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上的乾隆 早上起来去看桥对面水北街藏于民宅的御碑，系乾隆第二次南巡时所立，内容为表彰浙江多年来税收工作做得好，从未拖欠过皇家贡赋，下令蠲免一年以示奖励。五米多高的碑身，加上下面一米见方的碑座，重量据说达到近四十吨，这就要超过镇江焦山寺里那一块了。在寻常百姓人家后院一下见到这么个庞然大物，确实够让人吃惊的。但听说也正因藏身于此，才侥幸躲过当年那场红色运动的摧残，这故事是门口一位捧着茶壶晒太阳的老人告诉我的。当然，乾隆当年驾幸此地，除了干下这件好事，不大好的事情好像也干过一些，比如于镇东大兴土木建的那座行宫，当初就耗去县里不少财赋。不过几年才来住一回的事，有必要这么铺张排场吗？至少他同样当皇帝的爷爷在世时，不大可能敢这么干的。好在《康熙起居注》里有详细纪录，不妨可以找来对照一下。该书己已条下称：“初八日丙午，上驻跸仁和县塘栖镇。是日，浙江湖州府副将罗琦、原任粮道陶作楫等来朝。”明称驻跸，不言行宫，可见当初应该没这玩意。说实在的，古时候当皇帝也蛮辛苦，在宫里住久了闷气，想要出来看看江南的风景，顺带着体察一下民情，也不算什么坏事。但须尽量体恤下面伺候的那些人，开支适度，不事靡费，这才是个好领导的样子。有人说清朝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顺治心地最慈善，康熙最勤勉，到了乾隆时已是转折点，道光乏善可陈，咸丰不丰，同治不治，到后来的光绪宣统之类，那就完全不像话了。不过他们中的极大多数人，对治理运河倒都是相当积极的。
出来后在街上四处逛，尽管来前已有心理准备，但从前密布全镇的“七十二爿半桥、七十二条半弄”，这些年来或填或拆，已被整得十不存一，还是有些出乎意外。清人吴钟琰笔下“市门相向锁长虹，画舸奔云趁晚风。箫歌声喧春梦杳，两廊灯火映溪红”的盛景，化作钢筋水泥下的前尘旧梦。还有地方志里说的那些寺庙道观、官商别墅、名人书楼，不是破败凋敝，触目心惊，就是连影子都找不到了。圣堂漾路、东小河路、西小河路、北小河路、市新河路……这些听着别扭的街名：背后隐藏着多少跟运河相关的故事，现在你却被迫只能在想象中去领略它们。可以不带一点夸张地说，在当地，只要你问任何一位中年以上的人，想必他都会乐意告诉你，眼下行走的红尘滚滚的路面，原先可都是浣妇捶衣、渔舟唱晚的小桥流水，而用泥沙石块、加上某种狂热和愚蠢填塞它们的人，或许正是我们自己，而不能归罪于某个时代或某项政策。昔周公瑾《砚》诗有谓：“弁阳片石出塘栖，余墨犹然积水湄。一半已书亡宋事，更留一半写今时。”报上称杭州当局已将此地的抢救开发列入规划，惟愿主事者能有幸读到这首诗，并对诗里的微言大意报以理解和尊重，尽管现在想到修复已为时过晚，但如果立即动手的话，总比什么也不干、任它一天天就这么烂下去要好。
午饭后睡了一觉，很奢侈的享受。起来后查广济桥的资料，塘栖的历史比想象中要短，苏轼《杭州被召还阙别马中玉》里的“明朝归路下塘西，不见莺啼花落处”，应该是它得名的由来。明清时候，当地有些文士见自己镇子富了，开始嫌镇名土气，非要编出宋义士唐珏隐于此地，镇因名焉的故事来，其实没什么意思。说得不客气一点，如果不是托了元末叛将张士诚的福，这地方到现在，估计也就是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子。包括此桥的历史，自然也应在这以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桥身系康熙年间重缮，而最早的记录仅能追溯到明弘治二年。