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隆时期的明王朝，北方受着鞑靼诸部的威胁。倭寇基本消灭后，明朝廷便集中全力对付鞑靼等部。 在明代，把蒙古称作鞑靼。明初以来，双方长期处于对立。辽东关外则是朵颜、福余、泰宁组成的兀良哈三卫。朵颜等卫是明王朝属卫，但反复无常。嘉靖末年，鞑靼的俺答和小王子(明时人称作土蛮)经常袭扰明朝北部边镇。朵颜卫首领董狐狸、长昂等则与鞑靼势力勾结。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俺答率众数万掠山西。同时，朵颜等卫又勾结小王子，攻掠蓟镇、昌黎、抚宁、乐亭等地，抢掠居民、牲畜和财物。小王子的骑兵一直打到滦河，震动了北京。
这时，昏庸的明世宗刚刚死去。明朝当权集团力图对日趋腐败的朝政加以整顿。面对鞑靼的严重威胁，如何加强北方的防御，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西北有王崇古，东北有李成梁，边防稍固。唯独京师门户的蓟州一带，形势最为重要，防御力量却最薄弱，亟待加强。于是，朝臣便都注目于在东南抗倭斗争中显露出了杰出军事才能的将领们。
(一)北调蓟门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六月，工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请调戚继光来昌平练燕蓟兵马。此时，戚继光除任福建总兵兼及浙江金华、温州二府外，又被晋职兼管广东潮、惠二府及江西伸威营军务，责任重大。福建当局上疏朝廷，请留戚继光以安定地方，故没有调成。是年秋，俺答和小王子屡犯塞，北方形势危急。御史李叔和又上疏，请北调戚继光任蓟镇总兵，吴时来也再疏推荐。穆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兵部同时还调谭纶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与戚继光共同负责防边。
戚继光幼承父教，青年时期又曾戍守蓟州五年，对蓟门军事情况是熟悉的。他在抗倭斗争中，也一直没有忘记北方的鞑靼。曾将抗倭战事与西北边事加以比较，指出西北边事有五难：第一，倭寇来犯，最多不过两万人，鞑靼骑兵则常达数十万。西北边界数千里，明军兵力分散。鞑靼集全力以攻一点，故常能突破而入。第二，倭寇基本是步兵，战斗在五步之内。鞑靼尽骑兵，行动疾速，更难抵挡。第三，明军作战主要靠火器，但在北方，常处下风，作战不力。第四，倭寇受大海和季风影响，来去有一定时间，便于掌握。而鞑靼来去不定，活动规律难以掌握。第五，北边各镇，相互观望，人心不齐，号令不一，更加削弱了防御能力。戚继光感慨地说，上述五难有其一，事情就不好办，何况五难俱全呢?(《明经世文编》第338卷)他的朋友汪道昆曾问道：假如一旦大将军受命往西北防边，打算如何决策呢?戚继光的回答的是，北方的京军、边军、班兵以及招募而来未加训练的乌合之兵，均不可用。必须朝廷给他偏将三十员，募兵十万，按照练浙兵的方法训练三年，而后才可以出击作战。至于战术，戚继光根据北方地理和鞑靼骑兵的特点，提出了车步骑联合作战的设想。戚继光后来奉调北边，正是按照这样的考虑，向朝廷提出自己的守边方略的。
在调戚继光来北时，吴时来曾提出同时调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但未得朝廷允准。当俞大猷得知戚继光北调时，曾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以作鼓励。信中说：“丈夫生世，欲与一代豪杰争品色，宜安于东南，欲与千古之豪杰争品色，宜在于西北。”(俞大猷《正气堂集》第十二卷)他衷心希望戚继光“努力自爱”，以报国家，创“传之千古”的伟大功绩。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元月，戚继光满怀与千古英雄争豪的壮志及“直欲捣祁连”的急切心情，来到了北京。