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问世后，虽然得到蔡元培、胡适等学界巨擘的推重与褒奖，但由于著作内容的高度专业性与拓荒性，在较长时期内，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多见。我查阅手边相关资料和索引发现，从1924年6月《史略》由北大新潮社分上下册首版出齐，到1966年“文革”爆发，在近半个世纪里，报刊上披露的谈论《史略》及其相关话题的文章，不过区区二三十篇，其中不乏泛泛而谈的一般性评介和纪念性文字，这较之围绕鲁迅其他著作所出现的连篇累牍、目不暇接的研究盛况，委实堪称曲高和寡、回音寥寥。从这一意义讲，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称该书“是一本有着寂寞的运命的书”，似乎也不完全是一种谦辞。
在《史略》清寂寥落的早期研究中，依旧出现过有见地、有个性、有贡献的品评者。这当中，迄今仍值得总结和关注的至少有两位：赵景深和阿英。赵景深和阿英都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鲁迅有过近距离的交往。他们对于作为学者和文学史家的鲁迅，自有知人论世的独特优势，其理解和认识非一般人、尤其后来人所能比；赵景深和阿英不仅都是具有文学创作经验和成就的作家，而且都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方面，下过一番扎实持久的功夫，都是这一学科卓有建树的先行者。赵景深和阿英从事《史略》研究的20世纪30至50年代，《史略》的经典化过程尚未最后完成，鲁迅身上的伟人光环亦相对淡弱，这种没有太多压力和束缚的背景条件，使得他们可以从比较自觉和纯正的学术本位出发，选择各自擅长的治学方法和批评思路，展开客观求真的研究与考察，给《史略》以独特的阐发与妥切的评价。
一
赵景深（1902-1985）自小对戏剧抱有浓厚兴趣，能自编自演；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担任复旦大学教授期间，着重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陆续写成《小说闲话》《小说戏曲新考》《中国小说论集》（一名《银字集》）《小说论丛》《元明南戏考略》《戏曲笔谈》《大鼓研究》等专著；解放后，一直任教于复旦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同时仍有关于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论著发表。
赵景深与鲁迅多有过从。鲁迅对赵景深是既有帮助、扶持，也曾给予过批评。就后者而言，最有影响的一次，便是所谓“牛奶路”公案。鲁迅以轻松诙谐的口吻，指出了赵景深翻译理念的偏差，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译文错误——将应译为“银河”或“神奶路”的milky way译为“牛奶路”（见《二心集·风马牛》）。不过，对于鲁迅，赵景深一向持尊敬和爱戴的态度。当年《史略》甫一出版，时在长沙教中学的赵景深，便很快买来该书，悉心研读，并向曾在北大聆听过鲁迅小说史课程的同事，了解有关情况。1936年，鲁迅逝世，赵景深立即在《大晚报》发表《中国小说史家鲁迅先生》一文，从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特殊角度，深切悼念鲁迅。该文明确指出：“鲁迅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实在有很大的功绩，正不容我们忽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现有的三部同类书中最好的一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比他写得更好的。”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史略》，赵景深对鲁迅耗费多年功夫辑佚考订而成的、旨在为《史略》提供材料基础的三部书《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均进行了精研细读，纵比横勘。赵景深明言：“《古小说钩沉》是常在我怀念中的一部书。”关于这部书，他在掌握众多例证的基础上，指出其四个优点：一、采辑审慎。凡是类似的书名而不能断定的一概不收；二、搜罗宏富。不仅注明某书的收入某书，即使注明某书，而实引他书者，也当作他书而归类；三、比类取断。凡遇误注书名或不甚清晰者，均据他书断定；四、删汰伪作。凡是与作者时代不合的一律删而不录。