读书，即使为了考清华，他也不会临时抱佛脚去“恶补”数学。这样一来，天才钱钟书考入清华时，“数学只考得十五分”便不是什么怪事了。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想。若“狂气”之说成立，那也毕竟是年少轻狂时期的“偏见”，对于一生素喜杂学旁收的钱钟书来说，不可能在成年后还是如此。但就笔者目前所见的材料来看，确实未有能够为此做一个证明者。按理，钱钟书拥有超乎常人的智力和记忆力，正是一块学习数学的好材料，哪怕他对数学不感兴趣、对数字不敏感，也不至于连自己出生的年月日也“总记不住”。于是有学者列出一堆材料来质疑杨绛的说法，行文间透着尖锐的反讽，暗示此为子虚乌有之事。其实辩解大可不必，讽刺亦不可取，毕竟钱先生确有此举，他就曾对电视剧《围城》的编剧孙雄飞说：“那年《围城》英译本要出版，译者要写导言，询问我出生年月，我说不知道。他问我有没有护照，我说有的，拿出来一看才知道出生的日子。”既不是真笨，也不是装糊涂，记忆超群的钱钟书却偏偏记不住自己的生日，那么问题只可能出在两个方面：一为被记忆的对象，一为记忆者的态度。
对日期的记忆，说到底是对数字的记忆。数字，可以说是所有文字符号里最抽象的一种。表意文字最初是从具体事物形状简化变形而来，表音文字则可根据读音来辨认，都是先有具象而后有抽象；数字就不同了，它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符号，而且记法简单，尤其是通行世界的阿拉伯数字，只有“1、2、3、4、5、6、7、8、9、0”十个符号，然而这十个符号却可以按次序、规律编排出无穷无尽的家族成员，彼此之间通过各种运算紧密相连，并且作为一种“代号”，它能够代替世间任何一种事物。其他的抽象符号，如绘画，其线条没有规则，色彩也可以调配；音乐符号虽然也富于抽象规律变化，但却没有“运算”和“代号”功能，反而为了普及识别，要采取阿拉伯数字来制成简谱。可以说，在抽象的世界里，再没有比数字更有秩序、更简洁也更复杂的存在了。长久与数字为伍的人，其思维模式会比普通人更严密，更讲秩序，更讲体系。所以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常识，通常情况下，擅长理科的人偏于理性，擅长文科的人偏于感性，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思维的秩序感和体系感不同，前者规整而机械，后者散乱而灵动。而秩序感和体系感事实上是有助人记忆的，所谓“触类旁通”、“融会贯通”其实也可以用来类比于记忆，即将记忆的对象按规律安放在整个思维体系的某一点上，就像神经系统中的“神经元”，一个个由“突触”连接，没有独立的存在。当回想到一个记忆对象时，其他相关的记忆对象自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全部“抖”出来。
若抛开数字的符号功能，单从其秩序和规律特性衍生开来，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许多“类数字”的存在。反复做一件事，吃一种东西，说一种话，凡规律的生活习惯，都会在人的无意识中沉淀下来。生物钟的形成不外如是。从作家和学者们的“类数字”生活来观察他们的性格，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看看钱钟书的老师吴宓所写的日记，记述之详，洋洋七卷，一望便知其为心细如发、锱铢必较之人，连请客都要日记里记账，显得小心眼。在洒脱的钱钟书看来，这未免有点迂，难怪要嘲笑说他“笨”。再翻翻鲁迅的日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流水账”，包括买什么东西，上什么馆子，收到多少稿酬，琐碎得很，总觉得其间不仅透着他对无聊的反讽，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对生命的吝惜。后来读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才知道有点“错怪”于他，书里有这样一段：“癸卯暑假的日记改了体例，不再按日填注，改为记事体，有事情的时候写它一段，以详实为主……”才知以前“按日填注”是日记的体例，想来鲁迅写日记也是如此，而且后来一直保留这个习惯。但这个习惯依然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的性格，给人一种睚眦必报之感。“类数字”习惯对性格影响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我们且暂不赘述。
