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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毗陵四女”对常州词派的继承与创新】 常州词派名词解释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1-01 04:32:32 点击:

      摘要作为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张琦的后人,张氏女词人的词体创作一方面继承了常州词派的美学传统,强调意蕴,以“缠绵悱恻”为主要风格特征,重视比兴寄托,具有经世实用意识;另一方面,又有所继承与创新,女性意识日趋觉醒,情感的表达更细腻直白。
      关键词:清代 常州词派 张氏女词人 继承 创新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常州位于经济发达、文化氛围浓郁的江南地区,历来人文荟萃,学术风气浓郁。龚自珍在《常州高才篇》如是称赞:“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清代以来,常州更是产生了常州学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常州画派、孟河医派5个重要的学术团体和庄存与、洪亮吉、张惠言、张琦、恽敬、黄景仁等10多位杰出的学术领袖、作家和诗人。
      而在这中间,艺术成就尤其突出的是张氏兄弟。张惠言,字皋文。他既是常州词派的宗主,又是阳湖文派的领袖,同时也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称:
      “天下读书者称皋文先生兼工词。其词及古文能别开生面,独成一派,世所称阳湖派古文、常州词派者,皆自惠言启之也。”
      其弟张琦,字翰风,号宛邻,“与兄惠言同撰《词选》,奥始始开,倚声之学由二张而始尊。”
      正是在张氏兄弟的言传身教下,张氏家族人才济济,女性更是表现不凡,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张琦的四个女儿,皆能诗文,人称“毗陵四女”。(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
      作为常州词派创始人的后人,张氏四女在词的创作技巧、词的美学追求以及词的美学风格等都对常州词派有所继承,同时,作为女性词人,她们又有所创新和突破。
      
      一 张氏四女词体创作概貌
      
      张琦长女熠英,字孟缇,著有《澹菊轩初稿》诗四卷,词一卷,熠英从小博览群书,词笔秀逸,得碧山白云之神;次女珊英,字纬青,著有《纬青遗稿》一卷,才华横溢,风格幽隽,可惜英年早逝;三女纶英,字婉,著有《绿槐书屋诗》三卷,文风继承魏晋,不屑绮丽之语,风格刚健沉毅,“词雅而体清,力遒而骨峻”;四女纨英,字若琦,著有《餐枫馆文集》二卷,《邻云友月之居诗》四卷,秉性和雅,诗文全能,书精古篆。张琦的儿子仲远为其女兄弟诗词结集刊刻,合称《毗陵四女集》,传为佳话:“一门风雅,可想见其渊源有自矣。”
      安吴包世臣这样评价四女的诗词:
      “纬青幽隽,婉排,若绮和雅,各得先生之一体,恭人(孟缇)则缠绵悱恻,不失于愚。属词必事,必达其志。节族膏泽,多有所得,被文采而能高翔矣。”
      张氏四女的词风,总体来说沿袭了常州词派的美学风范,以幽约怨悱为主,同时兼具清丽超逸。她们以同中有异的风格,构成了清代常州词派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对后代女词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常州另一著名女词人左锡旋从小就在孟缇门下受贽,善工诗词。
      “毗陵四才女”荟萃一门,名扬天下。当年山东故里的士绅专程慕名来到常州,邀请张氏四姐妹合作《曲阜令王君妻程孺人墓碣》。当时珊英已亡故,于是熠英撰写墓碣文稿,纶英书写碑上文字,婉英题写篆额。同一墓碣出于同胞三姐妹之手的合作结晶可谓绝无仅有,故一时传为美谈,此碑被称为“三绝”,致使许多名人学者亲临观赏,一睹为快。此时传到朝廷中,曾国藩、胡林翼等达官贵人都为之咋舌。
      
