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年创立的哲学门算起，北大哲学系迄今已满一百周岁。北大哲学系是中国大学第一个哲学系，历史最为悠久同时也最为完整——它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全国唯一未中断办学的。北大哲学系至今已有近万名毕业生，培养出数代中国最优秀的哲学家，堪称中国的“思想家摇篮”。细数今日中国高校里的哲学名家，也都或多或少与北大哲学系有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大哲学系的历史，就是中国现代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
古希腊人云，哲学就是爱智慧。1931年，胡适在给北大哲学系毕业生的临别赠言中写道：“哲学系应该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最少。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他因而抛出了一个问题：“我常常想，这许多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事？能够做些什么事？”最后，他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你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百年来，北大哲学家群体留下了大量著述、精神遗产，其经历的岁月也见证了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绚烂与沉抑交织的求索之路。
中国最早的哲学科系
1912年民国元年，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帝制宣告终结。“京师大学堂”成为“百日维新”仅存的硕果，更名为“北京大学”。也就是在这一年，《民国元年学科设置及课程安排》的出炉，让北大再次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北大一改往日“经学”或“理学”的旧称，创设哲学门，成为中国最早的哲学科系。哲学门下设“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两大类，不过当时还没有讲授西哲的教授，故亦有“中国哲学门”之称。
此前，哲学一直被排除在清末学堂章程和大学的学科之外，因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没有这一概念，更无此学科。黄遵宪于1887年从日本首先引进了这一概念，此后“哲学”一词才逐渐为学人所引用。
1912至1913年间，北大四易校长，两次遭停办裁并之危，直到1914年胡仁源接任校长才恢复常态。哲学门因此沉寂了两年，从1914年开始正式招生，首届学生于1917年6月毕业。1916年，一个对北大发展至关重要的人物蔡元培就任校长，他的“兼容并包”的自由思想给北大带来了新的气象，也直接开启了哲学门的兴盛。
蔡元培爱好佛学与哲学，自己的专业领域也是哲学和伦理学，他不仅为北大延揽了一批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这样的风云学者，还往往独具慧眼，不拘一格起用贤才。他聘用只有初中学历的梁漱溟，早已成为著名佳话。1917年，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当记者的梁漱溟，一次持论文《究元决疑论》向蔡元培请教。没想蔡元培回说早已在杂志上读过，称赞“很好”，遂当场请他来北大教授印度哲学。多年后，梁漱溟仍记得当时的惶恐：“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我只不过为解决自己在人生问题上的烦闷，钻研了一些佛典。”蔡元培宽慰他：“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又劝说道：“你不是要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年仅二十四岁的梁漱溟，就这样成了北大哲学系的讲师。
哲人各领风骚，开风气之先
北大哲学门于1919年更名为哲学系，发展为当时北大最重要的一个学系。这一年，五四运动爆发。北大成为中国社会新思想的策源地。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形容当时开放多元的北大：“背后拖着长辫子、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哲学系先生们各具风采，奇人妙语，不仅引来许多人旁听，也往往引领风气之先。
“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了，在胡适之前由陈汉章讲授。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的《洪范》篇。胡适一开始授课便新意迭出。后来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当时是北大哲学系大二的学生，一时颇难接受：“他（胡适）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讲义，开头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于是顾颉刚拉着读大二文学系的傅斯年，策划“扳倒”老师。当时留学归来的胡博士，不过比他们大五六岁。傅斯年在北大已赫赫有名，此前他就曾将教授《文心雕龙》的教授、章太炎的门生朱蓬仙成功逐出门外。他将朱的讲义一夜读完，勾出了三十多条错误，将了他一军。校长蔡元培看了，只得将朱辞退。但傅斯年“鉴定”完胡适的课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后来更虔诚投在胡适麾下，不时造访请益。