立即向朝廷上《请兵破虏四事疏》，对练兵、军饷、制兵器、均赏罚等有关事宜，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他向朝廷提出了懈决北方问题的上中下三策。如能给他募十万新兵，练成“节制之师”，出战则定操胜算。然后以这十万兵为基础，分训九边之兵和京营，全国军事力量就会大大增强。再大修屯政，寓兵于农。冗兵既可汰，冗费又可省，不仅强兵，且能富国，此为上策。其次，练兵五万，也可与鞑靼一战，不使南犯，保内地数十年之安，是为中策。再不得已，练兵三万，这样难说一定会有功，但也可加强防御。待敌来攻，乘机出击，这是下策。如果连这也办不到，使他所率不过万人，北地如此辽阔，那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戚继光的议论精辟透彻，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也切实可行。但这时朝廷内部，阁臣之间相互倾轧。高拱已经罢去，徐阶也渐失去穆宗信任，多次请求致仕。张居正尚未掌握实权。大臣议论纷纷，政见不一，朝政很不振作。兵部尚书霍冀将戚继光留在京师，仅命他担任神机营副将。神机营是京师三大营之一，设副将二人。该营虽辖兵数万，但每一副将能直接统率之兵才六千人。而且京兵多为权豪隐占，营伍懈弛，无法进行训练，戚继光对此深为失望。这年三月，他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名叫《请兵辨论》，以图说服当政大臣，同意他练兵十万的建议，但没有成功。由于蓟辽总督谭纶的竭力推荐，是年五月，戚继光被任命为总理蓟州、昌平、辽宁、保定练兵事务，节制四镇，权力等于总督。
戚继光到任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写了《定庙谟以图安攘疏》、《练兵条议疏》、《上军政事宜》等奏章，对边防、练兵等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和建议。他指出当时蓟镇的军务状况是，士兵看来最多，其实很少，原因是有被役古、兵力分数、放任自流等七条，还有兵将不练之失六条，虽练无益之弊四条。因此边防形势是令人担忧的。他主张应该接受谭纶募兵三万的建议，另外再从边兵和京军各抽选三万，加上南兵一万(新募铳手三千，加原练义乌兵七千)，共十万，进行训练。万不得已，则从各边卫军、班兵抽选及募山东、河南、直隶兵三万，加南兵六千，连总督、总兵、巡抚标兵共五万，以备操练。他还提出要整顿军纪、严肃军令等。戚继光的这些建议立即引起了蓟镇原有将领的忌恨。当时，戚继光所任的“总理练兵事务”一职，只是个临时设立的官衔，连正式衙门也没有。蓟镇原来还有总兵官，一镇二帅。诸将都将这位总理视为临时之官，不听他的命令。这种情况使谭纶和戚继光都十分烦恼忧虑。戚继光只得上奏朝廷，说明此情。
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二月，朝廷调回蓟镇总兵郭琥，重新任命戚继光以总理衔兼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一镇二帅的局面算解决了，但戚继光的“总理”这时已成虚衔，他的权力实际上只限于镇守蓟州等处，募兵训练之议也就无形中停止了。
(二)以守为主，“不战而屈人之兵”
明朝对于鞑靼，自成祖朱棣以后，就一直采取以守为主的国策。中期以后，国势日衰，隆庆承袭嘉靖之弊，显然难以接受戚继光练兵十万之议。戚继光是一个很重现实的人，他的设想无法实现，便从现有的条件出发，确定以守为主的战略，将重心放在加强北边防御力量的建设上，以阻止鞑靼的南犯。