工程的主持者并非本地人，而是一位名叫陈守清的宁波布商，也多少让人感到意外。于是找出当初松江人张福撰的建桥碑记来看，里面居然还另有曲折。原来陈先生年轻时经商路过，见当地波阔水恶，居民往来全凭渡船载送，每年都有不少人送命，遂发愿要募金建造。历时十余年的奔走筹措，“齑平生筋力所致金百两”，结果引来的只是一片猜疑之声，认为他有可能借建桥之名中饱私囊。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骗子，最后不得不按当地人的要求，在镇上落发明志，“断息割爱，弃妻屏子”，才勉强成其好事。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布商，后世纪录里却称他为僧人。明明是重建，后世纪录却说是重修。最明显的是晚清王同《塘栖志》开头那段文字，原稿最初是这样的：“元明以前，唐栖僻壤也。自伪吴开濬漕河，陈守清募建长桥，阛阓始聚，风气蒙开。”后来定稿时却改成了“元明以前，唐栖僻壤也。自漕河濬，长桥建，阛阓始聚，风气蒙开。”因此书据手稿影印出版，上面的涂改痕迹可看得清清楚楚。细玩修志者的心态，应该很有意思。而根据我掌握的资料，明初以前这里的河道，应该远没陈先生筑桥时的宽度。前面已经说过，京杭运河杭州段原来的正宗路线，是由嘉兴、石门、崇福转道长安、上塘河入城的，现在由崇福直插塘栖至拱辰桥这一段，系张士诚因战争需要所开，“自塘栖南五里之五林港开河，直至江涨桥，凡阔二十余丈。其最阔处，有三里漾、十二里漾之名，今亦谓之新开运河。”（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说陈守清先生重修，其实有抺減此人功绩之嫌。原先虽然也有桥，不过是老河上的普通石桥，跟现在看到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陈所建的广济桥，可以说完全出自原创，长度上起码要超过原来三倍不止，不过位置可能没变动，还在原来地方罢了。明清两朝该地突然崛起的繁荣和知名度，既拜新开运河所赐，也跟陈先生对当地交通事业的贡献无法分开。好在这一点，现在镇志里倒也是坦然承认的。当然，几百年前的事情，要想把它完全弄清楚，想来也非易事。《明史》里称“唐栖南北通衢也，跨溪有桥，额曰通济。肇自前代，漫不可考。”连清初学者都已把话讲得这么含糊，而且桥名称通济，跟当地记载不一样，更何况我们现在这些人了。
晚饭还是在昨天河东那家小饭馆里吃的，很丰盛的一顿，有土鸡，黑鱼、河虾、青菜和啤酒，总共才花了五十块钱不到。从这一点来看，不与时俱进也有不与时俱进的好处，一旦旅游业兴旺发达了，外地游客如梅汛季节的运河那样波浪滔天涌进来，这点小钱恐怕只够吃两碗面条。微醺时分想起超山大明堂梅花丛中的吴昌硕墓，本来讲好今天下午要去看的，后因他事牵缠，不知怎么一来就忘记了。说起来，此公还是我的乡前辈，一生对塘栖也真痴情得可以，生前往来频繁不说，临终前尚切嘱家人将他葬于此处。从创意方面看，这是典型的效法前贤之举。有元四家之称的元代著名画家王蒙，也是敝邑人，生前为自己选定的葬地，在距此不到三十里的临平的黄鹤山下。缶庐一生对王叔明的画艺佩服之极，晚年为王的无名水墨山水题跋，称“叔明画在元季已属威凤祥麟，阅数百年而得归。丙君鉴家快览之余，以誌老眼幸福。”可见不是一般的推崇，宜其有此追随地下之举。还有苏东坡盛赞过的枇杷，也为当地一绝，清代杭州诗人周天度有诗称道：“划船双桨似蜻蜓，曲渚迴汀互幽冥。别有好山遮一角，树阴浓罩枇杷青。”下有自注云“盘洋以东多果树，惟枇杷冬寒不凋。”而地方志更是扬言“四五月时，金弹累累，各村皆是，筠筐千百，远贩苏沪，岭南荔枝无以过之。”说得人口水都要流下来。可惜来得不是时候。尽管心犹未甘，也只好怏怏作罢。 出崇福记
