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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氏土司:“忠勇守国”500年] 木氏土司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3-31 05:04:42 点击:

      初次接触家史是在幼年,当时我妈妈带我去看“抗日战争胜利”的图片展览,她指着一张大幅人物照片上的年轻男子对我说,看,那是你爷爷多永清。  当时看着陈旧照片里的人,懵懵懂懂。时光流逝,我已近三十岁,但对家史仍不甚关心,直到今年端午节回家读到《陇川宣抚司多氏世系谱略》,这才帮我推开了探索多氏家族的大门。这扇大门里的故事,是一段历经500多年,发生在云南边疆陇川的历史,是一个关于陇川土司的家族故事。
      多氏土司承传二十六代
      翻开我的爷爷多永清在民国时期撰述的《陇川宣抚司多氏世系谱略》,开头即说明家族之起源,“陇川宣抚司属境为故元时之麓川平缅两路各一部地,多氏之祖先世居之元顺帝至元中思汉法,崛起于缅甸随北侵麓川平缅”。
      多氏祖先是从四川随诸葛亮征南来的,初期做过很小的官,负责征派赋税。到了多歪孟这一代随明代名将王骥征“麓川之役”,立有战功,地位才升高起来。
      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明王朝在今云南陇川县地区设陇川宣抚司,当地傣族部落酋长恭项为第一任宣抚使(即土司),多歪孟为同知。后因“恭项暴杀无辜,刻虐蛮人,同知多歪孟为夷人信服”(《明实录》),同时明王朝为平定“麓川之役”,稳定云南边疆局势,于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委任多歪孟为陇川宣抚使。“此多氏始为宣抚之由也”(《新纂云南通志》)。
      从多歪孟开始,陇川宣抚司一直由多氏土司世袭其职,一共传二十六世,到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废黜土司制结束,共508年。
      土司制度是中原王朝在落后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当地土司承担着坚守边疆安宁,政治上巩固封建王朝统治,并在经济上维系固有生产方式的诸多功能。
      陇川宣抚司的辖境,据第二十六代土司多永安向朝廷和云南行省呈报的《宗图清册》记载,“东至遮放山顶五十里,南至西帕河(此河在缅甸八莫北面山脚)一百二十里,西至户撒山顶五十里,北至杉木笼山顶一百里”。我的祖辈们,管理这片林木葱茏的土地,长达508年的时间。
      保卫疆土500余年
      翻开家谱,看到的多是500年来多氏家族为保卫疆土,发展地方经济与文化所进行的努力,一代又一代的土司,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勾画出一个跟随时代跳动的家族史,一部繁衍不息的地方志。
      第一代多氏陇川土司多歪孟被委任为陇川宣抚使后,他把陇川绘成图本,“造报板册,招民耕种,守任边防在任”。在麓川平缅宣慰使司后代思机法叛乱时,多歪孟“招抚夷兵”“血战杀敌,斩获贼首,报验军门”。多歪孟征战数年,染疾在任,于正统九年病故。
      第六代陇川土司多士宁是一位“忠烈土司”。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缅甸洞吾王朝的莽瑞体武装进扰陇川,多士宁拒绝莽瑞体诱降,依靠明朝武力抵抗。正所谓家贼难防,多士宁的女婿岳凤用毒酒谋杀了多士宁,多士宁印太夫人与两个儿子看局势险峻便带着土司印玺出逃,但不幸被岳凤杀害,岳凤携土司印投靠了缅甸洞吾王朝。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明朝派游击将军刘廷、参将邓子龙率军抵御,才将莽军逐出陇川。
      多士宁之变故在《神宗实录》有载,“陇川宣抚司逼近腾永,外捍诸夷,籍为内地藩屏,自宣抚多士宁物故,头目岳凤久蓄异谋”“杀害士宁妻子,占据士宁爵士,假称传幼、传贤,攘执印牌勘合,法不容诛。”这段话也点出陇川宣抚司在守卫疆土上的重要作用。
      第八代多氏土司多思顺,《宗图清册》载为“十世祖,承袭父职,加正三品服色,年老告替”。他“加正三品服色”主要是平定顺宁府(今云南省凤庆县)叛乱有功。他的事迹在多永安时代的土司教读杨少臣先生所撰的《陇川多氏土司家谱》中有所记载,万历年间云南省凤庆县的孟廷瑞叛乱,朝廷派兵平定,多思顺选土司武装精锐五百,战象一只,协同南甸、干崖土司前往征讨。
      平定叛乱后,多思顺受到朝廷嘉奖,“功加军民宣慰,御奉钦赐敕书,又给免死牌金字匾一面,上刊忠顺天朝四字,又赐金牌一面,除谋反叛不赦外,其余父免二死,子免一死。”