      二 张氏四女词体创作成就原因探析
      
      张氏四女的诗词创作取得较大成就的原因有很多,本文仅撷取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 常州人文环境的影响
      常州崇文重教的人文环境为常州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空间。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评论了五位女诗人的诗风:
      “闺秀归懋昭诗,如白藕作花,不香而韵;崔恭人钱孟钿诗,如沙弥升座,灵警异常;孙恭人王采薇诗,如断绿零红,凄艳欲绝;吴安人谢淑英诗,如出林劲草,先受惊风;张宜人鲍香诗,如栽花隙地,补种桑麻。”
      又在卷二专评王采薇的诗:
      “其闺房唱和诗,虽半经兵备(指孙星衍)裁定,然其幽奇惝恍处,兵备亦不能为。如‘青山独归处,花暗一层楼’、‘一院露光团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此类数十联,皆未经人道语。”
      常州词派与阳湖文派成员陆继辂亦云:
      “夫人至于忧愁幽思不得已而托之于此(指诗词创作),宜皆圣人之所深谅而不禁者,于丈夫、妇人奚择焉?”
      常州世家大族历来非常重视教育,尤其是女性的教育。许多女性的传记中都有“幼承家学”、“幼承庭训”之类的话,很多大家族还兴办私塾,让女童走进私塾,接受教育,女性与男性一样得到了受教育的权利。这些女性通过接受教育,一方面更加知书达理,一方面增加了文学修养。
      常州文人一向对女性文才持欣赏和彰显的态度,他们对女性写诗词,不但不反对,不歧视,反而经常加以鼓励和支持。如陆继辂之妻钱惠尊、次女采胜、三女兑贞皆擅词能诗,陆继辂曾有诗赞美妻女:“半亩莺花堪入画,一家妇女尽能诗。”
      张氏四姐妹从小就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下学习写作诗词,并且尽读家中藏书,她们的父亲张琦读了后大为赞赏:“是皆美才”,于是“讲说大义”,使得四姐妹“学亦日进”。
      为了鼓励女子写词,常州文士常常把女子的词作刻印在名家之后,并且请名家作序以扩大她们的影响。张仲远为其姐张熠英刊刻诗集,请来了刘晓华、薛子衡、吴德旋等为之序,并对张氏的诗词作一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宛邻四女皆能诗,而孟缇工力尤至……从来闺阁之作大都绘写花鸟流连景物而已,求其宗尚风雅根柢性情者何可得哉?故其所作恒不免蹈常袭故之讥焉。今孟缇夫人之作则不然”。
      正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张氏诸女的文学创作与其他才能得到了肯定,并进一步激发了她们的创作热情。
      2 家学的渊源
      前人曾归纳女子成功的原因,其一为“名妇之女,少秉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张氏家族,世代为儒。张惠言父亲张蟾宾“九岁而孤,……家贫,日不得再食。……兄弟相厉以儒学”。当有人劝其母让儿子另习能糊口的他业时,其母说,“自吾翁而上,五世为文儒,吾夫继之,至吾子而泽斩,吾不可以见吾翁。”于是其母“卒命之学。……三子皆以文行有声”。
      到张惠言,四岁时父亲去世,虽家境贫寒而愈发图强,每晚读书到四更方休息,终于成为一代宗师。张琦乃遗腹子,亦刻苦好学:“府君(指张琦)四五岁,张太孺人口授书,伯父为之讲解。稍长,好学不缀。暑夜无帐,蚊蚋群集,稍卧辄醒,醒则复读。”