终于到了崇福，这地名在古书里经常见到，叫法也时不时地变换，一会儿叫崇福，一会儿叫崇德，一会儿叫崇德，一会儿又叫崇福。这还没算上它的那些别名如语儿、御儿、槜李等，虽说不过是现在桐乡县的一个镇，但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前者却一直归它管辖。包括江南运河到了这里，也一下子出现了三条。昨天夜间因今天要过来，拿出行前带在身边的《行水金鉴》温习功课，基本了解了一个大概。水利学家说总长约两千公里的运河上，除济宁、丹阳两地的坡差问题，也就嘉兴境内这段最复杂，花头经最多，确为至言。其中最早的那条，即现在称作运河东线的，为隋炀帝在秦代江南陵水道的基础上疏浚而成，而秦代陵水道，利用的又是春秋晚期勾践以吴国战败士兵筑的吴塘。陆游当年入蜀，在旅行日记里称“自京口抵钱塘，梁陈以前不通漕，至隋炀帝始凿渠八百里，皆阔十丈，夹冈如连山，盖当时所积之土。朝廷所以能驻跸钱塘，以有此渠耳。”这话说得可不怎么内行，包括他在湖北大治县鼓吹当地那座西塞山，即唐人张志和“所谓西塞山前白鹭飞也”，同样也是信口胡说。不过好为大言乃诗人积习，古今皆然，似也不必深责。其二是南宋以后的主流路线，从杭州达塘栖、经新市、含山、练市，乌镇、烂溪到平望，现在官名叫做运河中线。其三为南宋宦塘，旧亦称两浙运道，开通于淳佑七年，由杭州北关门过良渚、狗葬（现名勾庄）直插德清奉口大闸，再过菱湖、荻港、和孚、经湖州东郊到平望，现在官名叫运河西线。这还没算上春秋时的百尺渎，秦始皇时代的长水，车溪、两晋的东江等。它们之间的关系，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的，尽管让人头痛，但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来看，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有时是战争毁坏，有时是供水不足，泥沙淤积无法通航。有时则是因新的政治经济形势所需。比如前面说到出自元末叛将张士诚之手的那一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想想改革开放到现在才多少年？浙江境内的公路修了又修，改了又改，有国道、高速、还有什么国家一级、国家二级的，道理还不都是一样？
找了家临河旅馆，就像在塘栖时那样，尽管颇花了点时间，但为了打开窗户就能看到运河，这点付出想来还是值得。可崇福的运河看上去特别的窄，特别的暮气沉沉，甚至……水的气味也不大对头，这大约是桐乡发展速度惊人的经济带来的副作用了。同样糟糕的还有因外来劳力大量涌入产生的社会问题：交通混乱，街道嘈杂，饭店脏乱，此外街头那些打扮俗艳的闲逛的女子，看人时眼光也有些可疑。直至一位当地文学朋友将我们带去横街，看那里保存尚完整的旧式民居时，心情才有点好起来。街道全长约四百米左右，宽度三米有余，是一百年前远近闻名的商业中心兼富人住宅区，镇上有点脸面的望族大贾、名士乡贤，当初全抢着在这购房置宅。民国烈士陈英士先生，少年时候就曾在这条街上的“善长当”打工，先是做学徒，后升为助理账房，前后长达有十三年之久。离开后跑去日本留学，成为同盟会骨干，六年时间不到就做到了上海都督，可以理解为是在这打下的基础。另一位有名的政治人物是秋瑾挚友、即后来冒死将她尸骨盗埋西泠的徐自华女士，现在庙弄西侧那幢小楼，为她当年的闺房。此外还有像丰子恺的老丈人呀，吕留良的亲家公呀，编《宋诗选》的清代名士吴之振兄弟呀等等，这些人的祖宅，好像也全在这里，因时间关系，自然没法一处一处去细勘。但元稹《送客游岭南诗》自注里提到的“语儿巾子”，（语儿：即御儿，崇福春秋战国邑名。巾子：丝帕）问了很多人，都表示不知道有这玩意。
