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4日,曹禺诞辰100周年。曹禺生前所在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幼年生活过的天津,故乡湖北潜江,乃至更多地方,都在以不同方式纪念这位杰出的戏剧大师。人们以不同角度,追忆自己心中的曹禺。
在这众多追忆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女儿万方的。作为女儿,且同样是“写作者”,万方或许是最懂父亲的人。懂他的天生悲观主义,懂他与母亲相知相契的深厚情感,更懂他在晚年灵感干涸“写不出东西”的无奈与痛苦。
“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
万方对人生的感悟,其实很多都与父亲有关――他的思想、他的性情、他的经历,都在潜移默化间影响着她。万方14岁时,曹禺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即便如此,万方从没怀疑过父亲,批判他是坏人。“我和他从没有过对立,丝毫都没有,他一直是我崇拜的人。”
万方感慨说:“‘文革’把我父亲彻底打碎了。但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时代的轮子滚滚向前,把一代知识分子彻底碾碎。”万方觉得,像沈从文、钱钟书等老先生都一样被时代碾碎了。
“‘文革’后我爸很快恢复了名誉,又是院长,又是主席,但这对他是另外一种摧毁。他晚年的痛苦在于想写,却怎么也写不出来。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
晚年时,曹禺几乎完全不推辞外界活动――上午一个活动,下午一个活动,晚上还要观摩看戏,日日如此。每天回家后,曹禺已是精疲力尽,根本不可能写作。
“经过‘文革’,他不敢对外面真诚,经常说违心的话,比如出去看戏之后,不好的戏也说好。”万方说。
1983年春天,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应邀来华,曹禺特意请他到家里做客。吃饭时,曹禺拿出好友、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信中这样说――“曹公曹公!你的书法照麻衣神相看,气势雄强,间架缜密,且肯定是个长寿的老头,所以你还应该工作。在纽约,我在阿瑟・米勒家住过几天,他刚写一个新戏《美国时间》,我跟他上排练场去看他边排边改剧本,那种活跃,那种严肃,简直像鸡汤那么养人。我觉得他全身心的细胞都在活跃,因此,他的戏不管成败,都充满生命力。你说怪不怪,那时我想到你,挂念你,如果写成台词,那就是:‘我们也有个曹禺!’但我的潜台词却是:‘你多么需要他那点草莽精神。’你是我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于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谁也不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践了你。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了莎翁《麦克白》中的一句话――‘醒来啊麦克白,把沉睡赶走!’你知道,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黄永玉谨上!”
万方回忆:“他朋友很多,只有黄永玉会这样直接、严厉地批评他。”
“他当时特别珍惜这封信,有一阵子每天都拿出来看,看了许多许多遍。”万方记得,另外一封对父亲的“批评信”来自巴金。巴金给曹禺的信中写道:“你一定要写,你的心里是有宝贝的,一定要写出来,不要带走。”
可惜的是,晚年一心想要写出“大东西”的曹禺,最终没能再写出一个完整的作品。
“他在情感上只有一个女人,是不可能的”
近些年,万方一直想写本特殊的书――关于父亲曹禺,并在书中把父母亲的情书放进去。“我有些父亲上世纪40年代写给母亲的情书,其实那个时候,我母亲是个第三者,这个事情曾经让我特别困惑。很多人让我谈父亲,但是在谈到婚姻这个部分的时候,我是最不配合的。我觉得情感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不愿意多说。我母亲当年的身份对我可能是一种障碍,但是到了今天,我自己写了这么多东西,应该说这一切我挺清楚了,我也一直想突破这个障碍来写这些故事,我从心里是非常理解父亲的,因为像他这样一个人,如果他在情感上只有一个女人,是不可能的。”
曹禺一生中有过三任夫人,第一任夫人郑秀,第三任夫人李玉茹,万方的母亲方瑞是第二任夫人。
最近,万方把父母恋爱时候的情书一字一句敲到自己的电脑里。“那些40年代的钢笔字已经快看不出来了。我爸的字真是只有我能认,小极了,写在软软的长条宣纸上,竖着写,像小蚂蚁一样,细细密密的。我打这些字的时候很感慨,我妈妈还是幸福过的。她拥有过那样的爱情。我爸对她就是整个世界。‘文革’的时候,很多夫妻都离婚了。我爸关在牛棚里,我们又都下乡插队了,我妈自己去看我爸。我最近才忽然想到,这些情书保留下来很不容易,‘文革’的时候都没有烧掉,可见我妈妈是多么珍惜爸爸写给她的只言片语。”
“这之前,我爸跟他第一位夫人郑秀的不合适是众所周知的。吴祖光就说过,我爸当时追求郑秀追晕了头,‘我很奇怪,他们俩怎么会走到一起?’但情感问题很难说清。”万方回忆道。
1946年曹禺赴美讲学期间,郑秀带着两个女儿由重庆回到南京。曹禺曾经在美国给郑秀写信正式提出离婚要求,郑秀没有同意。从美国归来后,曹禺又一再要求离婚,还是没有结果,他与方瑞之间就只能保持名不正言不顺的同居关系。1950年初,郑秀从福州调到北京,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曹禺又一次提出离婚。由于郑秀要曹禺拿出500元钱的补偿金才答应离婚,这在当时称得上是一笔巨款,而曹禺又实在没有这笔钱,离婚再一次陷入僵局。当周恩来了解到这件事后,当即表示拨款帮助曹禺解决人生难题。
万方说,曹禺是一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他是一个天生非常真诚、痛苦、脆弱的人。”
“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自我否定的人。但我深知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充满了矛盾。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而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力量时,绝望和恐惧就会把他压垮。”
万方认为,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个人际遇各有不同,但其本质的悲剧性是注定的:“文革”中来自外部的强大的对知识分子的压力,以及“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内心给予自己的巨大压迫和由此带来的内心的不自由,是悲剧的根源。
摘自《小康》2010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