      张氏父子、兄弟的这种励志苦学的精神,亦传染给了张氏四姐妹。在《〈澹菊轩初稿》后序〉中张纨英记录了她们姐妹读书的艰辛:
      “于是尽读家藏书,凡汲炊烹饪洒扫浣濯针线刀尺皆置书其旁,且读且作,仲姊则尽治一日事,俟孺人寝,乃读书达旦,明日治事如故。孺人虽呵禁之,勿辍也。后姊以过劳故多疾病,恒经月处床褥,然益伏枕读书,故镜台妆匣衾枕之畔皆简册堆积……”。
      作为张氏四女之父的张琦一向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张琦常年奔走风尘,在家的时间非常少,但只要他在家,他就会为子女“讲说大义”,使得她们诸姊妹“学亦日进”。而当他有机会带眷赴任时,他把诸女都带在身边,亲自教育她们,“定省之际常论说今古评陟诗词以为乐”。
      家学影响中还有一条不可忽视,那就是母亲的影响。张氏四女的母亲汤卿瑶出身名门,是以贤淑著称的“常州才女”。张琦为生计常年“南北奔驰,中秋节多在客中”,教育子女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汤卿瑶的肩上。因为家贫,汤卿瑶要“躬自操作”,忙碌家务之余,亲自“授唐人诗”。张琦《亡室汤孺人行略》谓:“四女晓文义能诗,皆孺人之教也。”母教的作用如此巨大,难怪董士锡先生要发出这样的感慨:“夫自唐以来,母之教往往过于父。”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3 兄弟姊妹的互相提携、影响
      据《〈澹菊轩初稿〉序》记载:
      “盖仲远鲜昆弟有姊四人,其仲姊早世。仲远割宅与叔季两姊同居,欣戚相共、缓急相助,暇则以学行相勖,读书咏歌怡怡如也。其伯姊……从宦京师,常以不得同居为恨,故仲远家居一二载必赴京师依之,在京师一二载又必归。其归也,伯姊恒思之;其在京师也,叔季两姊又思之。故怀思感慨之作往来唱酬无虚岁。
      大抵多与仲远赓和之作,朴直真挚所以激励慰勉其弟者备至……”。
      张氏诸兄弟姐妹间非常友爱,互相关心互相提携。遍阅张氏诸姐妹的诗词,与兄弟姐妹的应和之作非常多。“一家姊妹兼师友,入骨烟霞见性真。忆弟书来江上月,思亲句好梦中身。”正是在这样的应和酬唱中,诸姐妹相互切磋,相互学习,文笔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4 自身的努力
      正如前面所述,张氏姐妹读书非常努力。她们跟随母亲“操作并理中馈,无暇专志读书”,“但凡汲饮烹饪洒扫浣濯针线刀尺皆置书其旁”,常常“且读且作”,“读书达旦”,以致“以过劳故多疾病”,但就是这样,诸姊妹依然“冥心潜索”,“为诗之艰苦勤困若此之甚,恐亦非今之为诗者所及”,因此张氏诸姐妹人人有诗名、诗集,“更推嘉话”。
      5 家族的荣誉感
      张惠言的祖母在家庭最困难的时候,曾说“自吾翁而上,五世为文儒,吾夫继之……”,言语间对家族的世代为儒充满了自豪感。张惠言的母亲也一直用先辈的事迹鼓励张惠言兄弟刻苦勤奋,言语间亦透露出对家族荣誉的自豪感。而张惠言的妻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吾家十数世……皆业儒……”。
      作为张惠言、张琦后人的张氏四姐妹,她们也时时把家族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学创作水平,以不致于给伯父与父亲抹黑。
      