回来后同行的叶先生有点累，早早上床睡了。不大想出去，呆在房间里又受不了他的呼噜，一时间颇有些傍徨无计，只好打点起精神，检出身边带的《万历崇德县志》来看。卷首有舆图数桢，其中那幅县城图从形状上看，说得不雅一点，圆鼓鼓的像个屁股，而中间穿城而过的运河、即古时的语儿溪，也称语儿中径，又像极了中间那条臀沟，将小镇分为面积相等的两个部分。这个比喻可能有点那个，为免镇扫黄办上门来找麻烦，还是赶紧打住呵呵！现在全国上下都讲在政治，我们当作家的也得讲点觉悟才行。不过说起来，这个世界上很多战争，不管古代现代，确实都是为女人而打的。史称当年越国战败，范蠡送西施入吴，途中曾在这里的语儿亭同居三年，结婚生子。这个故事的始作俑者，记得是唐代写《吴地记》的陆广微，后人都觉得不大可信。如此重要的军国大事，再说这美人当初可是贵重礼品，身系一国安危，姓范的就是色心再大，也不敢自己先享受了，让夫差一见面就免费做老爸。但对此地为春秋吴越两国分界这一点，都没什么怀疑。最早的历史著作《国语》里说：“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所谓的御儿，即为崇福春秋时的地名。禹贡三江之一的南江，当年就在两国中间横亘着，从东边的石门到西南的盐官，一百多里的沿江地面上，光吴国一侧有名的军事城堡，就有五座之多，越国方面的虽没留下纪录，想来应该只多不少吧。
抄了一会书，把接下去几天的日程路线安排了一下，一个人觉得怪无聊的，加上肚子也有些饿了，最后还是穿上外套走了出去。夜幕掩映下的运河，桨声灯影，沉沉一线，景色颇为可观。在门口排档上随便吃了点，过桥沿西边的河岸信步走看，从南堍到北堍，总长约有一里多路的样子，然后又从靠镇上繁华区那一边绕回来。白天破破烂烂的小镇，一到夜晚看上去神气多了。尤其是娱乐场所门口那些灯饰，充分展示科技时代的能量，较皇帝当年打从这走过时龙舟的彩灯，想来也是不遑多让。比如宋高宗赵构，当年跟这好像有过一番因缘。甚至还在镇上办过公。靖康逃难那阵路过，在行辕坐定了，让人把县令赵焕之叫了来，问他：老百姓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回答说不清楚。又问：县里有多少人口啊？回答还是说不清楚。碰到这样的基层干部，皇帝他老人家自然要很生气了，“乃削涣之二秩，仍令张汇治罪。赵鼎曰：陛下所以延见守令者，正欲知民间疾苦耳。帝曰：朕犹恨累日风雨，不能乘马，亲往田间问劳父老。”（见清毕沅等《续资治通鉴》）无独有偶，刘宋孔平仲《谈苑》也记录过一件相类的事，“有人问秀州崇德县民：长官清否，答曰：浆水色。言不清不浊也。”从随手摘抄的这两条史料来看，当年这里的官员，颇有些不大争气的样子。当然，书上说的那是古代，是老底子的事情，当不得真的。今天崇福镇的领导如碰到上级下来了解情况，或者时尚一点叫调研，我想他准保会打开笔记本电脑，或从高级进口公文包里掏出商务通，一条一条，回答得头头是道，绝对不会表现得这么窝囊。 司马高桥的高