要完成这样的重任，谈何容易。在戚继光之前，十七年间，蓟镇换了十员大将，都以得罪而去。总督王仔、杨选并在这里掉了脑袋。可见蓟门防守之难。究竟难在何处呢?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蓟门防御中的实际困难，二是人事方面的纠葛。以前者言，蓟门防区辽阔，而兵力薄弱。宣府防地六 [ 2 ] [ 3 ] [ 4 ] 百里，有兵十五万。大同防地千余里，士兵也有十三万五千。蓟州、昌平防区。东西长达二千四百里，客兵外，士卒“不满十万，而老弱居半”(《明史》第222卷《谭纶传》)，又长久未经严格训练，既弱且骄。在此情况下，敌方聚众来攻，我方分群驻守，失利在所难免。以后者言，当时朝廷当权集团，议论不一，相互掣肘。蓟门地方，总督与巡抚、巡按之间，意见相左，互相牵制。防线如此之长，各将领之间矛盾更加难免。然按戚继光的意见，问题的症结之处，还是“不在边鄙，而在朝廷，不在文武疆吏，而在议论掣肘”(《戚少保文集》第二卷)。上述问题不解决，蓟门防御也就无法巩固。
然而，恰恰是在这个使戚继光的前任们丢官丧命的“症结”上，戚继光却是难得的幸运儿。隆庆间，虽然内阁诸臣相互龃龉，以至倾轧。朝官也各附一方，互相抨击。加上财政困难，使得戚继光所提练兵之议无法实行。然内阁诸臣，无论徐阶、高拱，还是张居正，对戚继光都是倚重信赖的。神宗万历初，张居正担任首辅，锐意改革，加强北边防御力量是其改革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张居正对戚继光更是十分信任的。每遇边事，经常同戚继光商量。戚继光部下有欲作难者，则立即调开。在同僚中，先后在蓟门与戚继光共事的总督大臣，挚友谭纶自不必说。隆庆四年秋，谭纶调任兵部左侍郎，继任总督是原保定巡抚刘应节，与戚继光同乡。他虽在巡抚任上曾与谭纶有过不同意见，但同戚继光是相互信任、感情融洽的。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任总督的梁梦龙，是张居正心爱的门生，对戚继光也积极赞助。谭纶、梁梦龙后来入朝，都任过兵部尚书，对戚继光继续予以支持。
当然，戚继光能与上级和同僚相处友善，并不是完全出自偶然。首先是他们大体上都能以国事为重，为人较正派。另则也和戚继光自己深明时世，注意品德修养有关。他说过：“幸生斯世，势处松梦。虽有千尺之资，苟无以植之者，将不敢与寸草竞短长。”丝萝之秀，固不常有；而附枝松柏，产不常同。(《止止堂集》《愚愚稿》上)明白正统以后，重文轻武，武臣地位日低，嘉靖以后更甚。戚继光对此深有感慨，但这是个人之力无法挽回的。戚继光了解到，武将如不能得到文臣大僚扶持帮助，就根本站不住脚，更不用说建功立业了。这就如同丝萝，不依赖松柏，是无法攀附高升的。戚继光不是趋炎附势的小人，他明白，有各种不同的“松柏”，他要选择比较正派的大臣，引为援助，以实现报国壮志。戚继光深感当世知音之少，却能得张居正、谭纶等扶持帮助，自然十分高兴。戚继光本人，严于律己，涵养有素。
他在一个扇面上写下了如下的话，以资自勉：“制暴怒，戒多言，时饮食，节财用”，“廉正律己”，“勤劳任事”，待人以诚，要“从宽厚处立心”，“切勿恃智而矜怀”等(《止止堂集》《愚愚稿》上)。戚继光这些品德涵养的内容，自然带上了当时的时代和阶级色彩。然而他善处上级、僚友以至下级，又确实得力于这些修养。正是由于这些与戚继光有密切关系的大臣，与他相处友好，对他积极支持，因此，戚继光“动无掣肘”，能放手行事，使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得以在现有条件下充分发挥出来。
戚继光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使蓟门防线由弱变强的呢?防御鞑靼诸部，不外战守二策。守则需要有坚固的防御设施，战则要了解对方动向，练成能战之师，并找到阻止对方强大攻势，克敌制胜的有效战法。戚继光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遍察军情虏状”，亲历山川险夷。对敌我双方的作战特点，蓟门的地理风物等等，了如指掌，从而采取了如下一些主要的守战措施。
1 加固长城，创建空心敌台。
明代北边大同、宣府一线长城，自成化间总督余子俊已议修建，没有完成。嘉靖间，经总督翁万达、杨博等完成了筑城工作，边防稍固。当时边臣将大同、宣府列为重点。蓟州一带，作为“次边”，城墙虽修，均较低薄。有些地方。形势极为险要，仅置单墙一线，甚至还有倾圮塌陷间断不接之处，而且都未建墩台，不能有效地阻止敌方攻势。戚继光亲自沿线巡察，发现上述情况，极为重视。自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五月，就向朝廷提出“修各路边墙”。得准后，亲督士卒，一边加高加厚城墙，在墙两面均设垛口，外墙下修筑短坡，以屏障墙垣。又在黑峪关等要冲之地，增筑重墙。同时，在长城上骑墙创建了空心敌台。