1922年，熊十力被蔡元培请来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他一到北大，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的学院式教学方式，而效仿古代师生朝夕相处的书院式的教学方式。熊十力为人狂放不羁，一派魏晋风度。他在北大讲课时，兴致之处往往情不自禁，随手便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猛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堂宇。因此学生们都不敢坐第一排，怕挨“熊掌”。哲学家牟宗三，1929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当时身为学生的他，最欣赏推崇熊十力。他曾回忆与老师的初见：那是1932年冬，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缩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正讲着课，老先生突然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牟宗三耳目一振，看着老师把眼睛瞪起来，“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他感叹：“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牟宗三一生追随熊的时间最久，受教也最多。
哲学家冯友兰1915年考入北大，是哲学系的第二届学生。他曾在《北大忆旧记》中温情回忆当年难忘的求学时光。当时的功课以中国哲学为主，课程有经学、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与宋学（即宋明哲学）。陈黻宸给他们上诸子哲学，一口温州一带的土话，非常难懂。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学期，才讲到周公。一次有个同学问：“照这样讲，什么时候可以讲完。”老师坦然答之：“哲学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要讲完，一句就可以讲完。若要讲不完，永远讲不完。”到了毕业时，全体师生照像留念。他写道，陈独秀与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态度恭谨，陈则很豪放，他的一双脚，直横伸到梁漱溟面前。相片洗出后，陈独秀一看，说：“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脚，伸出太远一点。”班长孙时哲回说：“这是先生的脚。”陈独秀大笑不已。 哲学系几位名教授间还有“打对台”的传统。比如胡适和梁漱溟就打过“擂台”，二人同时在北大红楼开课，西装革履的胡博士在四楼上“中国哲学史”，布鞋布袜的梁漱溟则在三楼开讲“印度哲学”。二人各执己见，胡主张全盘西化；梁认为应当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胡适说梁：“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见东西文化，印度哲学？”梁漱溟则针锋相对：“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两人的课都很叫座，这出对台戏足足唱了一年。
宽松而自由的氛围，自然催生学术硕果。胡适在1919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影响极大，不到两个月就印行两次，两年内共印行七次。此书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在中国成立的标志，胡适本人因此被视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开篇人物。梁漱溟在1921年写就《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被誉为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
开放包容的北大哲学系，还成为当时中西哲学思想交流的中心。1919年5月起，美国哲学家杜威与英国哲学家罗素相继访华，讲学活动的中心都是在北大。西方哲学缘此扎根中国社会。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股重要思潮。罗素来华讲学，也在中国哲学界播下了逻辑分析方法和分析哲学的种子。1924年，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张颐学成归国，在众多伸来的橄榄枝中相中北大哲学系。他开设了西洋哲学史、德国哲学、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等课程，“西方古典哲学才开始真正进入了中国近代大学的哲学系”。
西南联大，交融共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高校纷纷内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危难之际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三校的哲学系合并，改为“哲学心理系”，由汤用彤担任系主任。当时哲学系的教授有清华的金岳霖、冯友兰、沈有鼎等，北大的汤用彤、贺麟、郑昕等，南开的冯文潜，阵容之“豪华”，在国内大学中无出其右。
金岳霖当时已以《逻辑》一书闻名，雅号“金逻辑”。他于1926年回母校清华任教，并一手创办了哲学系。初创维艰，当时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传为美谈。冯友兰后与他一同发展壮大了清华哲学系。北大哲学系重考据，看重中外哲学史的研究，清华哲学系则赞赏英国穆尔、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金岳霖对此戏言道，北大哲学系是“学而不思”，清华哲学系是“思而不学”。三校在学术上各有千秋，合并后交融互补，相得益彰。