早上会镇文化站吴先生，复由他陪同去看南街口的司马高桥。记得昨天下午见面时，就已好几次讲起过了，称此桥为镇上现存的古桥之冠，而且是唯一原汁原味的。坐了三轮车沿河边慢慢拉了走，疏柳残栏，鸟鸣嘤嘤，空气也很清爽，对我这样长期睡懒觉的人来说，精神难免一振。想起吕留良集饮水生草堂的那首七律：“日没城西影极东，玲珑穿过树梢红。枉判我辈生今日，岂少闲人醉此中？浅阁灯明鱼泼剌，小槽曲误客冬拱。凭栏四顾蒙茸处，才上冰轮便不同。”位置应该就在这一带吧。诗写得相当不赖，才情识见俱佳，让人一下心生好感，从前他与黄宗羲破脸绝交引起的那点芥蒂，也因此冲淡不少。几年前从这里出去的女诗人沈娟蕾，也即现在网上名头很响的沈木槿，记得也曾有过一首类似题材的诗，甚至诗题就叫《河上》，“我沿着河边慢慢地骑车/靠近夕光里的司马高桥/夜来香像一群蹲在篱笆上的孩子/亲热地传递着红色、黄色和紫色。”句子简洁、干净，功力跟前贤当然没法比，但临近结尾的那几句，意境相当开阔：“水面上颤动的余光多么虚弱/暮色收拢两岸的事物/桥身沉重/多年了，我一直在等待月亮升起/远远地，有人喊我回去。”
吕留良应该是当地知名度最大的文人了吧？讲到明末清初的浙江文学史，一般都将他与陆丽京、查继佐、朱竹垞等衮衮名公并列、要放在一起来介绍的。就算没有“庄氏史案”牵连、拒绝博词鸿儒荐举、削发为僧，还有民间传闻他女儿单身行刺雍正等事件的炒作，光凭一部《晚村先生文集》，还有终其一生不与新政府合作、靠编写高考教材赚钱养活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足以跻身全国一流名家行列。昨天下午在他墓地凭吊时，心下就有这些感想。《东林始末》好像把他也写进去了。《朝野新潭》说他长子吕葆中康熙时想参加科举，“先生怒而责之曰：吾誓不与胡夷共戴天，尔违吾命，吾将以石砚击之，以毕尔不肖之命”，看来性子刚烈得可以。包括贴在自家大门上那副对联：“囊无半卷书，惟有虞廷十六字；目空天下士，只让尼山一个人”，那种狂狷与自负，就是要好朋友看了后也不大吃得消的。他对地方文化的贡献是跟吴之振叔侄、陆雯如、钱孝直等弄的那个澄社，辅导文学青年、出版自费刊物，一时颇有些影响。后来连黄宗羲、黄星周这样的大家也加入了进来。明末文人结社可以说是时尚，全国上下不知有多少文盟诗社，跟现在互联网上的BBS差不多，不过大多集中在运河沿线一带，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东林党可谓其始作俑者，在爱国主义响当当的招牌下，高谈阔论，醉酒赏花，使气斗力，对社会进步应起的正面作用不是很大。龙应台说：要我谈爱国主义，我还不如一个人到山上静静地去捡垃圾。这话要是让这帮人听到了，肯定大为扫兴。
沿河边走到镇南头，又转了好几个弯，三轮车主因答应给他加两块钱，一直慢呑呑踩着，让我有机会能细细领略沿途的景色。到了桥下以后，第一眼望过去，就有终于找到组织了的感觉。这首先在于它的高度，从水面到桥孔顶部，看来至少得有十米，而整座桥的长度也不过二十来米，这样的比例，等于已经间接泄漏了它的身份，而下面的河流，在二十里外与辛庄塘河相交后直奔长安镇，经上塘河到杭州，正是元末以前运河故道的正宗走向。镇志称建于明洪武年间，似有点过于谦虚。以我的推想，明初大概只是重缮，正式历史恐怕要早得多。看看前面同一河床上的那些，万岁桥俗称南桥，建于唐初，包角堰桥又名南三里桥，建于宋嘉定十三年，而司马高桥原名南高桥，跟它们肯定是一伙的。陆游乾道六年赴夔州上任，六月三日早上抵长安，中午已在这里吃午饭，走的正是这条当年的运河快道。不过那时崇福应该还叫崇德，官大一级压死人，陆大人有幸路过，县里主要领导自然不敢怠慢，县长吴道夫，副县长李植，嘉兴市税务局副局长章湜都前来叩见请安，聊天吹牛，热闹了一下午还不够，非要留着吃了晚饭才肯放他走。席间还谈到一个当地怪人叫吴隐的，“忽弃家寓旅邸，终日默坐一室。室中惟一卧榻，客至共坐榻上。或载酒过之，亦不拒，清谈竟日。隐初不学问，至是间与人言易数，皆造精微，亦能先知人吉凶寿夭，见者莫能测也。”后见时间实在太晚，才匆匆起身发船。“是晚行十八里宿石门，火云如山，明日之热可知也。”（《渭南文集》卷四十三《入蜀记》）