空心敌台和过去城上原有的砖石小台大不相同。从前那种小台，相互间不相联络，也无法贮存军器火药。士兵露立台上。敌来居高放箭，兵卒元处藏身，一攻即溃。空心敌台高三至五丈不等，周围阔十二丈至十七八丈不等。台基与城墙平，向城外突出一丈四五尺，城内突出五尺余。台共三层，中层是空的，四面设箭窗。上层建楼橹，四面是垛口，用以�敌。下层发火炮射敌。根据地势险缓不等，或数十步、百步，或一百四五十步，最多二百余步，建为一台。各台之间相互声援。每台住精壮士兵十名。设百总一人，负责攻守。台正、台副各一人，专管台内军器辎重。约五台设一把总，约十台置一千总。台中贮备必要的火器弹药军粮。在两台之间空处，另拨客兵60名防守。就敌台附近建置军营，实行屯田。空心敌台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夏天开始动工。但当时一些边将反对，说空心台和长城都无法阻挡敌人攻势，弄得人心摇动，皆怀观望。恰好戚继光之弟戚继美率领沂州兵前来戍守。戚继光奏请朝廷，留这支兵改修台墙。戚继光亲授台制，勉励他们认真修造，首先完成七座。人们开始看出空心台确可有效御敌，人心始定，工程才顺利地开展起来。戚继光原来向朝廷建议修空心台3000座，但朝廷只批准1200座。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建成了1017座。由于戚继光一再坚持，到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二月，在蓟州、昌平一带逶迤二千多里的长城线上，共建成威武雄壮的空心敌台计1337座。总督刘应节曾上疏指出，空心敌台有十大优点，使防御力量大增。简言之，士兵见举烽火，立即登台应战，施放铳箭，使敌骑无法近台。即使万一敌人突墙而入，台中士卒仍可据台坚守待援，也可乘机出击，牵制敌人，使敌不敢深入。在当时的条件下，真可说是“金汤之固”了。
2 车步骑多兵种配合作战。
原先蓟镇将领，只赖一道边墙，也不练兵，仅依靠数百家丁。敌骑大队冲来，便以众寡不敌为口实，向后逃遁奔命。等到敌骑饱掠而退，便再率家丁随后杀几个零星残敌，谓之“剿零”。更劣者甚至残杀百姓以冒功。他们根本不敢与敌骑正面开战，采取了消极防御以至退避的错误战略。戚继光否定了这种单纯防御的消极办法，他的以守为主的战略，是要通过堂堂一战以重创敌人的积极行动，来达到防守的战略目标。为此则必须依靠有训练的军队，实行车步骑配合作战。
由于朝廷没有接受他募兵训练之议，戚继光只得操练蓟镇现存之兵。他写了《练兵实纪》一书，一边训将，一边练兵。蓟镇兵将久未受过严格训练，纪律松弛。戚继光力陈边政弊病，申谕将士，严格整顿军纪。又奏请朝廷，调南兵一支来北，以为表率，倡导遵守节制和勇敢精神。隆庆三年(公元 [ 1 ] [ 3 ] [ 4 ] 1569年)春的一天，胡守仁率曾经受过严格训练的三千浙兵，抵达蓟镇郊野待命。恰逢大雨，部队直立雨中，军容整肃。从早晨直至下午，丝毫不动。边军将领见此情景，惊骇异常，说：“将军之令竟能达到如此程度么?”在训练过程中，戚继光又汰去一批不称职的庸劣将领。对那些不遵节制、违反纪律的军官和士兵，按章处治，毫不容情。对训练有成绩的，便加升赏。从此边军将士深知戚继光军令之严，再也不敢等闲视之了。浙江兵后来增加到近万人，主要用作守卫敌台，同时成为戚继光蓟门练兵的骨干力量。
戚继光上任初，以筑城、建敌台为主，交叉练兵。由于士兵分散，每月抽出一定时间，进行“小操”、“分操”，以练武艺为主：隆庆五年秋，敌台初步建成后，戚继光逐步过渡到以操练为主，以与敌人实战为目标，对士兵进行“合教”、“合练”，尤其重视练成节制之师，使“数万人联异为同，聚少成多，合寡为众”《练兵实纪杂集》第四卷。逐渐改变蓟镇将士原来的消极避敌思想和腐败习气，使他们接受戚继光的积极战略，战斗素质大大提高。