      三 张氏四女对常州词派的继承
      
      张氏四姐妹总体继承了常州词派的风格特征,在词的创作上讲究词的写作技巧,讲究意蕴,在慢词的创作上比同时代的女词人出色,因而形成了较异于同时代其他女性词人的风貌特征。
      以下试从张氏姐妹的具体作品来分析张氏姐妹对常州词派的继承。
      1 强调意蕴,以“缠绵悱恻”为主要风格特征
      张惠言《〈词选〉序》云:
      “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名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
      因而《词选》一出,“意内言外”即成为张惠言论词的核心范畴。词之“意内”为“情”,亦即“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词之“言外”为“微言”,以“低回要眇”为其特征。
      张氏姐妹的词作正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如张熠英的《水龙吟・瓶中桃花》:
      “晓来无赖东风,芳菲落尽春犹在。几枝半敛,胆瓶深贮,朱颜未改。银尘轻,玉炉香细,怕他憔悴。 清明过了,无情双燕,衔不到、秋千外。斜倚小窗欹侧,想嫣然、不禁铅泪。一缕游丝,数声啼,离愁易碎。凭遍阑干,半规新月,那堪无寐。便春归处处,残红却护,得他飘坠。”
      你看她多么希望留住春光,可是她在词中并不明说,“芳菲落尽春犹在”,春天在哪里,就在那养在瓶中的桃花里,“几枝半敛,胆瓶深贮,朱颜未改”,为了留住春光,她费尽心思,“银尘轻,玉炉香细,怕他憔悴”。可是春光又怎能留得住呢?于是她“斜倚小窗欹侧,想嫣然、不禁铅泪”。在词人的低回吟唱中,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词人对春光的留恋,更有面对美好春光,却无亲人与她一起欣赏的满腹辛酸。燕子都成双成对,她呢?“凭遍阑干,半规新月,那堪无寐”。在词人的辗转反侧中我们体验到了她的孤独、寂寞。
      2 重视比兴寄托
      张惠言《〈词选〉序》又云:
      “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
      因此,比兴寄托成为常州词派的美学标准。综观张氏姐妹的词作,尤其是她们的咏物词,很多有寄托的深意而无寄托的痕迹,诚能称之为“绝妙好词”。
      且看大姐熠英与小妹纨英的同题词作《疏影・水仙》:
      “兰闺深。正画帘不卷,烟篆低袅。镇日想看,玉骨娉婷,清绝小窗晴晓。陈王曾识临波步,想一样、盈盈娇小。是谁将、倩影移来,化作一枝香草。为忆深宫旧事,杜鹃啼血后,幽恨多少。洗净铅华,展尽芳心,只有闲愁未了。孤根已分随冰雪,莫更被、东风吹老。算幽香、肯让梅花,耐得十分寒峭。”
      锁窗清冷。有数枝绰约,低傍妆镜。素靥盈盈,越样玲珑,嫣红怎许相并。冰魂算与琼楼远,忍便入、等闲花径。到夜阑、明月飞来,帘底暗窥纤影。还记当时憔悴,翠鬓愁不整,尘梦初醒。故国云迷,洛水依然,幽恨诉将谁省。珊珊休忆凌波步,怕前度、佩环难认。尽深深、银低垂,不管晓来风劲。
      历来咏水仙的佳作很多,如吴文英的《花犯・郭系道送水仙索赋》、辛弃疾的《秀鸾凤花犯・赋水仙》等等。在前代词人的笔下,水仙是“岁寒伴侣”,而到了张氏姐妹笔下,水仙不仅仅是“岁寒伴侣”,更多地成了她们倾诉感情的对象,她们的忧愁暗恨是如此清晰,以至于读的人也被深深地感染了。
      3 具有经世实用意识
      清代嘉道时期,朝政黑暗,民怨沸腾,衰败迹象已日趋显露,国外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亦已日趋严重。常州词派正产生于这一内忧外患的时期,故常州词派词人们都有着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他们的词作中也表现了经世致用的精神。
      张氏四姐妹继承了常州词派经世致用的传统,非常关注社会,关注时局。沈善宝《名媛诗话》记载:
      “壬寅荷花生日,余过澹菊轩,时孟缇初病起,因论夷务未平,养痈成患,相对扼腕。”
      两人因此合作写下了《念奴娇》:
      “良辰易误,尽风风雨雨,送将春去。兰蕙忍教摧折尽,剩有漫空飞絮。塞雁惊弦,蜀鹃啼血,总是伤心处。已悲衰谢,那堪更听鼙鼓。闻说照海妖氛,沿江毒雾,战舰横瓜步。铜炮铁轮虽猛捷,岂少水师强弩。壮士衡冠,书生投笔,谈笑平夷虏。妙高台畔,蛾眉曾佐神武。”
      上半阕为张熠英所作,词作写得细腻委婉,把忧时伤春与忧国忧患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表达了她对时局的忧愤之心。故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赞赏曰:
      “其眷怀时局似此,求之当时闺阁中所仅见。”
      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亦赞曰:
      “闺阁弱女,而能关怀世局若此,岂殆鲁之漆室女耶。”
      