《水经》与《水经注》
今天一天下雨出不去，只好看书消磨时间。作为中国历史上首部记述水系的专著，《水经》一书自问世至今的遭遇，也像近年来不时掠过人类头顶的外星人飞行器，神秘得一塌糊涂。首先有关它的作者，跟《越绝书》一样，问世以来没人说得清楚。最早提到这部书的《隋书·经籍志》称作者不明，但注解为郭璞所撰。稍后《旧唐书·经籍志》又称郭璞为作者，而不仅仅是为该书写了注。再稍后《新唐书·艺文志》又说你们都弄错了，这部书的真正作者叫桑钦，是汉代的著名学者。也许作者欧阳修的名气大，他这么一拍板，宋代以后的学者，就只好跟着人云亦云。但桑钦究竟是什么人，籍贯哪里，生平经历如何，出于什么目的因素要写这样一本书，又没一字半语交代。包括成书年代，也疑问多多，虽然号称是汉代的，但后来编《四库全书》的那帮馆臣眼睛尖，称“观其《涪水》条中，称广汉巳为广魏，则决非汉时；《钟水》条中，称晋宁仍曰魏宁，则未及晋代。推文寻句，大概三国时。”这段话言之凿凿，不容人不信。好比你看到小说里写到一个地主，用不到给县太爷磕头，也没吃过土地改革的苦头，就只能是民国时期的人了。
桑钦的情况不清楚，好在为这部书作注的郦道元的情况，文学史里写得够明白，足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此人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人，出生范阳郡涿县，也就是现在河北省的涿州市。老爸是个高官，有着青州刺史和平东将军等显赫头衔，本人在官场混了一辈子，成绩也是相当不错，最后做过正三品的河南尹和御史中尉。从《魏书》里的人物传看，他对旅游的特殊兴趣，似乎是自小就养成的，每到一地，都要把当地的名胜古迹巨细无遗浏览一遍，其中对河道的变迁，水流的势源尤为留心。或许那时他已读过桑钦的《水经》，并有所不满，下决心要将其发扬光大。尽管不知这书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写了有多少年头，但等到它在世上露面，已是中国地理学史上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峰。比方说，原著不到两万字，这书却有近四十万字；比方说，原著笔下所录汉代河流仅一百三十七条，这书却有一千二百五十二条。作者虽然谦称自己“独学无闻，默室求深，闭舟问远，毫管窥天，饮河酌海，从性斯毕”，后世学者对它却无不顶礼膜拜，认为桑钦的书跟它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凡一水之名，《经》则首句标明，后不重举；《注》则文多旁涉，必重举其名以更端。凡书内郡县，《经》则但举当时之名，《注》则兼考故城之迹。皆寻其义例，一一厘定，各以案语附於下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九）这还不包括它在其它那些学科如历史学、文学、考古学、金石学、碑版学、文献学等方面的贡献。就拿水来打比方，如果《水经》是渭河，《水经注》就是黄河；如果《水经》是西湖，《水经注》就是太湖。你想想，这差别有多大啊！ 《水经注》既是以叙述河流为主的地理杰著，有关古代运河的历史变迁，自然也有幸成为作者研究的重点。以京杭大运河为例，如卷三十记邗沟：“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地理志》所谓渠水也，西北至未口入淮。