虽身处战时炮火的动荡，但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仍闹中取静，保持着求知的热情和独立的品格。任继愈当时就读于联大的哲学心理学系。他回忆，那时全国高校都要上“党义”课，教者照本宣科，学生勉强应付。只有西南联大不设“党义”课，而以伦理学取而代之，全国院校只此一家。
哲学系教授们重视创新，按照现成的教科书讲课，被认为不光彩，都以讲自己编写的教材为荣。教授之间也互相听课，切磋取经。沈有鼎讲《周易》，这部书太难懂，听众寥寥，但其中便有闻一多。郑昕讲康德哲学，数学教授程毓淮也来旁听。战时与海外大学的交流十分困难，哲学系的师生们仍密切关注着国际学术前沿各领域。任继愈记得，有人回国带回一本新书，是江泽涵教授写的《拓扑学》，当时没条件复印，教授们便辗转手抄。为了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哲学系便鼓励学生选修第二外语德语。
艰难的条件下，教授们也不忘苦中求乐。西南联大从长沙迁到昆明，冯友兰途经镇南关过城门时，手臂意外骨折。金岳霖后来对冯友兰的女儿宗璞说起此事，幽默地演绎了一番：“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
西南联大的八年中，汤用彤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金岳霖写就与《逻辑》媲美的《论道》，冯友兰则以《新理学》等“贞元六书”创制“新理学”的思想体系，成为上世纪40年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前述经典与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陈康的《〈巴曼尼德斯篇〉译注》等，都可列入彪炳史册的著述。
群星璀璨与星光黯淡
1946年秋，北大复校，哲学系随校北上。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南京政府有意将北大南迁，胡适据理力争不搬迁，经过激烈的辩论，北大终于安得其所。然而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却坐上了告别赴台的飞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卷，此生也没能再续写完，就此得一别名“上卷先生”。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保留哲学系的高校，其他大学一律取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6年。清华、燕大、辅仁大学、南京大学、武大的哲学系骨干教师，也都一纸调令齐聚燕园。从现代中国哲学教育的格局来看，这次大调整无疑伤筋动骨。但北大哲学系一时群贤毕至，灿若星河，“这一人才济济的盛况，迄今仍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但伴随院系调整而来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汇聚到北大的众多“旧教授”，并不能继续传道授业，更遑论著书立说了。美学家刘刚纪在1952年考上北大哲学系，他说当时就是想学自己很感兴趣的美学。但直到他毕业，北大哲学系始终没有开过美学课，连讲座也没有，虽然当时美学界的权威宗白华、邓以蜇就在哲学系，朱光潜在西语系，求知若渴的刘刚纪只得私底下去频繁“打扰”这些老师……
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学者汤用彤，在院系调整后不让他再管教学科研，而成为分管“基建”的副校长。当时北大校园很多地方大兴土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缓慢的脚步和不高的身影。汤用彤一贯谦和温雅，他只说这没有什么不好，事情总需要人去做，做什么都一样。1954年，《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领导要汤用彤发言。汤用彤心理压力很大，当年他去北大教书就是胡适推荐的。胡适飞台湾前，还把北大的事务委托给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和秘书长郑天挺。他回到家第二天便昏睡不醒，诊断为大面积脑溢血，自此手腿不能再用，只能坐在轮椅上。
一些教授则走上了另外一条路。金岳霖在新中国以后的巨大转变，也让许多他的朋友都看不分明。他开始热衷讨论和批判，全面否定自己，认真地参加批判胡适、梁漱溟、章伯钧等各种活动，批判自己毕生尊敬的罗素，甚至在《逻辑论》中说“逻辑有阶级性”。汪子嵩认为：“如果让金先生的学术研究发展下去，他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的亚里士多德。”
另一位哲学名家张岱年也在晚年感叹：“我一生中最遗憾的事就是在1957年多说了几句话，结果被戴了右派帽子，经过五年才摘帽。摘了也不行，到1979年才改正……可惜从五十岁到七十岁什么工作也不许做，二十年里光阴虚度。”
汤用彤的儿子汤一介，也是北大著名的哲学家。在一次访谈中，他坦承父亲在1949年后“就没写出过像样的学术著作”，他既为父亲也为老一辈的学人倍感遗憾，那些年本该是辉煌迭出的时代。北大哲学系在拨乱反正后重拾辉煌，在当今中国仍执哲学界之牛耳。从中走出的汪子嵩、汤一介、张世英、黄枬森、陈来等一代学人，撑起了一方学术的天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冯友兰临终前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页，写着张载的这几句话，无疑将激励更多后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