戚继光还根据蓟门地理特点和鞑靼万马驰突的作战特点，制定出了车、步、骑多兵种配合作战的新战法。车步骑合营的组建办法是，以经过训练的步兵一支、骑兵一支，与车合为一营。将车两行列定，车箱俱外向，每两车一联，派骑兵一旗，“将骑兵旗总与两车车正三人互相认识……不许相离…一任是如何行营，内外转折，骑兵只在二车箱里”，“紧紧相随。车向何转，骑兵向何转。如此记定，就是一营十营一万十万，再不错乱。前亦不耸，后亦不断，亦无车前马后，马前车后之误矣”(《练兵实纪》第一卷)。
车、步、骑三者的关系是，相互配合，以车为正兵。车步之间，御敌之冲锋以车，卫车则以步，“车以步卒为用，步卒以车为强”(《辨请兵》，《戚少保文集》第四卷)。车骑关系，“壁垒之间，马兵虽恃车为固。而缓急之际，车兵必倚马为锋。凡遇过险及猝然伏起，须先以骁将领精健胆勇马兵五百余名，出前列阵，以遏游伏之贼，以便车兵扎营”(《选编车营马兵》，《戚少保文集》第四卷)。
临战，车为营壁，两车之间联以鹿角拒马器，锋刃向外，作马步军之屏障。车上置佛郎机、鸟铳、火箭等火器。敌骑数万袭来，车兵发火器，不断射击，敌骑必为车阵所阻。步兵恃车掩护，同时出击卫车。鞑靼骑兵所使马刀，长不过三尺。戚继光教步兵多用七八尺开外的狼筅、长枪、钩镰、大棒、钯棍等长兵刃，以长制短，亦足胜敌。骑兵一则卫车，又备临时出奇抄敌之用。对战车本身也加以改进，视战争状况，车阵可止可进。战胜追敌，则步骑递用，亦不离车太远，以防敌人回冲，失去屏障。平原广阔之地，以车战为主。半险半易的近边之地，以骑战为主。若在山势险峻，林木繁盛之处，则只能用步战。
车兵、步兵、骑兵，作为独立兵种，古已有之。明初，不重车战，战车大抵只作为运输工具。正统以后，车战之议渐起。嘉靖间，俞大猷曾在大同用战车力挫鞑靼十万余众。然将车步骑三者有机地配合起来，用以胜敌，则为戚继光的创造说明戚继光的军事思想较之前人来，大大前进了一步。
车步骑配台，战车这种“有足之城”，又同加固了的长城和空心敌台配合，更足以阻敌骑攻势。据史籍记载，鞑靼曾准备大举南犯，但在长城外徘徊两月，终不敢进，戚继光确实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
3 建立侦察系统，准确掌握敌情。
过去边将不重视侦察工作，军官常役使哨探出外砍柴伐木，不能专心侦敌。哨探探明真情，有功不赏；误事有罪也不罚。以此敌情不明，总是等敌人已到，才仓促应战。戚继光认为，善于守边的将领，首要任务仍在加强侦察，了解敌人动向。他多次严令，禁止军官私役探。将哨探分为明哨(深入敌境使察者)、暗哨(预先潜伏敌营侦谍者)、架炮(敌人将要到边，紧急传报消息者)。探事确实有功者，予以重赏；不实误事者严加惩罚，以加强哨探的责任心。戚继光还在长城上广建烽火墩台。每台设专军五名，加强�望，并将各种传警信号编成《传烽歌》，以便军士熟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八月，他又蓍《哨守条约》，颁给备台官兵认真学习。他同时还十分重视奖励“属夷”(归顺的蒙古部落)来提供敌情，从而建立比较完整的侦察系统。为了保证侦察工作无误，戚继光还指出：“惟有多差广探”(《条陈尖哨事宜》，《戚少保文集》第五卷)，并且使明哨、暗哨分开，不许相约，各自为哨。这样，即或一路失事，他路仍能送回情报。当哨探在日外探知敌人来犯确报后，飞马回关。架炮传炮相闻。沿边墩台，立举烽火相应。守台官兵闻警即刻登台准备应敌，并迅速调集部队备战，以及时有效地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
4 分而能合，各路协同。
过去，蓟门漫长的边界线上，防守力量分散，“官兵数垛一人，援兵驰集不及”(《陈边情及守操战车》，《戚少保文集》第五卷)。戚继光早已了解这一点，但蓟门边界蜿蜒二千多里，决不可能处处都布置重兵。因此，戚继光提出，兵力配置应当做到“分而能合”，方能。“无所不备而又不致无所不寡”(《上政府大阅事迹》，见《戚少保年谱耆编》第十卷)。敌兵数万或十数万骑突然袭来，我方也能立刻聚兵数万、十数万相拒。如何做到这一步呢?戚继光和谭纶相商，根据地形险缓及道路远近，将蓟门地区分为12路。每路3000兵，设专将率领。为便于节制调度，又分12路为东、西两协，每协辖六路(巡抚标兵属东协，总督标兵属西协)，设协守副总兵分理(万历三年又增设中协，改每协辖四路)。战车七营(后增至十营，每营128辆车，官兵3309人)也分属各协及总兵指挥。全线由戚继光统率。平时各路哨探、修城、防守之事，由各路将领负责。但不得各拘防地，互分彼此。遇警时，必须相互声援，共保无虞。