对于《唐宋传奇集》，赵景深结合实际的辑录和考订状况，下了12字断语：“分辨伪作，考证源流，用力极勤。”而在谈到《小说旧闻钞》时，赵景深则将该著与中国小说研究史上另一部早期著作——蒋瑞藻的《小说考证》进行比较，肯定了前者在体例编排、材料取舍和文字校雠上的优越之处，认为《小说旧闻钞》比蒋瑞藻的《小说考证》要好得多。此外，赵景深还本着尽可能充分占有材料的原则，检索研读了《史略》之外鲁迅谈中国古典小说的单篇文章，设想：“如果把鲁迅的日记和书简全部整理出来，或者还可以找到不少能与《小说史略》相互参证的资料。”如此这般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固然难免有粗疏罅漏之处，但作为最早的研究成果，毕竟一下子凸显了《史略》于文献基础方面锐意搜求、厚积薄发的特点，其学术意义不容忽视。
对于《史略》和鲁迅的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赵景深给予了热情赞誉和高度评价，但是没有因此就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夸饰化、完美化和绝对化；而是在充分肯定其成就的同时，尽己所能地指出其缺失和不足。从一种朴实的动机出发，该文举出《史略》的微观错误或错排凡16项，另有多位作家被误断生卒年。这些勘误文字，乍一看来仿佛有些东鳞西爪、无足轻重，但细加品味即可发现，它们实际上折映出赵景深所具备的两方面的治学优长。
一是深入细致、扎实认真，能在一般人并不经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补苴罅漏。《史略》第21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写道：“犹龙名梦龙，长洲人……有《双雄记传奇》，又刻《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颇为当时所称，其中《万事足》《风流梦》《新灌园》皆己作。”赵文第13条勘误指出其舛错所在：
这个错误，实始于高弈《新传奇品》、焦循《曲考》和王国维《曲录》，跟着盐谷温《关于明的小说三言》以讹传讹，接着鲁迅也就依样画葫芦，其实这三种戏曲都不是冯梦龙作的，冯梦龙只是改编罢了。《万事足》原名《万全记》，与范希哲所作剧同名，或即范作，惟时代似不甚相合，但无论如何，《万事足》决非冯氏创作。《风流梦》改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新灌园》改的是张凤翼的《灌园记》。
《史略》第7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将沈征《谐史》归入诽谐文字，断为《笑林》继作。赵文第3条勘误予以辨正：“此四书（指《史略》所举吕居仁《轩渠录》、沈征《谐史》、周文玘《开颜集》、天和子《善谑集》——引者注）均见陶宗仪《说郛》，虽然有三部是笑话书，沈征《谐史》实非笑话，因为其中很少可笑的事情，这犹之《齐谐记》、《续齐谐记》不能称作笑话一样。”质之以文本和史实，可知赵景深的上述意见是正确的。 二是知识广博、目光敏锐，善于综合相关材料，纠正貌似合理的成说。《史略》第15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下）》有言：“宋遗民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自序已云‘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今高李所作虽散失，然足见宋末已有传写之书’。”对此，赵文第10条勘误作出另外的解释：“鲁迅以为南宋高如李嵩写过《水浒》故事，其实‘高如李嵩’乃‘高明如李嵩’之意。李嵩是画家，他画过《水浒》三十六人的像，龚圣与的像赞就是写在他的画上。所谓传写，并非‘传钞写录’，而是‘传神写照’的意思。《元曲选》的插图常有题作‘仿李嵩笔’的。”这一解释在后来的《水浒》研究界获得广泛认同。
《史略》第3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认为：“《汉志》道家有《伊尹说》51篇，今佚；在小说家之二十七篇亦不可考，《史记·司马相如传》注引《伊尹书》曰，‘箕山之冬，青岛之所，有卢橘夏熟。’当是遗文之仅存者。”赵文第2条勘误指出其中的文字之误：“青岛固然是山东的一个地名，但鸟名也可以代替地名的，比方说，《山海经》上的比翼鸟，柳宗元文中的多秭归都是，所以，原本‘青岛’实为‘青鸟’。‘青鸟’这名词也许太古怪了，常被弄错，古人就屡曾误写：《说文》作‘青凫’，颜师古《汉书》注则讹作‘青马’。”赵景深的意见显然极有说服力。翻检手边1973年人民文学版的《史略》，发现文字即已按赵文改过。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于赵景深有关《古小说钩沉》的研究和评价中。在那篇题为《评介鲁迅的〈古小说钩沉〉》的文字里，论者肯定了《古小说钩沉》多方面的优长，同时不无遗憾地指出：“此书因系遗著，似乎也有未竟其业之处。”并很具体地谈到了该书存在的一些不妥和疏漏。其中“补记”五条，更是在典籍互校的基础上，或拾遗补缺、或踵事增华，颇见一番版本、目录和考据学的功夫。