……”全文长达五百余字，简直可当作一部邗沟简史来读。又如卷三十九有关下邳那座大型漕仓，以及运河重要水源泗水的纪录：“泗水又东南得睢水口。泗水又迳宿预城之西，又迳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县也，王莽更名之曰康义矣。晋元皇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也。魏太和中，南徐州治，后省为戍。梁将张惠绍北入，水军所次，凭固斯城。”这与《晋书》所载刘裕北伐姚秦前驻节下邳一事，可谓相当吻合。尤为珍贵的是卷八叙《济水》“又东南过徐县北”，“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沟通陈、蔡之间。”所谓“沟通陈、蔡之间”，指的正是古代黄淮之间的鸿沟水系。这一资料引起当今学者郑肇经、杨宽、史念海、吕思勉等的极大兴趣。因徐偃王的存世时间，当在公元前十世纪初左右。如果此说可信，鸿沟的开凿时间，将从魏惠王时代再往前延伸六七百年的话，那中国的运河历史就得改写。
也许，正因为这书历史上的影响太大了，宋代以降，一个以研究《水经注》为毕生事业的学派应运而生。如果说一部《红楼梦》养活了几百名专家，一部《水经注》，养活的，起码也有几十名吧？从金代的蔡畦到近代的胡适，出现在这张长长名单上的，有杨舟方、黄省曾、朱郁仪、沈炳巽、赵一清、杨守敬、王国维，连清代最著名的几位大儒如全祖望、何倬、戴震、王先谦等也全都榜上有名。有意思的是，这位后世眼里的天才学者，在同时代人魏收所撰的《魏史》里，却基本是个反面人物，被列入《酷吏传》，全国只有六个名额。理由是生平为官“威猛为治，蛮民诣阙讼其刻峻，坐免官……时论薄之”。这事自然很让当代郦学权威陈桥驿先生不悦，曾撰长文予以详细的考证与驳斥。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必要。酷吏又怎么啦，工作中如没那股狠劲，又如何能耗费一辈子，写出这样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作来？更让人感慨的是此人一生研究河流，跟水打交道，在五十七岁那年，却因政敌发难，和弟弟道峻及两个儿子被困在阴盘驿亭。（汉新丰县，即鸿门宴故址。北魏属临潼郡。）半个月没水喝，凿井十丈仍不见水，最后干渴而死。可见命运这玩意，不是自己能掌握的。天妒英才，造化弄人，这话你还真不能说它没道理。
这次来我不看红船，看河船
嘉兴虽迟至后唐天福十二年才开府，在浙北一带算是最晚的，但如果要计算它的文明史，比起杭州、湖州等城市来，可能又要早上一些。杜佑《通典》说它最初“地名长水。秦为由拳县，汉因之，吴时有嘉禾生，改为禾兴县。後以孙皓父名和，又改为嘉兴。”但古时候说的嘉兴，其地在今海宁境内，就是诗人徐志摩的家乡，起码在吴越钱氏置郡以前，跟现在的嘉兴不是一个概念。包括市区的运河历史，与南面靠近钱塘江边的平湖、海盐等地相比，也要迟上一千年都不止。原因是此地北境地势低洼，受太湖潮汐不间断影响，不具备正常生活居住的条件。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三说“笠泽为吴越接战之区，则知苕霅为两国莫居之地。”莫居就是没人居住的意思，不仅当时的湖州是这样，当时嘉兴应该也是这样。自然河道不算，历史上最早的几条运河，如百尺渎、吴塘、长水等，跟它好像都没什么关系。