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戚继光在蓟门十分重视练将。训练将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诸将领以国事为重，同舟共济，加强团结。除了平时教育，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六月二十一日，戚继光将所属副总兵以下至参将、游击等将领，集中到他的住处止止堂，坐定后，开口便问：“诸位知道我们今天所坐之处是什么地方吗?”众将摸不着头脑，不敢回答。戚继光接着说：“这不是三间房子，而是一只航行在江海风浪中的漏船。处境是十分危险的。如果船上的人坐的坐，睡的睡，心不同，力不齐。船一旦被风浪冲碎，那时不分贤愚，无论恩仇，就都只能一起被淹死。全船之人应当明白处境之险，存共患共难之心，掌舵的掌舵，掌缭的掌缭，同心同力，才能将此船撑过江海。到了对岸，大家爱往哪儿去，可以各投各路。可如今我们还身在漏船之上，故希望各位能共拼一个死力，把船撑过去。否则船一沉，谁也免不得覆灭的厄运。”此会共开了数日，戚继光还详细切实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长短利弊，指出克敌制胜之方。他反复要求众将和全军，应“合众人之心为一心，合众人之力为一力”(以上都见《练兵实纪杂集》第四卷)。会间，戚继光还慷慨赋诗： [ 1 ] [ 2 ] [ 4 ] “独立怀知己，多歧叹宦情。古今谁侠气，天地一愁城。万里犹投笔，千年荧请缨：君俱学剑者，报国有新盟。”(《庚午滦上赋示会盟诸君》，《止止堂集》《横槊稿》上。)
勉励诸将克服过去的成见，为了“报国”而团结一心。这次会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将领之间的团结，有了明显的好转。
为了避免在敌方入侵时耽搁时间，贻误军机，戚继光还规定了各路之间互相增援的次序，以便闻警自动聚合。如敌攻某路，哪路应首先赴援，哪路次之，哪路又次之。这样，某路被敌攻，传烽火报警，各路援兵不待调遣，次第立至。从而做到平时分巡，战时各路立合，聚成众兵，足以退敌。
5 创建辎重营。
原先，蓟镇将领也不重视后勤工作。“每遇敌人，军人骑一马，即盔甲什物，已极力难前。别无驮载马骡，往往枵腹数日，徒具人形，莫能荷戈，焉望鏖战……其经过城坚，即有本色草料积贮，彼时追贼之机，毫不容发，数万之众，若候总入一仓支放，亦得一二日乃完。不知驰骛之虏，行百里矣。故虏入内，必变客为主。我军常以主为客，职此之由也。”(《建辎重营》，《戚少保文集》第四卷)可觅这个后勤供应工作乃是一个十分重要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八月，戚继光上疏朝廷，建议设置辎重营。得朝廷允准，便着手筹建。开始建三营，后增至六营。每营大率80辆(另有中军鼓车三辆)，每辆用骡八头。此车和战车不同，“不用正箱，不用门车，俱是左右偏箱。开营两路而行，遇贼合为方营待战，并不移动”(《练兵实纪》第一卷)。
辎重营编制稍复杂。每车为一宗，设车正一人；五宗为一局，设百总一员；四局为一司，设把总一员，二司为一部，设千总一员；二部为一营，设将官统率。每车共20人，内分车兵和战兵两个系统。车兵为正队，包括舵工、骡夫，专管运输、防御，保证车辆运行。战兵为奇队，由队长带领，专管遇敌打仗。车兵、战兵不相干预，但统归车正管束。每辎重营共有军兵1660人，还有太小各类军官254人。每一辎重营可以运米兰百石、烘炒三百石、黑豆五百石，能供一万马三日之食。出征时又令每军自带干粮二三日，这样就足够战斗过程中所用了。