那么，对数字不敏感的钱钟书是否完全脱离了秩序和体系的束缚？好像又不完全如此。毕竟，钱先生不是浪漫不羁的诗人，他首先是位学者，学者较为固定的生活方式亦是一种“类数字”习惯，能在无意间对秩序感和体系感产生锻炼。比如在牛津读书时，他与杨绛二人比赛读书，不仅读前有计划，读时也作详细的读书笔记。只是他的“类数字”习惯没有其他人严重，较之吴宓、鲁迅他们更为洒脱从容。前天为写此文特地到图书馆翻阅《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震撼之余，在满纸的密密匝匝和涂涂改改中，竟见大部分字都是完形，未有狂草连篇。偶尔出现信笺纸，既不规规矩矩按格填写，又能成整洁的行书篇幅，狂而不放，狷而知敛，先生的人格，可见一斑。 所以说，钱钟书对数字或“类数字”并非没有丝毫感觉，他也或多或少受其影响；然而从其人其事和行文著述，我们却分明感觉到他对数字所采取的游戏态度。从现有可见的材料，我们会不时发现他与数字的关系，而这些竟然都是作为趣闻出现。朱圣弢在《钱钟书逃避诱惑》一文说：“《七缀集》出版了，他（笔者注：钱钟书）题字送我。题日期。那天是中秋刚过，他提议：‘日子写个假的吧？’”《管锥编》“初稿完成于一九七五年，而自序却署‘一九七二年八月’。”不管其中有无涉及特殊历史环境的考虑，对数字的玩忽却是明显的。这种游戏态度背后，或许正是出于对秩序感和体系感主动逃逸的心理。纵观钱钟书所有的著作，没有哪一部出现了条分缕析的章节划分，更不刻意建造一个“思想骨架”，然后才来填充血肉。它们像是“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它们不必讲求整合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所以“也许彼此矛盾”，而钱钟书也常说他本身是“一束矛盾”。他的著作与严密系统式的论述是绝缘的。除了自身如此，他也不喜欢人家研究他。设想他若得知后辈学人为他著述一部章节分明、“体系完备”的学术著作的话，估计他又要冒出无奈又嘲讽的微笑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把那只母鸡下的蛋全部大大小小搁在一起，进行分门别类呢？
古希腊人阿奇洛克斯留有残诗，钱钟书将其译为“狐狸多才多艺，刺猬只会一件看家本领”。英国思想家伯林爵士借此隐喻，将其发挥成《刺猬与狐狸》一书，试图以此标示作家与思想家的区别。他认为“狐狸”是艺术型，广博、涣散，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才学；“刺猬”是思想型，严密、精细，具有一套理论框架和体系。介绍这本书给我们的老师继而又说，钱钟书一生追求做“刺猬”，结果却是“狐狸”。笔者私下认为，将钱钟书归为才华横溢、百科全书式的“狐狸”固然不错，但说他一生追求做“刺猬”，却值得商榷。尽管钱钟书一生所著的读书笔记多达八十三本，装了好几麻袋，但就已经整理发表的著作来看，似乎不见将其思想归结到一个中心点的痕迹，否则他不会任自身“一束矛盾”而毫不纠结。不仅不求做“刺猬”，连后人要为他缝制一件“刺猬皮大衣”，想必他也是不愿穿的。
钱钟书是明智的。有些人一辈子追求着与自身性格相矛盾的生活方式，钱先生却将自己的性格和理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对数学与数字的漠然，对秩序和体系的逃逸，成就了中国二十世纪一匹最博学多才的“狐狸”。偏科的极致往往出现天才，但不是每个天才最终都能成材。钱先生的学习方法，对今天完全系统化的教育方式是一种绝佳的反讽与启示。其实，我们不得不庆幸，他的大学入门考试“数学只考得十五分”，于他本人，多了一个供人谈论的小八卦，而于整个中国，却多了一位不可复制的“文化昆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