二
阿英（1900-1977），原名钱杏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建树的作家、学者。1930年代前期开始，注意广泛搜集晚明和晚晴的文学资料，尤其注意搜集通俗小说、坊间唱本、小报期刊、石印画报之类，展开深入研究。1937年推出《晚清小说史》，产生较大影响。同时和之后，复有《红楼梦书话》《小说闲谈》《小说二谈》《小说三谈》《小说四谈》等学术著作问世，并编成《晚清文学丛钞》《晚清戏曲小说目》《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等诸多史料性图书，成为中国通俗文学，特别是晚清小说研究的代表性人物。
在太阳社期间的阿英，因受日本福本主义和苏联“拉普”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患有明显的左派幼稚病，出自其笔下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曾以简单化和概念化的观点，对鲁迅有过极端错误的批判。后经党组织的帮助教育，阿英改变了对鲁迅的看法和态度，开始逐步认识鲁迅，虚心向鲁迅学习。这一点在关于《史略》的研究与评价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1936年底，为悼念鲁迅逝世，阿英发表《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一文。该文写道：“鲁迅先生所著的关于小说的专著散篇……在数量上，不能说是怎样的多，但就其在中国小说的研究，整理，及其影响上看，却是最有成就的一个。中国的小说，是因为他才有完整的史书，中国小说研究者，也因为他的《中国小说史》的产生，才有所依据的减少许多困难，得着长足的发展。”又说：“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实际上不止于是一部‘史’，也是一部非常精确的‘考证’书，于‘史’的叙述之外，随时加以考释，正讹辨伪，正本清源。在一向不为士大夫所重视的中国，甚至小说作者的真姓名都不愿刻在书上，假借伪托，改窜更易，不如此实无法有‘史’，即有亦不能‘信’。鲁迅先生以历史的，同时又是考据的态度，来从事整理，成‘史’而又可‘信’，这是在方法上最见卓识的地方。”该文还指出，《史略》“论证方面其特点自不外考证精确与论断谨严。于每一倾向，只涉及代表的作品，其详略又据价值影响而定”，“于简略叙述中见繁复事态，于一二语中论断全文，简当中肯，往往而然，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的一优秀处”。应当承认，这些论述比较准确地发现和把握了《史略》的特点和优长，是对《史略》价值和意义极早的敏锐感悟与积极发掘。
1956年，阿英在《文艺报》第20期发表题为《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文章，再次对《史略》进行了整体和宏观评价：
《中国小说史略》的产生，不但结束了过去长期零散评论小说的情况，否定了云雾弥漫的“索隐”逆流，也对涉及小说的、当时一些文学史杂乱堆砌材料的现象进行了扫除。最基本、最突出的是，以整体的“演进”的观念，披荆斩棘、辟草开荒，为中国历代小说，创造性的构成了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
切实地说，《中国小说史略》的意义在于：它扭转了自古以来以小说为末流的观念，第一次将小说作为传统文学的组成部分，郑重地为其著作专史，从而使小说史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认识《史略》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大抵是严谨、妥切的，因而也经得起时光淘洗和历史检验。
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和品评《史略》的过程中，阿英和赵景深一样，没有采取一味仰视和绝对褒扬的态度，而是坚持学术和文学应有的“公器”意识，一方面真诚地肯定其成就和贡献，一方面坦率地指出其弱项和不足。只是阿英所采取的方法和路径，已不再是赵景深所擅长的传统校勘和考证，而变成了自己所熟悉的、更具现代色彩的理论概括与观点表达。譬如，在《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一文里，阿英针对《史略》坦言：“这部书虽具有这么多的优点，究竟也不能称为已臻完美的著作，时代变易，在观点上，固有足以商酌的地方，就是材料部分，由于发展的关系，也时时可以见到其不够。”接下来，阿英结合具体例证，谈到《史略》的四条缺陷：第一，在每一蜕变期间，社会经济背景叙述不足；第二，对作者以及思想考察部分缺乏；第三，由于当时的未见，许多重要的书，无从得其概略；第四，由于沿误以及未见，著者时代的不能断定、卷帙的误记和作家假定的非是，亦偶一有之。