除了上面所述，戚继光在蓟门练兵，不仅训练主兵和所募南兵，对前来戍守的客兵和将领家丁，也一体进行训练，以提高垒军战斗力量。他还前后两次招募当地士兵6000名，加以操练，保卫地方。同时注意整修和改进兵械火器，以及其他许多兴利除弊的措施。通过这一系列艰苦的努力，戚继光终于赢得蓟镇将士的信赖。蓟门防线经过戚继光多年的严格整顿、训练，兵强马壮，器械犀利，编制精明。军容之盛，已成为当时诸边之冠，确可谓有“磐石之固”了。
(三)击退鞑靼和朵颜的侵犯
今天看来，鞑靼、朵颜等蒙古诸部的历史，都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他们与明王朝的战争，同中国疆域以外的外来势力侵犯中国，情况是不同的。然用历史的眼光看，当时的明王朝和鞑靼是两个对立的政权。朵颜反复其间。他们和明王朝之间的战争也就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别。鞑靼小王子和朵颜董狐狸等，经常率众进犯明王朝，抢劫牲畜、财物和人口，严重危害：边地百姓的生活和生产。故戚继光率军保卫明王朝疆界，打退他们的来犯，便是必要的和正当的。
戚继光对鞑靼等部采取的总战略是以守为主，但对来犯者则予以坚决还击。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十二月，朵颜酋长董狐狸及其侄长昂，依恃小王子势力，屯聚会州，谋犯蓟镇董家口、榆术岭，青山口等处。戚继光率师驻墙子岭，闻警立即率兵援助，在青山口用枪炮、�石、弓箭等击败敌兵前哨。复引兵出山击敌，大获全胜，董狐狸等逃走。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三月。明王朝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严束所部，不使南犯，西北边境平静下来。但鞑靼小王子部仍拥众十余万，勾结朵颜等部，不时侵犯蓟州和辽宁。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二月，董狐狸等陈兵喜峰口，求索重赏不得，大肆抢掠杀戮，并乘夜偷袭孥子谷，被戚继光督军击败。四月，董狐狸、长昂等又勾结小王子所部插汉儿等偷袭蓟镇，在桃林、界岭等地，被明军分别击败。董狐狸几乎被擒。这年，戚继光以功晋升为左都督。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正月，长昂逼迫长秃(董狐狸之弟、长昂之叔)率众侵犯董家口。戚继光率明军从榆木、董家二关出师，南北夹击，大败朵颜军。一直追出城外150里，活捉长秃。长昂率部移住会城。于是董狐狸和长昂不得已率所部酋长及亲族240多人，叩关求降。戚继光和都督刘应节等议决，接受董狐狸等投降，释放长秃，允许如过去一样通贡。直至戚继光离开蓟门，董狐狸、长昂等始终没敢再来侵犯。
蓟门在戚继光督率下，防务十分坚固。小王子见蓟门无隙可人，便转掠辽东，因此这时只有辽东一带战争激烈。与那些心胸狭窄只顾本位的将领不同，戚继光处处以国事为重。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七月，他上疏朝廷，主动提出率大兵援辽。是年十月，小王子所部伯彦、苏把亥、黑石炭、银灯等率众五万多骑，经范儿营、锦川营进攻辽东。辽东守将李成梁请援。朝廷命戚继光率兵援助。戚继光急率众驰往，与鞑靼兵转战于狗儿河、石河墩等处，重创鞑靼兵。伯彦等见明军力量强盛，遂寻机悄悄撤出塞外。戚继光率军追敌数百里，直抵燕山，勒石记功而还。戚继光以功加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
戚继光镇守蓟门16年，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切实措施，故使得边备修饬，边境平安。后来继任的将领，保持戚继光的既定办法不变，使蓟门边境保持了数十年平静，百姓得以安宁地劳动和生活，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 1 ] [ 2 ] [ 3 ]