      四 张氏四女的创新与突破
      
      张氏姐妹一方面继承了常州词派的创作传统,另一方面又有所创新和突破。
      1 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长时期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女性成了男性的依附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女性的自我意识也在逐渐觉醒,很多女性为自己身为女性而感到骄傲,并大唱赞歌。她们不再安于闺阁庭院的狭窄生活,渴望担当社会角色。她们勇于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挑战,表现出对女性价值的重新认定。清代常州另一著名女词人恽珠曾说:“则女子学诗,庸何伤乎?”这和著名文人袁枚所责斥的“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斯言”正相呼应。她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吟诗作赋,抒发自己的感情,并搜集整理女性诗词,编辑了《国朝闺秀正始集》,使女性的作品亦能流芳千古。
      作为女性,张氏姐妹一向对自己充满自信。张熠英就颇有见地地对前人汪心农的《撷芳集》和恽珠的《国朝闺秀正始集》进行过评论,指出汪氏编撰的女子诗作标准太低,恽氏所辑又过于简单,都不能代表闺秀诗人的真正水平,因此她重新设定标准,选编了一部《国朝列女诗录》。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张熠英的在其诗《古剑》中写道:
      “百战雄心在,休夸七宝装。风霜疑杀气,神鬼泣寒芒。电掣虚堂冷,虹横碧落长。良才岂沦没?紫彩识十将。”
      她借“古剑”婉转地表现了自己虽身为女性,但却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
      2 情感的表达更细腻直白
      如前所述,常州词派以“意内言外”作为词的审美标准,总体风格幽约悱恻。但作为男性,他们情感的表露比较隐曲,而女性词人,她们是“我手写我心”,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体验用文字的形式表达了出来。
      且看张纶英的《高阳台・菊和若绮妹做》:
      “春梦惊回,槐阴尽卷,栏前暗斗新秋。雨细风疏,廿番花信皆休。丛残已分同芳草,仗轻云、扶上琼楼。最堪怜,浅笑轻颦,还抱新愁。东皇应是嫌幽独,怅霜天寥迥,艳艳都收。容我清狂,一般顾影篱头。闲情陶令常相忆,叹江梅、沈梦汀洲。好凭他,丹桂清芬,伴我忘忧。”
      词人把“丛残”的菊花的内在轻狂与赏菊人的落拓不羁紧密融合在了一起,从“顾影篱头”的幽菊,到追忆爱菊的陶渊明,再到叹赏汀州上的江梅的词人自己,情感的表达是如此得直白而又细腻,读者分明看到了那清傲不群的菊花以及那与菊花为伴的桀骜不驯的词人自己。
      再看张珊英的《疏影・赋得蛛丝网落花》:
      “檐蛛暝织,放游丝一缕,黏住香魂。满地余芳,不卷重帘,正怯晚来凄寂。东风又是频吹送,共柳絮一般轻别。忍看他尽残红,春去者番难觅。淡月深林乍影,小楼凝望处,斜络篱隙。恰似闲愁,系得芳心,一刻几回欹侧,多情凤子寻香梦,想叶底双双怜惜。莫教他粉翅飞仙,来伴春魂狼藉。”
      作品开篇就将“蛛丝网落花”的题意全部包拢,而“香魂”一词尤其幽艳,词人娓娓道来,写出了春去人间的忧伤与美丽。下片更是淋漓酣畅地写出了这令人销魂的残缺美丽,直扣“春魂”。词人用她那细腻的语言把一个早已被无数词人染指过的旧题材写出了新韵味。
      总之,张氏姐妹词作的美学追求基本延续了常州词派的论词主张,同时又有一定的创新与突破。
      
       参考文献:
       [1] 龚自珍:《定庵文集》,《补・古今体诗》(卷下),吴煦刻本,清同治7年(1868)。
       [2] 蒋维乔署签,张惟骧撰:《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旅沪同乡会,民国33年(1944)。
       [3] 沈湘佩:《名媛诗话》,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引)》,中华书局,1932年版。
       [4] 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
       [5] 包世臣:《艺舟双楫》,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引)》,中华书局,1932年版。
       [6] 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7] 江庆柏:《明清苏南旺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 《澹菊轩初稿序》,宛邻书屋刻本,清道光20年(1840)。
       [9] 冼玉清:《广东女子艺文考・自序》,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年(1941)。
       [10] 张惠言:《茗柯文二编》(卷下),《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1] 张曜孙:《张琦行述》,清道光(1821-1850),木活字本。
       [12] 张纨英:《澹菊轩初稿后序》,宛邻书屋刻本,清道光20年(1840)。
       [13] 张琦:《宛邻诗》(卷二),宛邻书屋刻本,清道光20年(1840)。
       [14] 董士锡:《齐物论斋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5] 陆黻恩:《澹菊轩初稿题词》,宛邻书屋刻本,清道光20年(1840)。
       [16] 薛子衡:《澹菊轩初稿题跋》,宛邻书屋刻本,清道光20年(1840)。
       [17] 张熠:《澹菊轩初稿》,宛邻书屋刻本,清道光20年(1840)。
       [18] 恽珠:《国朝闺秀正史集卷首》,红香馆刻本,清道光21年(1840)。
       [19] 张纶英:《澹菊轩初稿(引),宛邻书屋刻本,清道光20年(1840)。
      
       作者简介:陈雅娟,女,1967―,江苏常州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元明清方向),工作单位: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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