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最低票价政策，让最低票价回到合理的层级，是拉动影院经营，拉动市场，培育更多观众的必要手段。 目前电影发行方给院线和影院定出的最低票价（任何影院的出售票价不得低于该票价）常常让二三线市场的影院无法开展灵活的营销工作，比如团体票、会员、打折票促销等。而在一线城市，35元的最低票价也让很多钱包不够鼓的观众望影院而兴叹。
竞争力较强的影院，其标准票价（影院自行定制的票价）会定得较高，而且往往高出发行方给出的最低票价。但对大多数影院来说，运营主要靠团体票、会员票或打折票。最低票价高，为了保证打折后观众能接受，影城的标准票价就要提得更高。这就是最低票价提高之后，整个市场的票价体系都会随之提高的主要原因。
当发行方单方面定制的票价体系强加给影院后，一大批影院很难有做好市场推广活动的空间。从目前的情形看，位于二三线市场的影院，包括一线城市中地段不够优越的影院，最低票价最好不超过30元。很多影城因为要发展会员作为稳定经营的基础，或者做团体票，签订的合同往往是以年为单位的，若最低票价过高，这样的营销手段就会对观众失去吸引力。
不同的市场面对的是不同消费水平的观众，如果一线城市的最低票价是35元，二线城市应为25元，三线城市则应降至15元。即使在一线城市，最低票价也应以上映周期的不同而实行不同的最低票价，比如首周35元，第二周25元，第三周15元。只有这样，电影院的营销策略才能有较大发挥空间。
很长时间以来，制定最低票价一直是协调市场的手段。但现在的市场有很大变化。首先是二三线城市影院的出现——这些市场不如一线市场成熟，没有那么多的白领、学生和年轻人。而且这些地方的电影消费习惯还远没有形成，需要培育。现在这些地方的影院经营压力很大，实行差异化的最低票价政策很有必要。
影院经营采用降低票价的策略是必然的。发行方害怕恶性竞争损害其利益，制定最低票价政策同样也很必要。但由于不同影院的情形有很大差异，差异化的最低票价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去年底“八大院线”与新画面就《金陵十三钗》引发的最低票价之争已经说明，哪怕最低票价上浮5元，对很多经营困难的影院来说都是雪上加霜。
长期以来，业界和相关部门对二三线城市的文化消费特性不够了解。调节市场的时候，不应立足于提高最低票价，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推高整个票价体系，最后伤及的是消费者，明显不利于电影市场的繁荣。“贫富”差别反映在产业市场上，常常令人嫌贫爱富。而放弃众多二三线市场影院的结果，一方面是放弃了一大批观众，另一方面，也会让这些观众放弃掉一大批影片。长此以往，位于二三线市场的观众就会专注于“性价比高”的个别影片，比如在各个方面卖相比较突出的进口大片，而放弃掉国产影片。这对国内的电影产业有百害而无一利。
调整最低票价政策，让最低票价回到合理的层级，是拉动影院经营，拉动市场，培育更多观众的必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