平心而论，阿英所举《史略》的四条缺陷，并非都是中的之言、不刊之论。譬如，其中第二条认为《史略》忽视了从作家思想的角度考察作品，便有些郢书燕说、不得要领。因为大凡熟悉《史略》者都能感觉到，把作品和作家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印证和评价，原本是鲁迅治学的多见手法和惯常思路，是他超卓“史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在《史略》中，也确有一些谈作品的文字没有谈到作者，而只是就作品谈作品。之所以如此，在鲁迅那里，并非是忽略或放弃了既定的手法和思路，而是因为这些作品的自身条件——它们常常是一些孤立的、甚至是残缺的存在，不仅找不到作者的蛛丝马迹，甚至不能确知作者为谁。这种情况在小说普遍受到歧视的中国古代，可谓屡见不鲜。对此，阿英是看到了且有过指陈。既然如此，他仍要把这条断为《史略》的缺陷，便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阿英指出的其余三条还是很有道理，其中第一条，说鲁迅的小说史论缺乏对时代经济背景的分析，便正好道出了《史略》的薄弱环节。事实上，正是这一视角的缺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对于中国小说发展繁荣原因的深入阐发。较少关注和研究社会经济，恰恰是鲁迅作为学者的短板和局限。至于第三、四条说《史略》因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存在一些疏漏与误断等，更是在所难免、毋庸讳言的事实。关于这些，欧阳健的《〈中国小说史略〉批判》（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已作出系统辨析和详尽陈述，从而足以证明阿英当年的说法。
《晚清小说史》是阿英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阿英对《史略》亦多有引用，其中多为立论依据，系肯定性指向，但也有商榷性意见。譬如，在谈到晚清小说总体特点与评价时，阿英认为：
鲁迅谓其“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虽极中肯，然亦非全面论断。晚清小说诚有此种缺点，然亦自有其发展。如受西洋小说及新闻杂志体例影响而产生新的形式，受科学影响而产生新的描写，强调社会生活以反对才子佳人倾向，有意识地用小说作为武器，反清、反官、反帝、反一切社会恶现象，有意无意的为革命起了或多或少的作用，无一不导中国小说走向新的道路，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同样是不应忽略的。
对于晚清小说，鲁迅一向评价不高。之所以如此，固然与其审美趣味有关，但其中也不能不说包含着他认识不足、以偏概全的缺憾。相比之下，阿英在此一领域用力甚勤，检阅良多，立论就更显全面、辩证和稳妥。
不难发现，赵景深和阿英作为《史略》早期研究的两家言说，不仅围绕《史略》的文本实际，提出了若干或赞许或商榷的具体意见；而且在此过程中，积极实践了鲁迅所提倡的“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研究和批评态度。如果说那些具体的褒贬与臧否，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学术的进步，有可能淡化其存在的价值；那么，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估衡原则和文学评价态度，则迄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榜样力量。
当年，增田涉把要为鲁迅写传的想法告诉鲁迅之后，鲁迅立即抄了“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郑板桥语）两句诗送给他，表明自己所主张的不虚美和不避丑的传记精神。我想，如果鲁迅在天有灵，看到赵景深和阿英关于《史略》的研究和评价，应该感到莫大的欣慰吧！
（实习编辑 刘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