      多氏土司与朝廷的关系,一直和睦。第十一代土司多绍宁在任时,明朝灭亡,清朝定鼎,《陇川多氏土司家谱》里记载,“顺治十六年一统华夷,八方向化,多绍宁率众倾心,首出归顺,蒙平西大将军给以令剑,管理地方。”
      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在平西王吴三桂的请求下,清廷决定出兵缅甸,迫使交出明永历皇帝,并且摧毁在云南边境地区继续抗清的李定国军。但出动大批军队征讨边远地区兵员、粮饷都难以为继,于是多绍宁购买粮食供应军队,“平西王准礼部颁给陇川宣抚司方印一颗,并赏蟒袍大帽鞋袜牌缎,奖励勤劳。”
      康熙至道光年间,边疆局势较为稳定,陇川地方也较为清宁,土司无战乱之扰,于是地方文化与经济也在这一时期最为兴盛。
      土司制度下的傣族文化是一部佛教文化的历史,每一代的土司都敬重并推崇佛法。第十三代土司多治国带领百姓礼佛,并扩建今天的陇川游览胜地景罕玉兔塔。第十五代土司多益善时期,佛教经典《阿陇书》(以阿陇为主人公的傣文叙事诗)修订完成,傣文也较之过去广泛地推广开来。
      从《陇川县文史资料选辑》中可窥见当时佛教文化的兴盛:一月过傣历新年,人们互相拜年祝福;二月,僧侣在佛寺斋戒;三月做烧白柴摆,给佛烤火以驱寒冷;四月做迎供佛像摆;五月过又名“浴佛节”的泼水节;六月月圆之日给菩提树泼水;七月设佛台,请比丘到寨里诵经驱鬼;八月人们相约做摆,向僧侣供奉袈裟与粮食;九月到佛寺舍功德;十月做施舍新米摆;十一月做出洼摆,人们相继入佛堂参拜,念诵忏悔经;十二月做赕袈裟摆,把袈裟披与佛身上让他御寒。
      “摆”,在傣语里是节日的意思,即使到了土司制度衰微的民国年间,佛事活动仍是按月进行。正是因为全民信奉佛教,到第十六代土司时发生了一件逸事。第十六代土司多有功笃信佛教,看破红尘,就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弟弟,出家到寺庙当和尚去了,他普渡四十六载,于1707年圆寂。
      时间到了清末,清王朝边疆风云不断。第二十二代土司多蔚祯、第二十三代土司多慈祥历经杜文秀农民起义与腾越中营守备苏开先叛变。到了清朝晚期,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列强虎视中国,民族命运风雨飘摇,多氏土司也投身到这个时代的剧变中。   我的太爷爷,多氏第二十五代土司多忠瑶,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在干崖土司宣抚刀安仁介绍下加入同盟会,“服膺三民主义,入身为党员”,后创立保卫团保卫境内安全。云南省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杨茂实撰写的《多忠瑶墓碑文》中述,“民初以光复之后,公独创保卫团,自总其事,保卫行旅,奸宄绝迹,境内晏然。”
      多忠瑶的保卫团在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之时,为滇西军督府第一都督张文光援助武器,“于辛亥年九月初六日在腾举义驱逐满清官吏,政府给陇川宣抚司本印一颗。”
      同时,正是因为看到了时代的变革,多忠瑶感到土司制度或许即将走向末日,“欧战告终,国内外形势大乱,公知土司制度不能久存,思有以改善”,据家谱的记载,他采取的措施是,“八年公与各司官集议集资成立基业公司,发展农业以减轻人民负担。”
      从他的时代开始,陇川出现了汽车。1929年,多忠瑶让其子多永安从缅甸购得一辆美国“道奇”汽车,用于陇川章凤口岸的中缅贸易。
      多忠瑶后,绵延500多年的陇川土司制度开始逐步走向终结,我相信他一定想过各种措施保存土司制度,但随着日军入侵,中国大乱,新制度的崛起,土司制度终于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我的爷爷多永清
      第二十六代土司多永安任土司时已是1936年,他是多忠瑶的长子,而我的爷爷多永清是他的次子,被任命为土司护印。抗日战争爆发前,多永清管理司署事务,并直接掌管土司武装。
      这时的中国是民族存亡的时刻。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先后占领了香港、菲律宾等英美殖民地后,便分路进攻缅甸,企图切断当时盟国支援中国物资的唯一陆上交通——滇缅公路。1942年,与缅甸接壤的滇西全境沦陷。经云南行营批准,设腾龙、云宁守备区,其中德宏土司区域为腾龙守备区的第二、第三军事区。
      日寇占领腾龙边区不久,盈江土司刀京版来信与时任陇川土司多永安联络组织抗日武装,多永安响应号召,将陇川土司原来的7个司属武装整编成一个支队,多永清任支队长,统一指挥行动。
      在多永清亲笔撰写的《陇川在抗战前后发生的事件》一文中,他记录了陇川土司与陇川的各族人民抗日的决心:
      国军自缅境撤退后,军事当局即下令边疆各属组织义勇军,突击在敌后方破坏交通,切断日军供给。1942年5月15日,刀京版奉命组织的滇缅义勇军成立后,与本司相约组织抗战。司官多永安召集地方首人议事,大家知道敌军暴虐,都说,“我们为了抗拒淫虐,保护家园,应该成为自卫军,将来国军到达,也好帮助消灭敌寇。”因此,就决定在陇川辖区成立一个支队,我为支队长。
      不久,得到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将军允许,陇川自卫军改称为滇西边区自卫军第一路军陇川第二支队,多永清任支队长。在他的号召下,傣族、汉族、景颇族、傈僳族等500多人土司武装不断加入,从此,这支抗日游击队伍得到发展壮大。
      从1942年5月开始,多永清领导的陇川第二支队一共进行了崖垒伏击战、清平街反扫荡战、洋人街围攻战等战斗。
      崖垒阻击战。1944年5月20日,日军从畹町派来一支宪兵队闯入陇川司署,宪兵队长对多永安说,“汉兵已渡过怒江,皇军为保护你们的安全要把你们送到其他地方。” 多永安乘夜逃走,日军竟将多永安妻子、长子等人带走。多永清知道情况后,率四大队在日军必经的崖垒埋伏,打死敌军五人,伤四人。
      清平街反扫荡战。1944年6月15日,日军从南坎、木姐调来三百多人进犯陇川。多永清命士兵分散在清平街附近的竹林荆棘之中,敌军上来一个打死一个,如此周旋应战了六个小时。到了下午,敌军看到我方援军增多,深怕被伏击即时撤退。多永清决定乘胜追击,日军经过岗垒时,又被四大队伏击,日军被打死五人,打伤七人。
      洋人街围攻战。1944年9月17日,日军自陇川赖福寨移往缅甸边境城镇洋人街休整,防备松懈。多永清得到情报后,认为这是歼灭日军的好机会,于是做出作战计划部署:派第二大队三百多人去广外山脚埋伏,又令第四大队在三户单牵制阻击来增援的日军,第三大队与第一大队进攻洋人街。9月20日中午,多永清命令自卫队分三路进入洋人街,因我军枪支弹药不足,只能与敌肉搏于洋人街仓库内,喊杀声与刀枪声混作一团。这次围攻战,先后歼灭日军六十二名。此为陇川自卫军出国击敌的一次战斗。
      抗日三年多的时间,由多永清领导的这支抗日武装分散隐蔽和活跃在王子树、清平、城子、章凤等乡镇,一口口“吃掉”了敌军。
      我的奶奶、多永清夫人刀保琴对68年前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当我请她讲述爷爷的事迹时,她说:“当时日本兵一下子都来了,城里的百姓四处逃跑,每一次你爷爷都把我藏到山里,确保安全后又领着兵打游击去了。”
      对于爷爷带领游击队抗日的故事,我的父亲多守平是14岁时看到书才知道的,父亲说,“你爷爷从来不说这些,不想说,也不敢说。”这一年是1972年,多永清已经被遣散到距陇川200多公里的施甸县劳动,并于1973年在施甸病故。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陇川,我父亲说,爷爷是拥护共产党的,同时也拥护土司制度的改革。
      在一份名为《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陇川》的文件中记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第十四军四十一师一二一团二营奉命于1950年5月6日和平进驻陇川,多永安、多永清等官员出来欢迎。在之后的数次协调工作中,多永清也代表多永安会见解放军代表,协助研究当时陇川的军事、政治问题。
      陇川的封建领主制度比起其他各土司统治都要深厚,解放军进入司署后看到百姓进入土司衙门都必须跪着进去,叫百姓起来百姓都不敢起来。多永清接受了解放军的建议,与多永安商议后废除了百姓跪拜的礼节。
      陇川解放后,“末代土司”多永安先后任陇川县县长,德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1969年1月23日,他在德宏州芒市的广场批斗大会中被人踢中肚子,医治无效去世,终年58岁。
      我的爷爷多永清1951年被委任为陇川县人民政府建设科长,1953年被任命为德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州政协副主席。
      1955年秋开始,陇川和平协商土地改革运动开始,至此,陇川土司制度正式终结。
      侯邦祯祥 中华强大
      诗礼传家 宗枝兴广
      忠永守国 陇川进德
      富裕立业 敬承先泽
      在家谱的末页,有一组不知道是哪一代土司留下的“陇川司官多氏字派”,到我这一代是“国”字派。而从我的太爷爷,多氏第二十五代土司多忠瑶,到我,连起来念正好是“忠永守国”。这32个字,寄托了多氏先辈们对于家国的护持与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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