百尺渎是柴辟的通江航道，连接御儿和钱塘，吴塘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发展；长水是秦代陵水道在当地的俗称，此外也有管它叫东江的，从松江三江口分流过来，经平湖、海盐、海宁到终点钱塘，基本都把它给绕开了。包括隋代的京杭大运河，往南到了苏州以后，走的应该还是两晋时期的东江故道，至少目前所存五代以前的文献里，还拿不出一个从平望以及现嘉兴市区过来的证据。而相反的例子倒有不少，如唐人李翱的《来南录》，在“壬午，至苏州”的记录以后，接下去就是““乙酉，济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败。戊子，至杭州。”因此，李日华《紫桃轩杂缀》称“唐以前，自杭至嘉皆悬流，其南侧水草沮洳，以达于海，故水则设闸以启闭，陆则设栈以通行”。实在是很有见地的。
北宋前期杉青闸的建造，是它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既代表作为运河重要城市的开始，也说明那时自然环境已有较大改观，这自然拜五代吴越国的第三代领导人钱元瓘所赐，《吴越备史》载“天福五年三月（940），升嘉兴县为秀州，以嘉兴、崇德、华亭三县隶焉。”这才是今天嘉兴市历史的真正开始。现在外地游客到这里玩，好像只对南湖感兴趣，这当然是因为湖中泊着的那条红船的关系。其实在古代，南湖和西湖一样，充当的都不过是运河水库的角色，枯时输水，满时蓄水，实在得很，精神文明方面的概念，至少要迟至明代前期才能出现。在此之前，如果要讲知名度的话，那么杉青闸的名气肯定比它要大得多。《太平环宇记》说西汉朱买臣的老婆，在休了她的小白脸丈夫后，嫁的就是杉青闸吏。当然这个故事带有很大的传奇成分，不一定靠得住，但那里为宋孝宗赵窅的出生地，却是记入《宋史》、可谓铁板钉钉的事。高宗当年逃难路上马背掉下来跌破一个睾丸，这在历史上已不是什么秘密，建都临安后首先考虑的事，居然不是打仗，而是立储大计，目标为自己兄弟的儿子，而且需年龄为五岁以下的。彼时在嘉兴任县丞的族兄赵子偁的孩子伯琮，就这样有幸被选上了。该闸同时也是南宋秀州的富人居住区，因此我们赵副县长的官邸就设在那里。以前读到过一首诗，是朱笥河兄弟朱珪写的，好像从《晚晴簃诗汇》里看来：“天光分照划江淮，争说临安石镜开。烛影漫摇归秀邸，杉青闸又浴香孩”，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上午本来打算去马塘堰，即现在俗称蚂蝗塘桥的，因被朱石君的诗吊起胃口，又去杉青闸看了一下。地方不远，就在市区北边端平桥过去一点，其建造历史就浙江境内而言，堪为是最早的，与杭州的清湖堰、海宁的长安堰应该属于同一批。《宋史？河渠志》载有神宗熙宁元年（1063）十月下颁的一通诏书，称“杭之长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监护使臣并以管干河塘系衔，常同所属令佐，巡视修固，以时启闭”，可见在北宋时候，那里已是国家江南运河上的重要枢纽，连皇帝也会时加过问。包括旁边的落帆亭，也为稍后的熙宁六年（1068）所建。既名落帆亭，当指船只至此须卸帆过闸，跟俗语人在矮檐下，不敢不低头是同样的意思。史载乾隆一七五一年第一次南巡道经嘉兴，驻跸秀水县北教场大营，其地即为杉青闸对面，中有运河相隔。吴仰贞题嘉兴落帆亭联云：“依槛遥看，去棹不如归棹逸；题桥偶驻，卸帆仍是挂帆时”，此人生平地方志无考，不知是哪个朝代的人，如系清代前期，那皇帝当初经过这里，自然是看到过的，很想知道他老人家心里的感想，可惜没法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